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十四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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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孙传芳像个斗败的公鸡，归隐于居士林，吃斋念佛。然而，放下屠刀的他非但没有心想事成，立地成佛，反而在一个讲经说法的日子里遭遇刺客，血溅佛堂。
　　这一天是1935年11月13日。
　　这天下午，阴雨绵绵，天津城东南的一座寺院里，一群居士端坐于大殿佛堂，聆听一名法师讲经说法。当沉闷的枪声划破佛堂，人们才陡然发现那个行刺的女人，早在他们浑然不觉的时候，从后排走向了前排，走向了民国初年声名赫赫的孙传芳。
　　第一颗子弹射入了孙传芳的右脑，他的身体晃了晃，倒了下去。惊愕的人们还没缓过神，第二颗子弹射入了孙传芳的后脑。就在孙传芳的卫兵冲进来的刹那，第三颗子弹射入了孙传芳的后背。
　　时年50岁的孙传芳就这样告别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孙传芳死了，历史却不能忘记他。幼年丧父的孙传芳，也是一个苦孩子。他的妈妈不堪他婶母的虐待，带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流浪到了济南。如果不是姐姐凑巧做了袁世凯某个部下的姨太太，他可能终生不识一个大字，更别说日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了。靠着聪明、胆略和凶残，孙传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叱咤风云，迅速成为安国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做起时人惊羡的“孙大帅”。
　　征伐杀戮成就了一代军阀，也为他喋血佛堂，埋下了祸根。整整10年前，军阀混战中的孙传芳，在安徽蚌埠围堵鲁军的战役中，围歼了一个混成旅，还把旅长活捉了。优待战俘，显然不是孙传芳的战争信条。或许是杀鸡儆猴，或许是生性残暴或其他什么原因，孙传芳不仅命人把这个旅长斩首了，还将他的首级悬挂示众。
　　虽然古来征战几人回，当兵打仗难免一死。但是，这个旅长已经70岁了。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活过70岁还被斩首，多少有点让人错愕。这个旅长的家人更不能接受。10年后，这个旅长的女儿向他射入复仇的三颗子弹，多多少少应了佛家所说的因果。
　　这个旅长的女儿，名叫施剑翘。准确地说，她是这个旅长的养女，因为生父在辛亥革命中遇害，旅长叔叔收养了她。感念养父的养育之恩，施剑翘决意报仇雪恨。我看到的史料说，为了给养父报仇，她不惜以身相许嫁给某个军官，历经十年矢志不渝。
　　要杀孙传芳，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直系军阀中的要人，孙传芳岂是想杀便杀的。然而，白云苍狗，世事多变，孙传芳几年后被北伐的蒋介石打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寄食于张学良门下。遇刺之前，他住在天津英租界，整日里以居士自居，吃斋念佛。
　　阿弥陀佛没有庇护他，反而给了施剑翘下手的机会。
　　枪杀孙传芳之后，施剑翘没有逃。她将随身携带的《告国人书》撒了一地，说明自己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而后从容不迫地等待警察将她带走。
　　一个月后，天津地方法院开庭审判，判施剑翘杀人罪，处有期徒刑10年。这个结果，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社会舆论认为，一个弱女子为父报仇，尽孝道，显侠风，难能可贵。至于说孙传芳，残杀俘虏，征伐杀戮，死有余辜。当时，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孙传芳被刺的感觉》，文章说：“有刀则屠，无刀成佛——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了……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
　　施剑翘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等法院在舆论纷扰之中改判7年。对此结果，一部分社会舆论仍然不能接受。孙传芳的老对头冯玉祥等人联名致信国民政府说，孙传芳反对北伐，罪大恶极，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从小处说，是为父报仇，从大处说，是为民除害，理应无罪释放。1936年秋天，国民政府发出特赦令，在监狱中度过11月又3天的施剑翘重获自由。
　　她的侠肝义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受到很多文字的歌颂。如果我们放弃小说家的情愫，用今天的法治观念，审视施剑翘枪杀孙传芳的传奇往事，我们就会觉得歌颂文字多有不妥。即便是1935年的法律，也不允许法律的私人执行，何况今日？假设当时的法律判定孙传芳斩杀俘虏应以杀人罪论处，判处并执行孙传芳死刑的也不应该是施剑翘。
　　复仇，这种典型的私人执法，是初民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惯例。当人类走出丛林，进入现代国家，制裁犯罪的刑罚权便由国家所垄断，任何人都不能将法律和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集法官、陪审团、刽子手于一身，自行惩罚犯罪。我相信，施剑翘枪杀孙传芳的故事，拍成电影，一定能博得观众的掌声，然而，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不是电影院。一个无法复仇的世界，对于施剑翘来说，是冷酷的。但一个私刑复仇的世界，对于孙传芳来说，又何尝不冷酷？
　　今天，回望施剑翘枪杀孙传芳，我们的感受，不应是痛快，而应是悲凉。这悲凉的情感，来自施剑翘，来自孙传芳，来自那个无法通过公权力来复仇的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