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G.　Walder
　　近十年以来，中国公司界的所有制结构和控制体系终于开始从根本上背离其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典型形态。公司治理学者对于这些变化对公司业绩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好奇；比较经济制度学者则探讨其是否预示着一种新形式的亚洲资本主义，并试图预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转型有可能最终带来中国国家自身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的程度和性质还很不清晰。然而这些转变将潜在地创造出一个公司精英阶层，他们拥有史无前例的高薪酬、高财富，而且与政府部门保持独立。关键有趣的问题包括这个新精英阶层的社会起源、他们所控制的经济资产的规模，特别是他们与党政机构之间的持续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不同企业中肯定存在差异。本文将讨论的四个类型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交易企业和创业企业。这些经济部门不断的交融将勾勒出中国公司经济的未来轮廓。
　　从控制到拥有：问题本身
　　关于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控制理论，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1933年Berle　和Means所提出的著名的关于现代公司的论著，尤其是关于“管理控制”型公司崛起的论断，在几十年来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公司治理、互兼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的有价值的研究和公司理论，包括这样一种普遍质疑，即现代公司所有权的分散给职业经理人的管理造成了难题。代理理论则认为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可以与所有者利益相一致。还有人指出了所有权集中的弊端和陷阱，包括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然而，Berle　和Means并不仅仅关心公司业绩。他们把代理产生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新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崛起的表现，反过来对宏观政治将产生重要影响，可能潜在地对民主机构产生某种威胁，一些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世界的官僚化”。Burnham将争论更深化了一步，坚称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管理革命已经开始，至德国纳粹和苏俄的国有工业达到顶峰。Burn-ham提出关于管理精英的群体利益以及他们努力获得支配权的若干论断，认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企业家）把计划和等级作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答案，他们怀疑不受管制的竞争，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
　　Burnham使用了一种简单的权力和特权模型：那些控制了资产的人将获得利益。他认为Berle　和Means误解了所有权（property）的本质，“所有”和“控制”不可分离——“控制的人就是所有者”。而管理精英们，他认为，根本不关心所有制形式：“管理者的职位、角色以及功能绝不依赖于持有资本和经济关系（虽然很多经理人自己认为是这样）；而是取决于现代生产过程的技术本质”。简言之，只要经理们控制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他们的阶层利益就得到了满足。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开启了一场自己的管理革命，结果是行政体制的逐步平稳退出。在一个所有资产都由政府所有和管理的经济中，产生了新的所有制结构。这样的变化常常被贴上“私有化”的标签，但是在某些方面，这样的标签具有误导性。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有成千上万的私有企业由平民企业家创立并成长起来。但这场革命也影响了那些与跨国公司合资或经过重组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市的行业部门和大的国有企业。这一双管齐下的过程与Burnham的设想直接相关，它代表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精英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能获得比以往多得多的财富、自由和权力。
　　中国的管理革命
　　中国产业结构正平稳地向新的所有制结构转变：旧的国有部门的地盘渐渐让渡于新的由地方政府或私人建立的市场导向的公司。1980年代农村的集体经济部门率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行业总产出和就业率方面，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到1996年已经下降到50%以下。城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则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程度和速度也很显著。根据一项对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25万家企业的统计，在1998年，72.1%的新增产值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贡献。但是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7.8%。
　　私人部门的增长，包括独立法人、个人和非大陆公司控制的企业，在1998年贡献了27.9%的新增产值，2003年是52.3%。然而，大型企业依然大部分由国家控制。每当这些缺乏竞争力和活力的国有企业重组牵涉到外资或上市时，新的资本就会被大量注入。这也推动了经理人报酬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虽然即使这样还远远赶不上私人部门的高管薪酬水平。重组的过程要么给经理人带来对企业的显著所有权，要么帮助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极大的自主管理权，或者两者都有。在那些仍由国家控制的企业，这样的现象很少。但当企业带着它的管理团队脱离国家控制时，这样的现象就相当普遍。
　　实际上发生在中国的变化比其他转型经济体要更加平缓和深远。在很多后共产主义经济体，私有化进行得非常迅速，经理人在一开始就控制了更多的资本份额。到1999年，东欧剧变发生不到10年，匈牙利和捷克80%的GDP，俄罗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70%的GDP来自于私人部门。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数字是55%，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得更早。而且，中国私有经济主要是通过新创立的公司而不是私有化国有企业发展起来。在俄罗斯，1993年，管理层控制了已经或正在私有化的企业中的三分之二，少数富有的寡头夺取了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权。
　　总体来说，越小的公司，原来的管理者就越有可能获得控股权。1990年代末期发生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浪潮中，大多数所有者都是原来的管理者。2005年一项针对城市中小企业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经过重组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中，最高的管理层控制了49%的股权。
　　新的企业精英
　　对于中国企业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关键问题不是持有多少股份，而是所控制的资产和从控股股东——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国家——那里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中国大约有1700家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伦敦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注册和上市。2009年时，已经有34家公司进入福布斯全球500强。其中最大的中石化年收入超过20.7亿美元，当时排在全球第9；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年收入18.1亿美元，排名距中石化不远；排名最靠后的中国铝业公司，年收入也超过了1.8亿美元。这些公司中的一些已经成为全球领先者。福布斯在它的另一份榜单——全球2000家企业的排名中提到了89家中国企业。更好地说明了中国公司的深度和规模。它包罗15家银行、9家多元化金融公司（房地产、证券）、16家金属和矿业公司以及8家交通运输企业（包括中国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
　　谁是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他们如何做到这样的位置？追溯这些精英的起源会发现他们的企业从前都是国有的。在2009年的福布斯全球2000企业中的中国公司、所有在国内外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名单中的所有中国银行，都是在1950年代由国家建立；铁路企业是从铁道部分拆出来的；中国移动和联通独立于邮电部；最大的航空公司来源于原来的中国民航总局，虽然地方政府出资建立了一系列地方航空公司；石油企业来源于老的石油部；几乎所有的矿业和金属冶炼厂原来都下属于冶金矿山等部委；钢铁公司则都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那些熟悉的名字：宝山、武汉、马鞍山、鞍山、邯郸、包头。同样的情形适用于那些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甚至中国最著名的酿酒公司：贵州茅台。
　　很多新公司不是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它们中很难发现大企业。在福布斯全球2000企业榜单中，它们只出现在最底部，大部分属于改革之后出现的新经济部门：电脑（联想）、零售业（苏宁电器、美的电器、百丽鞋业）、电子商务（阿里巴巴、腾讯）、房地产（碧桂园、保利）以及投资公司（R&F，国元证券）。这些公司是创业企业中的佼佼者。正是从这些公司而不是重组过的国有企业，你能找到中国最富有的个人。福布斯2007年富豪榜中的63位中国亿万富翁，来自紫金矿业、苏宁电器、广东美的电器、碧桂园、百度、李宁体育用品、腾讯以及保利地产——这些私营企业都创立于1980年以后。
　　1990年代末，执政党作出欢迎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导致外界预期中国政治权力本质发生变化。然而，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主进入党内所带来的从下到上的变化，而在于发生在企业层级顶端的两个现象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现象是，那些曾在计划经济中担任经理的党政干部获得了对国有资产更大的控制，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个人财富和企业所有权。第二个现象是，个人创业者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所提供的市场机会来创立公司。中国最富榜的名单中也包括那些更多地利用企业家技能和创新能力而不是政府关系成功的个人。太阳能、互联网服务、空调、体育用品、服装、饮料、汽车配件以及饲料等行业都是新公司大规模出现的行业，个人创立公司大多是依靠提供以往国有部门所不能提供的新产品、服务以及销售方式。
　　房地产行业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个行业产生了最大的个人财富集中——2007年福布斯富豪榜中的63个中国人中有24个属于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是由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控制的。出售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个行业庞大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流入到了政府机构，因为它们参与了整个交易过程。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进入了政府官员个人手中。当政府官员控制了最关键的资源，他们就对这个行业的企业拥有极大的权力。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特性——矿权、采矿、军工等行业——但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要更加普遍和广泛。
　　四种企业模型
　　我们的核心的研究课题与已有的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有所交叉，但目的不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变化对公司运营的影响，而在于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影响。我们要确定企业的所有者是谁，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控制企业的资产。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家庭和非上市的民营企业，它们与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的话。所有权确实是重要的财富衡量指标，但超过所有权股份的控制体系，可以帮助个人攫取财富，却会损害其他股东包括国家的利益。
　　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的新兴企业界是多样化的。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答案将不同。第一步是根据起源和近期的发展历史来区分这些企业。根据建立的时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四大类。前两类是政府建立的，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早期，完全由政府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其中，国有企业现在仍然牢牢地在政府的所有和控制下，很少有经营的自主权。其余的是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由私人实体或拥有控股权的经理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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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两个类型，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后成立的私营实体，政府从未拥有过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公司。其中一类是交易型公司，由曾经担任政府职务的个人或由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创建。另一类是创业型企业，开发新技术或新的商业模式，不存在与政府机构进行交易或与官员的关系。这一类企业中的所有制结构和控制权问题将有很大不同。
　　国有企业。这一类型的企业以“社会主义企业”的名义出现，主要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最初服务于某个国家部或局，1980年以后正式成为独立的公司。它们仍然主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有和控制，至少50％的股份由政府实体持有。企业的高管皆由党和政府任命，大多来源于原先计划经济时期的经理或者官员、党委书记。其中许多人结束高管任期后会重新担任官员的职务。管理层持股在这些企业中比较少见，即使有也往往很少。高管职位的任命由国家机构控制，薪酬国际标准相比也很低，管理自主权和企业资产的获得机会都非常有限。在许多方面，这些公司仍然可以被视为国家的附属物（arms），虽然与作为旧的社会主义国家部门相比，它们现在受政府控制的程度已经相对松散。
　　几乎所有中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强的企业仍属于这一类。例如，在2007年，中石化和中石油的最大股东仍是国家机构，所持股份在76%-86％之间。在宝钢，国家持股是74％；上海汽车为84％，山西太钢不锈钢71％，中国东方航空公司60％。这些数字还只是单一最大股东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还有其他国家实体持有股权。从这些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拥有足够集中的所有权来不受限制地控制公司。越来越多的国家控制权由国资委行使，国资委从2007年年底开始负责规划管理国有企业部门，并代表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关键问题是，国资委和其他国家机关将如何行使其监督权，以及如何有效地行使这种监督。
　　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些公司成立时是国有企业，但在随后的重组中往往被管理层收购，在不大透明的情况下发生大幅私有化。政府机构可能仍然持有重大股权，但他们无法行使在国有企业里相同的控制权。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份由私人实体和或者管理层本身持有。在大多数情况下，高管最初曾在国有企业中任职，但现在不再由国家任命，因为国家已不具有在这些公司中任命高管的能力。这些企业的管理者，相对国有公司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薪酬水平要高得多，更可能持有大量股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平安保险。许多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超过50％现在私人实体控股，其中许多是管理层收购的结果，也属于这个类别。确定哪些最初是由政府建立和所有，需要仔细考察它们的历史。目前，与国有部门相比，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精英常常拥有显着所有权和自主权。但所有权可能正是其原有政治影响力的结果，现有的与政府的关系则可能削弱其管理控制，也证明保持控股权的必要性。
　　交易（transaction）企业。这些公司由前政府官员或与他们有紧密关系的人建立的私营企业。从最初成立到持续运营，这些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政府关系，并成为其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通常情况，这些公司所在的行业，其资产在法律上由国家和政府机构控制下。最好的例子是房地产和建筑施工企业，必须获对市区土地的控制来开发项目。给私营采矿者和材料贸易公司也属于这一类型。房地产行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的45％的房地产及物业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的私营实体。
　　公司通常有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也反映了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关系，这样的机构混合了巨大的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要获得项目开发权和进行拆迁，特别是黄金地段，需要坚实的政府支持和积极配合。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1988年由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在深圳创立，并于1992年上市。尽管如此，它仍然拥有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它的单一最大股东就是一个政府实体，持有7％的股票。
　　这一类型的企业，高管仍有可能由政府任命，常常是那些国有股东控股的企业，但在私人股东控股的公司将更加独立。其中有些可能是前政府官员，也有人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然而，这一类型企业的特点是，为了取得成功，就有必要和政府部门或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合作。企业高管的薪酬可以很高，特别是在主要由私人拥有的公司。我们观察到，中国地产界产生了多位亿万富翁，与全国的情况不成比例。由于企业天生需要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以求得生存，它也成为政府官员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创业企业。这个类型很独特。成立时即是以开发新产品、技术或业务为宗旨的民营企业，随后发展壮大。不同于前一类型，它们不依赖于和政府交易获得资源来获得持续经验，尽管它们都面临监管环境，需要与政府机构保持良好关系，面临拥有权力的后者的选择性执法，它们仍然脆弱。这些公司在零售业、电子电器、服务业、软件和高科技行业最为普遍。最著名的是联想电脑，这家公司由中国科学研究院于1984年出资创立，是目前世界个人电脑厂商之一。其他的例子还有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搜狐、腾讯，以及一大批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服装企业和零售连锁企业。这些公司拥有最大程度的管理自主权、高水平的薪酬，是巨额私人财富的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创始人和高管没有政府官员背景，不靠政府关系来获得开展业务的能力。它们常常要面对有针对性的腐败调查，富裕高管会被选择性的起诉，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和警戒这类企业。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用来剥夺私人企业家的财富，并获得他的公司。这种隐含的威胁可以作为强大的影响企业精英自主权的工具，使得他们形成对国家机构的依赖，而不会立即在其股权结构上明显地显现出来。
结论
　　中国企业领域最终将是什么样子？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控制权将如何集中，政治官员监督效率如何？众所周知，国家控制的能源出口将导致财富流向高度集中的企业部门，进而促进政治权力的集中，正如“石油之国”委内瑞拉和普京的领导下的俄罗斯。然而，一个所有制更加多样化与资产更加分散的企业部门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中国的大型企业目前的多元化程度远远超过俄罗斯，而且相对于国有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类型，正在持续增长的私有部门将加强这一多元化特性。未来就取决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类型企业内部的权力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平衡。如果前两种（国家占据所有权和控制权）一起成长，中国将演变成一个财富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高度中央集权企业资本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如果私有和创业企业的成长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企业管理能获得和保持自主性，权力和财富的结合就会相对松散和分散。不管哪种类型，中国正在进行的管理革命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深远影响都无法被忽视。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亚太经济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中文版由《组织管理研究》独家授权发表，有删节，艾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