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利比亚人民的胜利
　　8月21日，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利比亚义军就轻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他们没有遇到一些官方媒体期望的强大抵抗，相反，首都很多人热烈地欢迎他们。
　　24日，义军占领卡扎菲的基地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说他不是胜利，就是战死。他只有后一种选择了。
　　对于利比亚民兵，“义军”是比“反对派”更恰当的称呼。在今年2月，他们还是和平请愿者，在遭到卡扎菲的屠杀之后，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组成义军保卫自己的生命，争取失去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再仅仅是和平的“反对派”。他们现在也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反对的独裁者已经被打倒。
　　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卡扎菲之流才是“反对派”。
　　更坏的是，当卡扎菲屠杀和平抗议者的时候，这位“革命领导人”已经完全转变为“人民公敌”。很快，联合国投票制裁卡扎菲，北约决定支持义军。拿起武器的平民本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但他们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又有北约空军的支持。暴政被推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近年来的利比亚，卡扎菲的支持者并不多，并且在过去半年中急剧减少。奇妙的是，在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还有一些人期待卡扎菲取得胜利，正如当年他们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一样。他们对卡扎菲本来并没有亲密的感情，而卡扎菲也很不喜欢他们。卡扎菲这些新增的外国粉丝只是在支持独裁和屠杀。
　　新粉丝们选择卡扎菲为同志，把利比亚人民当作敌人，原因无非是兔死狐悲。专制者早已把国家私有化，为了私利，他们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专制者势力强大的时候，他们绑架民意；当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绑架国家。但是这次，民意和民心在利比亚取得了胜利。卡扎菲已经失败，他的新粉丝们也必将同归于失败。
　　2月26日，中国作出了正确选择，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制裁卡扎菲。但迟至8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才向利比亚义军的根据地班加西送去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援助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将彻底抛弃卡扎菲。
　　利比亚局势再次证明：民主价值和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政策中的民主价值能够促进国家利益，而专制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
　　利比亚内战是平民与正规军之间的战争，也是平民反抗暴君、争取民主的战争。7月，起义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尤尼斯遇刺身亡，但义军的战斗力没有因此减弱，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部落之间的战争。
　　民主在北非各国取得的初步胜利表明，历史正在进入全球民主的新时期。
　　北非国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发达的经济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民主能够把获取财富的机会带给更多的人。
　　现代民主发源于西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着长期而且激烈的冲突，对西方的产物多有抵触。民主在北非的胜利表明，任何文明都可以接受民主。在初期，民主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只有当民主成为国民的生活方式时，民主才会成为他们文明和价值的一部分。
　　在伊斯兰世界之外，古老文明更不应是民主道路上的障碍物。民主的最大障碍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专制制度，以及被专制者私有化了的国家和国家机器。
　　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很多条件，而民主的到来所求不多。民众对自己的权利和人格的觉醒、对特权的愤怒、对压迫的反抗、对人人平等的向往，这几项足以促成民心向往民主。
得民心者得天下
　　当世界各地的民心都向往民主的时候，民主的潮流不会停留在阿拉伯世界。
　　在过渡时期，这些国家还不可能很快举行普遍选举，这时需要一个明确而可行的时间表。广场革命之后，埃及军方承诺修宪和大选的期限。暂时的统治者赢得了民心，具有了合法性。
　　大致说来，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上天或自然的赐予；公民的同意。前一个其实是假设，在战争或权力斗争中获胜者都能声称得到上天的眷顾，而在近代，他们又会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后一个是契约论，统治者因公民的同意而获得权力，有义务遵循公民的意志，并且接受严密的监督，从契约论中发展出复杂的理论和授权过程。
　　在现代，公民的同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在国家层面上因为规模的限制而以后者居多）是统治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公民的同意只能在选举中得到证实。
　　在上天或自然的赐予中，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的直系后裔也会被认为继承了权力的合法性，他们通常是嫡长子。
　　通常，专制国家的继承总是陷在残酷的斗争之中。为了权力，统治者不仅彼此杀戮，更会向平民举起屠刀。
　　卡扎菲的统治从最初就缺乏合法性。他在42年前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此后一直没有经过公民授权和监督。和现代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他也在培养儿子作为他的革命接班人，把国家当作私产。
　　可是，如果不是血统继承制，专制国家会有更严重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未来权力的不确定性，权贵们必然更加疯狂地掠夺民间和国家财富。同时，封闭的统治集团排斥异己，有所不为者也回避他们，于是，统治者在逆淘汰制中趋于平庸，不能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专制者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他们希望长命“万岁”，统治能够延续“万世”。如果以秦始皇的意愿为永恒的法律，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是非法的。
　　实际上，如果没有人民的同意，统治者自我宣布的合法性本身就是非法的。反抗暴政是上天赋予的合法权利，这个合法性来自上天，来自自然。推翻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是合法的，因此，国际社会很快承认了利比亚义军为合法政权。
　　在埃及和利比亚，接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得到国民支持。他们承诺将把权力归还给国民，因此有了暂时的合法性，国家有了向前发展的机会。否则，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朝代更替，如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
　　当新的统治者寻求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政治的契约时代。契约需要双方的同意，并且规定时效、权利和责任。总的契约就是宪法，现代政治的主要特色是宪政。
　　当然，各国现代史证明，民主之路会有很多曲折。现代的独裁者在“革命”时都曾经承诺民主，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独裁，民主的承诺是一个骗局。但与几十年前相比，窃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变得更难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人和今人大都深信这一点。民心需要公开和自由的表达，而独裁者和他们的帮凶只相信暴力和谎言。
　　统治者如何证明他们已“得民心”？古人没有提出具体标准，不过是“箪食壶浆”或者“祥瑞”一类，很容易伪造，确实也一直在伪造中。现代人知道，检验民心的唯一标准是普遍的选举。选举是判断“民心”的最和平、最公正、最简单的办法，可能产生的争议也最少。
　　民心在不停的变化中。公民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把“天下”委托给“得民心者”治理，还要时时监督他们。选民们定期把权力授予竞选者，绝非永久地把“天下”让渡给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指定的接班人更没有合法性。
民主的传播
　　现代民主思想起源于欧洲，在北美最早获得成功。确实可以说，民主是西方价值。
　　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形成受到地理、历史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因为原初的条件难得，民主才更显珍贵。没有原发民主的地方可以引种。只要引种得当，精心培育，民主不会水土不服。
　　在这个星球上，很多事情都受到地理限制，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也有明显的地理范围。世界古文明大都发源于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从中东一直绵延到远东。这是因为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温带的食物、牛马、矿产最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今天，发达国家也大都在温带。
　　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的粮食作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文明。民主如玉米。玉米让更多的人享受温饱，民主让更多的人享受权利。几十年之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民主制是“西方价值”？今天知道玉米原产地的人大概也不多吧？
　　如果说民主排斥土特产品，那么，唯一的“受害者”就是专制。
　　民主向外传播需要时间，各国理解和接受民主也需要时间。
　　在北非，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的革命已经持续了60多年。他们赶走殖民者，推翻帝制，这是进步。但革命者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却没有兑现，而统治者却迅速腐败，把国家当作私有财产。
　　民主不可能被长期阻挡。如果民主不能渐进，必然会突进。从苏联解体到北非的新革命，这个事实已经被多次证明。卡扎菲夺权40周年的时候，利比亚被举国庆祝，盛况空前，但他的好景已经不长了。
　　这三个国家都号称实行“社会主义”。冷战之后，各国很少再为意识形态杀人，却为个人的权力和私利杀人误国。其实，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争夺权力的工具，因此也很快堕落到为个人权力服务。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民众的觉醒是这三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中的最大进步。有鉴于此，今年新的革命即使不能完成民主的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必然向民主靠近很多。今后如果出现新的专制者，他们将有更多的障碍和顾忌。
　　当国家的目标和前进方向已经明确的时候，不会出现长期的战乱。如果卡扎菲没有镇压抗议者，利比亚军队没有助纣为虐，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将在和平中完成，正如埃及。在埃及，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拒绝统治者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局势很快就平静下来，国家将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不应该对民主抱有过高期望。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建立之前和之后都是这样。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政权，他们声称的权力来源与目标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概念与现实可能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彼此也不完全兼容。人间从来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达到完美。区别是，有一些政权在努力向这些美好目标前进；而另一些政权则在倒行逆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的民本思想
　　上引“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孟子一段话的简化版。《孟子·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从大到小陈述“得天下”的方法。如果把顺序颠倒过来，则是：把人民希望得到的给予他们，为他们聚集，他们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这样可以得到民心；得到民心，也就得到了人民；得到了人民，就得到了天下。
　　这样的政治智慧，我们今天也不得不叹为观止。
　　同在这一章中，孟子还认为，桀纣失去天下，原因是失去了民心。
　　孟子不是“民本”思想的先行者。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周初就已经进入到“民本”时代。当时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最先进的。
　　古老的《尚书》有多处强调民本。在4000多年前，大禹训诫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大禹不看重贵族或官僚阶级。
　　周武王伐商时，作《泰誓》。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上天听从人民的希望。这是周朝取代商朝的理论根据。武王还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泰誓中》）人民是上天在地上的代表，而不是相反。任何控制媒体的独裁者都有“欺天”之罪。“予一人”强调的不是大权独揽，而是统治者的责任。他要独自承受天谴。
　　周公旦对蔡叔的儿子蔡仲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皇天并不特别眷顾某些人，只支持有德之人。“民心无常”包含了现代政治的智慧，统治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统治者永远不能放松努力，要随时给百姓带来利益，否则就会被上天和人民抛弃。
　　今天的一个错误理解是，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而主权只是“主”的权。有人把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还要辩论孰大孰小。这样，“民”的范围必然萎缩，最后只剩下统治者自己，统治必然不稳定。
　　事实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古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在制度上更好保证天下人的权利。缺少相应的技术，而民本思想产生于统治者，有天生的缺陷，独立的学者，儒家也寻求做官，后来又发展出法家。在一定程度上，民本思想可以成为通向民主的一个台阶。
　　《荀子·王制》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成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是儒家向法家转向的关键人物，他已经把百姓当作工具了，而不再是目标。
　　后来，这句话被简化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语出魏征与唐太宗的对话，记载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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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时统治者已经把百姓踩在脚下，他们在水上快乐地荡舟，用桨拍击水面，但还不敢（有人还不忍心）虐待百姓，所以才有真正的盛世。
　　总体而言，宋朝比前朝更为开明。北宋宰相文彦博（1006-1097）反对变法。宋神宗说：变法确实让士大夫不满，然而百姓又有什么不便的呢？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宋朝实行君臣共治天下，百姓被排除在外。这种精英政治仍比权贵政治好很多。宋朝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史上是最开明的，也因此较为繁荣。
　　中国的政治智慧基本上都出现在先秦时期。从民本到民主，中国“过渡”了3000多年而无结果。专制在元朝之后持续强化，在20世纪达到最高峰，文明严重退化，以致到了21世纪初，“民本”的口号居然被誉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进步！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启发下，20世纪中国的两大革命党都高举民主的旗帜，以之争取民心。从清末到现在也“过渡”了整整100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多年前，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才终于兑现了它的民主承诺，宣告了革命在这个小岛上结束。“民本”思想的真正实现只能是在民主制中。当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官员将免去“为民做主”的繁务，也不须有人耳提面命地要他们“为人民服务”。他们只须做好本职工作。
　　古人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即永远顺应天命，却不依赖天命，还要自强谋求更大的幸福。这是周公旦纪念周文王的诗（《诗经·大雅·文王》），孟子引用过。他们知道，人应该把顺应天命与个人努力结合在一起。新的历史可以从践行这句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