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制的民主国家。这场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更是国民党党史的大宗。近年来，大陆趋于开明，对国民党也能有相当公正的评价，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显学，各类文章、专著汗牛充栋，一些作者涌动着期盼和焦躁，在这场百年未竟的革命的史料中爬梳，试图找到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与挫折的原因。
其中，以下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革命是否不可避免
清朝没有过分的庸君和昏君；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宦官不能干预朝政；朝廷能够怜悯百姓，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的惨案；还做到了“永不加赋”，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总之，虽然犯下很多罪恶，满清在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史中并不算很坏，一些方面甚至还很好。
清廷一直坚持的特色是拒绝变化。这是一个外来政权，皇帝的权力当然不容分享，满人的小圈子也很封闭。其他人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八旗的权贵们却可以世袭。由于他们的统治基础太狭窄，满清没有实行大变革的本钱，只能一味地谋求稳定，直至崩溃。同理，对于失去的国家利益，他们也不很在意，“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为了维护极少数人的统治，清朝前期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自由，以愚民为良民。因此，王朝从上到下都丧失了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作为对无能的补偿，还丧失了自我认知能力。即使这样的罪恶，清廷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满人是外来者，对被统治者心怀疑忌，却没有直接摧残华夏文明。相反，他们以华夏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
在满清时期，中华文明丧失了极大的创造力，但还能勉强维持，在夹缝中偶尔还有思想和艺术巨匠产生——这说明满清的统治还有疏漏，在组织、动员和迫害等许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专制的顶点。
清朝统治的顶峰是“康乾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延续130多年。那时的清朝开疆拓土，“盛世”有相当扎实的根据，不完全是宣传胡吹，但要打一个大折扣：在“盛世”前期，清廷还在忙着巩固政权；在“盛世”的后期，大清已经显露败象，乾隆帝宠爱的和珅是一个巨贪。1793年是乾隆帝的83岁大寿，为此举办国际盛会，各国使臣梯航来朝。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来觐见，他与清廷发生了礼仪之争，没有达到通商的目的。
乾隆帝知道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对西藏构成威胁。但封闭的“盛世”清廷哪里知道，这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不落”了，不仅如此，它原来的殖民地美国已经独立，法国革命也已爆发。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英法两国正在交战，返回时法国已经战败。这些英国人拜访了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拿破仑，传出他“不要惊醒沉睡的狮子”的断言。那时的清廷还沉睡在“盛世”中，春梦不觉晓，听不到处处的鸟啼。
1799年，乾隆帝刚去世，儿子嘉庆帝立即反贪，逮捕并赐死和珅，没收大笔财产。但新皇帝没有能够挽救前三代领导人的“盛世”。嘉庆、道光、咸丰三朝60余年，清朝江河日下。在马戛尔尼使团中，副使斯当东的13岁儿子随行。他在路上学会了汉语，得到乾隆帝的赏赐。后来，小斯当东成为英国的第一位汉学家，他记得那次使团失败的经历，但他不是“对华友好人士”，极力支持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廷开放口岸，却未能唤醒满大人认识西方。
1861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获取权力。在多位大臣的辅佐下，她实现了“同治中兴”，稳定了王朝动荡的局势。但回顾历史，清朝仍然是一年不如一年，由以下事件可见：
1851年—1864年间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同时还有多地的战乱；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和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逃走，圆明园被焚毁；1894年—1895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也许不要紧，却搅了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太后囚禁光绪皇帝；1900年，慈禧听信列强要她归政于皇帝的谣言，借助义和团“扶清灭洋”不成，八国联军攻入帝都，慈禧第二次仓皇逃出北京。
这些大事件接连发生，每一个都可能给大清朝致命一击，还不算许多相对小一些的打击，叠加起来足以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而中国更在列强环视之下面对瓜分豆剖的危局。
因此，令人惊叹的不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统治，倒是满清居然熬到了1911年才告终结。
这其中原因之一是清朝在衰败的同时也有大的改善。同治中兴是对外开放，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引进了新技术，改善了王朝的财政状况。但清廷一直无法很好地适应新的世界，失去了主动发起上层革命的机会，最终结果只能是崩溃，被动地等待下层革命。那将是血腥暴力的。
革命不可避免，这并不是说清末必定要发生流血革命。数十年来，革命的内涵被严重缩小，仿佛只有杀戮和破坏才是真正的革命，不然就是“请客吃饭”，背叛了“革命”。由于这个原因，上层革命的可能性（在历史上确实少见）往往被忽视，但那是结果最好的革命。
清廷如何彻底失去民心
清军在入关之后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杀戮太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事件曾被刻意地抹去，在清末重新成为许多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明朝的遗民和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等人，也重新被发现。
在中国2000余年的专制史中，晚清的改革开放力度可能是最大的，但还不够大。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便可知。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碰撞中，修修补补的改革于事无补。一个转变了一半的社会是危险的，必须尽快前进，如果留在半路上彷徨，就会损害很多人的诉求和利益。
清廷在风雨飘摇已有数十年，改革的努力已经太迟、太弱。戊戌变法失败了，其实维新的措施本来也难以执行，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都还是政治的新手。作为洋务运动的延续，官员操纵的“商业”一直在严重伤害大众利益，后来又激起四川保路运动——那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在20世纪初，清廷纠缠于君主立宪的时间表和细节，不顾民意以及可能给下层革命造成的机会。其实，他们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一旦人民获得了自由和权利，不得人心的朝廷也同样必定垮台。
在失望和绝望中，更多的人走向激进，革命者的声势越来越大，而康、梁等温和派的声音变小了。革命的主力大都是留日学生，算是见过半个世面的。这时的局势已经难以挽回。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政治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还不够全面。虽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当个人和小集团篡夺天下之时，大多数人本来无所谓得失，却要承受变天的苦难；而执意夺取天下的人往往仰仗军队，并不在意民心的得失。因此，民心的得失需要有具体标准来衡量，例如选票。选民定期投票，时时严密监督执政者。这样，得天下者才能够为天下人而有天下，不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化公为私。
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虽然还有后来成为遗老、遗少的支持，清廷已经失去人心。据说，面对汹汹民意，摄政王载沣发出了著名的亡国之音：“不怕，有兵在。”
选择共和还是君主立宪
清朝最后的50年（1861-1911）是慈禧太后的时代，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因此，要君主立宪也无可立之君，最多是实行太后立宪，但太后并无分享权力的意愿，她曾经为此同时向11国宣战。慈禧太后在1908年死后，余威仍在。隆裕是“太后二代”，她和摄政王载沣都是无能之辈，对政治也无兴趣，而无能正是慈禧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和慈禧的亲属关系。这两人和“同治中兴”时期的慈禧和奕䜣不可同日而语。当软弱无能者统治一个强硬的朝廷之时，革命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一触即发。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开始了辛亥革命。埃德温·丁格尔是美国报纸的驻华记者，当时正在武昌。他以前总是听说“中国人是懦夫”。在湖北战场上，革命军士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丁格尔看到他们不顾安危，顽强勇敢地抵抗精锐的北洋军的进攻，因为他们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革命军在南方各省取得胜利，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表达了人心即是天命的古老信仰。3月10日，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他宣誓说：“世凯……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洁扼要，没有废话，第二章“人民”罗列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和义务，其余各章又规定了三权分立。这部临时的宪法很好，但法制与民主却一直没有到来。
袁世凯违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承诺，他在1915年底规划于次年1月1日登极。袁党伪造拥护帝制的“民意”只能欺骗自己。1916年3月，他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帝制，于当年6月忧愤而终。帝制思想的死亡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100年。1917年夏，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他对废帝溥仪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这是早期的“国情”说。年幼的溥仪“勉为其难”地接受复辟。但帝制比共和更不符合“国情”，复辟12天就失败了。
从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这样的巨变一定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当皇帝的想法也不会轻易消失。辛亥革命之后，国家遭遇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20世纪的中国饱经摧残，革命理想却未实现。因此，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有很多争论，至今不休。
当然，如果清廷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那将是最好的结果。但这对清廷是不可能的任务。自上而下的革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有长远眼光和博大胸怀的君主，并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如果革命者不是君主，也需要获得类似君主那样的权力，才可以完成使命。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显然都不够格，况且帝后还不和，太后还是垂帘听政。1905年，当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它已经衰败得无力完成自身的重大改革了，而且君主立宪的想法也出现得太晚了——考察团在北京出发的时候还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
不可避免的下层革命是清朝统治者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时运不济。清朝灭亡以后，曾陪伴慈禧太后多年的德龄公主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共和制的时机成熟之前，中国应该以有限君主制作为过渡。她认为，向共和制过渡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0多年而已。这或许是公正的评论。但清廷早已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延续一代人的统治了。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推翻清朝统治的最重要力量，他更多地以“反满”而不是以民主为号召。这在当时是有效的鼓动，却后患无穷。其实，宣统皇帝溥仪的汉族血统超过了满族血统，虽然前者来自当时认为是次要的母系。至于另外两个主义，没有民主，民众就没有权利，无法保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也就谈不上民生。民生是在民主之下的次一级问题，虽然在已经建成的民主制中，民生问题往往最大。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没有实现，但民主的理想也没有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