韩雨亭 申兴
　　早晨八点半，深圳盐田区华大基因研究院（BGI-Shenzhen，以下简称华大）门口，几千名员工被巴士送到了这里。他们成群结队，鱼贯而入，就像是中国沿海地区现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整齐划一的工装，这些衣着休闲的年轻人将要面对的也不是枯燥的生产线，而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这个混杂在深圳工业区无数厂房中的机构，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基因组学测序中心，而这些工蚁一样的年轻人，则是这个组织的科研人员。
　　在华大实验室里，数百台超级测序仪，以及成百上千名基因、遗传和生物的科学家正在废寝忘食地进行试验，他们雄心勃勃地要“改变世界”。这家机构对外宣称，自己已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其测序能力及基因组分析能力世界第一，测序仪全年产出数据量与全美国四大测序中心产出数据量总和大致相当。
　　“我们要引领世界潮流。”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说，语气狂傲。“引领世界”似乎已深入到华大年轻科学家们的潜意识，或是一种信仰。事实上，这种信仰正在转化成一股可怕的力量。
　　至少在学术上，这个不为人知的机构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设定的目标。截至今年7月份，深圳华大已在《科学》、《自然》、《自然·遗传学》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38篇科研成果论文。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最近发布《自然出版指数2010中国》报告，在报告同期评选的中国前十位科研机构中，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名列第四，前三位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第五名是北京大学。
　　相对于中国其他科研院校，华大实在太年轻了，它只拥有12年的历史。1999年9月9日，为了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1%　项目”，杨焕明、汪建、刘斯奇等几位海归科学家，创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 12年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承担其中绝大部分工作）、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炎黄一号”（100%）、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抗德国大肠杆菌研究、大熊猫、马铃薯、人类肠道基因组等多项基因组科研工作。华大在权威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占全国发表总数量的20％-30％。
　　2007年，华大基因总部落户深圳盐田，并在民政局登记注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员工增至4000多人，2010年科技服务收入超过了10亿元，增长了250%，这种爆发式发展吸引了外界的注意，然而大家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未来它将去往何处？
　　“我们只是根据科学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坚持走下去。”汪建说。他说话直来直去，如果遇到不喜欢回答的，就会嘴唇紧闭，让人紧张。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只有几个汉字，“华大基因”、“汪建”、“深圳，梧桐山”，名片背景就是云雾缭绕的梧桐山，外加一个邮箱和网址。这张名片似乎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角色、身份的束缚，就像华大的未来。
　　基因世界的“五月花号”
　　只要谈到生物科技和基因研究，很多人立刻会联想到科幻电影《生化危机》中名为“保护伞”（Umbrella）的生物科技公司，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垄断组织。拥有国际性的大药厂，产品包括药物、医疗硬件、国防工业与电脑，但也秘密研究基因工程与生产生物武器。总部建筑风格和科研设备充满了未来感。
　　眼前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可能会让你失望，这个宣称拥有世界最大基因组测绘设备和能力的机构，隐藏在深圳市盐田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两栋灰色墙体的低矮建筑，看上去就是一间在中国沿海城市最典型的普通工厂，背后是海拔944米的梧桐山，雄伟而秀丽。华大未迁来之前，这里是一家鞋厂，后来倒闭了。现在，鞋厂成了研究所，科学家取代了蓝领工人，这似乎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隐喻。“这样的环境多有情调啊。”汪建似乎倒是很满意。
　　年轻科学家大多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设备、免费的住宿、饭菜可口的食堂等等。类似重症监护病房（ICU）的玻璃幕墙和霓虹灯闪烁的房间，上百台价格昂贵的在线基因组测序机，发出繁忙的嗡嗡声。2010年初，华大一口气买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测序仪。这些外形像大型计算机的机器，单次运行能产生350Gb数据。现在，华大每天的测序量可以测1500个人的基因组。
　　但人才是这里最重要的资产。从创立开始，华大就搜罗了一批优秀科学家。虽然先进的测序仪可以输出海量DNA数据，但要把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最后形成研究报告，还得靠人。
　　华大绝大部分的科研项目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完成的。例如完成《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的第一作者李瑞强、李英睿、郑汉城，整个课题研究班子的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对于华大的各个部门，他们也
　　用年轻人喜欢的称呼：实习
　　培训的地方被称为“华
　　大军校”，用于科学研
　　究的地方被称为“特
　　种兵团”。朝气蓬勃
　　的“特种兵团”办公
　　区工位排得挤挤
　　的，大部分工作人
　　员的脸孔都洋溢
　　着青春气息，你会
　　误认为自己到了
　　大学教室。在“特种
　　兵团”中，李英睿，
　　2007年还是北大生
　　科院大三学生，作为
　　华大实习生，他的研究
　　成果“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
　　组图谱”发表在《自然》杂志
　　上。现在他已在《自然》和《科
　　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赵
　　柏闻来华大时还是人大附中的一名高二学生，17岁的他曾经参与大项目黄瓜基因组测序计划，目前正着手研究人类IQ与基因的关联，他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汪建说：“我喜欢年轻人，他们脑海内没太多条条框框，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和社会毒害，所以最具创造力。”
　　在那些年轻科学家的眼中，汪建不是一个严肃的人，没架子，跟普通员工一样坐在开放的卡位，喜欢自嘲、戏谑，有时又像一个狡猾而高傲的老顽童。他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认为那是“工业革命时代留下来的产物”。7月18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成立“华大基因跨组学创新研究院”。他发现香港代表大多西装革履，就提议，今后华大的会议，禁止穿西装打领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同意！”现场就把领带脱掉了。
　　这让人想起孙中山，坚持“中山装”表达自己的革命立场。汪建现在则要领着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开辟属于中国的生物经济时代，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最后的机会了”。
　　早在华大基因的三位创始人杨焕明、汪建和于军还在海外时，他们就经常凑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惊天动地”。1998年2月，他们回国着手筹备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中国的实施。这是一个公益项目，他们的共识是：中国在IT领域已经落后，现在生物技术不能再落后了。
　　除了教授、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他另一个头衔是——总裁。但华大工作人员说，他极其反感别人叫他“汪总”。他更不愿意把华大当成一家公司，研究院注册的是民间机构，但除了基础科学研究外，也开展商业服务业务。2009年，华大营业额是4亿元，2010年超过10亿元，而汪建曾在云南科技大讲坛上扬言，“2012年达到100亿元”。2010年7月，华大欧洲、美洲分部成立，8月份这两家分部的收入已超过千万元。
　　“华大是一个独特的大机构，而不是公司。”汪建这样强调，即便再赚钱，科学研究依旧是第一位。
　　也许汪建觉得“公司”并不足以承载华大的全部使命。他不止一次对媒体说：“请不要用过去的模式套用现在的事物！”他希望自己和年轻科学家像1620年从英格兰“五月花号”登船的那102名清教徒，为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开辟一片新大陆。
　　他喜欢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曾经有位女员工把头发剃光了，他当场奖励了她8000元。
　　“如何建立华大员工的创新思维，我只有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前我要求所有来华大的人，先格式化大脑，别用你的经验、当前的感受，判断和决策一件事，它们都太多局限了，你要先静下来想是不是欺骗了自己？”
　　此刻的汪建更像一位偏执的革命家、宣道者，他知道，想让华大团队更具创造力，他必须对每名年轻科学家从思想上进行革命，包括自己。
　　神奇的“八瓜鱼”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生物学正沿着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当以人兽胚胎、基因测序、克隆人等代表的现代生物科技革命一路高歌猛进时，它也越来越多地与古老的生命伦理狭路相逢。在两者激烈的碰撞中，究竟是科学挑战了伦理底线，还是伦理捆绑了科研手脚？
　　面对别人追问基因测序引发的伦理问题，汪建通常的态度圆滑而强硬：“这个问题不讨论，我不知道转基因食好不好，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凡是华大的基因食品，我都会吃！”“不讨论”并非就意味着不存在，事实上，有关于基因测序的伦理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汪建说：“对于法律规定不能做的，我们坚决不会做！”
　　除了伦理问题，外界对华大另一个好奇是其模式，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任何人能用准确的语言来给它定位，是个科研机构，还是个企业?是体制内的，还是民办公助？面对这些疑问，汪建的回答很干脆：“无所谓，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汪建用章鱼来形容华大。在内部刊物《华大点滴》的封底，“神奇的章鱼”有这样的特点：“高度灵敏，细致观察，特殊防卫，智慧进攻，适者生存，能者发展，强者为王。”
　　“这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好，就是提倡先干，不讨论。”汪建说，“如果大家都支持，那我们就把华大变成中国未来社会一股动力，如果大家都不支持，那我们自己哼哼唧唧总可以吧。站在人性角度，只要不危害社会，你们也管不着。”
　　与欧美同行相比，汪建、杨焕明作为1950年代生人的科学家，内心多少还保留了一点“科学报国”志向，只是汪建不喜欢在年轻人面前承认。如果你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会说：“是一种生活模式的选择。”然而他又往往不经意地把华大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共同特征。
　　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召开。汪建他们决定效仿法国，以民间名义独立运作，最后从该计划中争取到了1%的测序任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2000年6月26日，当华大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1%的任务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为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的机构，未来何去何从？
　　为了保证华大继续生存，他们决定用“以项目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获取发展的现金流，保证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再带动以生物科技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
　　美国《福布斯》杂志预计，基因组学市场在未来10年内将达到1000亿美元，生物科学家分析大量数据，将会为人类在医疗、农业、工业等多方面提供新的方法和用途。像微软、谷歌、IBM和英特尔公司都已把投资触角伸入到了基因组学——想利用自己在数据处理方面的能力扩展至该领域。
　　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问世以来，DNA测序的速度提高了上百倍。例如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6国科学家历时12年、花费30亿美元，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制；而现在，只需要几个星期、花费数十万元人民币即可完成。
　　2009年后，华大面临着突发式增长，“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正在形成，跟国内外多所大学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哥本哈根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教育培养体系，例如2+2+X学生培养模式、硕博士联合培养模式及开放课堂培训，因为平台优势，迅速筛选出了一批杰出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华大基因正准备筹建一所高等研究型学院，深圳市政府也在为此争取。汪建说：“这比想象中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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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颠覆了传统科学人才培养模式。英国《自然》杂志曾针对华大写了篇社论——《科学家需要博士文凭吗》。社论称，华大的年轻科学家们正在颠覆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年纪轻轻，他们就已经参与到重要的科技创新中来。这篇社论也提出了问题：学生知识面是否要足够宽广？他们是否懂得数据完整、保守个人机密等道德规则？
　　2010年，华大分支机构以惊人的速度遍地开花，除深圳总部外，在北京、杭州、西藏、香港、老挝、欧洲、美洲、亚太都设立了分公司或新实验室。旗下拥有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华大方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版图急速扩张背后，华大的科研能力、技术平台和经营能力日趋成熟。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传统工业已穷途末路，中国正谋划下一轮的社会转型，而像华大基因“产业研”均已成熟的科研创新公司，自然成为地方招商的香饽饽，希望能在即将来临的生物经济中分一杯羹。
　　2010年4月，深圳华大与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签署合作协议，华大基因将在武汉光谷进行整体投资，建立一座覆盖生物医药、农业、能源、制造和环保等领域的产业化基地；2011年4月20日，与天津港保税区在天津保税区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华大全球布点的战略在继香港、武汉、美洲、欧洲布点后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天津华大将建成华大北方生产基地、北方农业项目研发中心及区域育种基地，并将开展健康医学、农业、环境能源等方面具有社会意义及战略意义的项目；今年7月11日，与南京市建邺区签订合作意向，计划将其华东地区研发中心落户河西新城科技园……从华大官网可以看到，几乎每周都有地方政府官员到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登门拜访，他们或许希望吸引华大落户，为地方经济“点石成金”。
　　这种政府冲动裹挟下的华大扩张，是否真的符合华大的发展之路？当地方政绩与科技力量糅和在一起，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八爪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