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密
　　100年前的10月，一场起义骤然变换了中国千年不变的沉闷空气，它毅然地推翻了封建帝制，近代思想启蒙的大门自那时开启后再也难以闭合。
　　大批仁人志士推动了这场后来称之为辛亥革命的发展，他们向往着大同社会。在传世的孙中山题词中，最多的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浓缩了他毕生的追求。理想是美好的，我们每向其靠近一点都是进步。这不是一场完美的革命，一个不成熟的阶级领导的革命注定不是彻底胜利的，但它是之后中国社会改革的发端，足以让后人永远敬仰。
　　在采访过程中，军旅作家王树增多次提到“变革”二字，强调变革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尚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苟延残喘，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殊不知变革越迟，所付出的代价也越大。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年迈的骆驼，以顺从著称于世的大清帝国的臣民，其忍耐力终于到达了极限……
　　晚了20年的预备立宪
　　经济观察报：在辛亥革命前，清廷其实已经开始预备立宪，当时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树增：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想像这样一个封建朝廷，居然能够有意愿在紫禁城里设一个议会，仅仅从这一点上讲，也可以看出当时变革的潮流已经不可抵挡，也不可违背。清朝廷的变革是被动的、被迫的。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就是求生存。如果不进行变革，已经不是历史进不进步的问题，而是政权存不存在的问题，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慈禧死前两个月，朝廷才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你看来，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步又晚了多长时间？
　　王树增：客观地讲，比之世界政治文明史，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慈禧而言，《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至少晚了20年。
　　如果1898年，当康、梁提出国家应该变法维新的时候，清廷能够颁布这样一部宪法大纲，而不是在菜市口疯狂地杀人，中国近代史必定会是另一种面貌。
　　在经历了庚子年间的巨大祸乱以及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廷实施的新政几乎全是当年维新派的主张，以致中国历史上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又一次重演，只是这次重演虽代价巨大但仍令人心存希冀。所以，即使有千般理由，也无法彻底否定清廷自实施新政到预备立宪期间所作所为的历史价值。
　　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帝国，即使在表面上将自己伪装成正在寻求政治进步的形象，也足以令人惊叹，因为这至少证明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落后于时代的政体样式是多么的令人不齿，更何况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一种伪装。
　　此时的大清王朝没有必要进行伪饰，它已经顾不上伪饰了，它所面临的最急切的问题是寻找自救之路。朝着立宪政体的方向而去，这条自救之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大清帝国不但再次错过了最佳时机，同时由于变革启动得太晚其努力显得至为窘迫。
　　经济观察报：这次预备立宪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树增：在近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宪政制度基本上是两种样式，一种是君主立宪制，一种是共和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代表是日本、英国。就君主立宪制而言，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虚君制”，也就是皇权只是象征而已。这是必须的，如果不是“虚君制”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君主立宪。它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是非常积极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清廷在君主预备立宪的过程当中，实行的无疑都是“实君制”，仍是君权至上。
　　一边预备走宪政道路，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君主的皇权。如果说清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有纠结的话，这是根本的纠结，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和这个纠结有关。无法割舍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个矛盾注定了清廷组织下的所谓立宪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
　　打开了政治启蒙之门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提到，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本没有关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状和政治诉求，之后的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是不是本质原因？
　　王树增：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完美的革命，原因非常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中国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力是什么？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完善的背景下，产生的市民阶层，或是中产阶级，他们由于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变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这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在当时的中国能形成吗？一个不成熟的阶级和幼稚阶级来领导的革命，注定是不会彻底成功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美法式的宪政制度，要彻底废除君主。在历史进程上和国情的对比上，这在当时是飞跃式的，跨越式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你提到的，辛亥革命没有触及近代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利益，也没有给最广大的民众带来命运上的变化，或者说这场革命和最广大的民众是脱节的。当时最广大的民众还处在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样式中，他们不要说在经济地位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诉求，就连生存的愿望都没有真正实现。人的政治诉求是随着经济地位的发展产生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阶层政治诉求的尺度。在那个时候普通民众不可能想到民主、自由、共和。这三点注定它是一场不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革命。
　　革命如同给中国社会的病体做了一个割除溃疮的手术，因为内毒未消使创口迟迟不能愈合。孙中山本人也曾这样总结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揪地底，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崛起地底陈土的缘故。”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辛亥革命给中华民族思想上最大的启蒙是什么？
　　王树增：我觉得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归结于它推翻了清王朝，这是确实的。我们长期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它开启了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政治启蒙之门。这对中国的近代历史，尤其是近代宪政历史的启蒙是有跨时代意义的。
　　在这之前，这块文明悠久的古老土地长期处于皇权的统治之下，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社会精英阶层也不可能去妄谈什么舆论自由、人权，这个国门是闭着的，皇恩浩荡是他的最高理想，如果身边的官还相对清明的话，他就认为简直是天堂。
　　辛亥革命最大的政治进步是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作为个体生命是重要的。有无数个这样的“我”组成了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当中人人都有参政的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追求自己自由的权利。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民主的一个趋向。
　　辛亥前后，铺天盖地的国民启蒙，包括辛亥革命本身这种巨大的对社会的冲击，终于把这个沉重的古老之门给打开了，要知道打开就闭不上了。从这个程度上讲，它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之门。对于这样一个皇权永固的古老文明国度而言，这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评价孙中山这个人物？
　　王树增：孙中山这个人，现在评价有些褒贬不一，但是我个人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先驱者，或者叫做启蒙先驱者。在近代中国，他开始了中国人的近代民主政治启蒙运动，他是旗手，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作为他个人来讲，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性格使然，造成了他不可能是个完人。他有几个弱点，第一个弱点就是，他对国情比较生疏，14岁离开本土，中间辗转回国几次，然后紧接着就逃亡，离开他的国土时间太长了；第二，他接受的是纯粹的西方教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接受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没有问题，但是他对国情的深刻理解就欠缺了。我们经常说一个道理，要充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这是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要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缺一不可，他第一点做到了，第二点做得不好。另外，辛亥革命的情势发展使他边缘化，他既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没有钱。他的对手是袁世凯，袁世凯的政治网络覆盖全国，还有北洋军阀。袁世凯不缺财力，外交上也有列强的支持，在这些点上他拼不过袁世凯。
　　但是他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思想启蒙的先驱者和民主政治的先行者，足以让我们后人敬仰。总的来说我们不要强求古人，一定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看一个人，要对我们的古人有敬畏感，他是我们的前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前人，为我们的民族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觉得这种敬畏感是民族健康的一个标志。
　　继续前行中的民主之路
　　经济观察报：清末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十分陌生的一个政治名词——民主的狂热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民主的土壤？
　　王树增：中国古代的“重民”和“仁政”之说都是为帝王服务的。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民主”一词的含义，自古以来就不是“人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主”，而“为民做主”与世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可谓南辕北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母腹不可能孕育出近代民主思想，中国的民主思想只能是舶来品。
　　经济观察报：梁启超曾毫无隐讳地宣称，那时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任何努力，犹如夏天穿皮衣，冬天披薄纱般不合适宜。皮衣和薄纱自然是好东西，但穿在中国人身上就会犹如时节错位。民主与国民素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树增：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文明的字眼，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关系来培植，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这种社会产生不了进步的思想观念，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诉求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性地产生的。
　　但是，无论如何，为了民主先行独裁，为了法治先行人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极其危险的。
　　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当执政者认为专制或人治更符合其利益时，历史再期望政治文明的进步将非常艰难。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社会发展到达哪个程度后就会有普遍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了？
　　王树增：经济一定要发展。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而言，它必须建立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人只有在经济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产生新的政治诉求，有句话叫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很幼稚，不懂得一个道理，碗里没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政治诉求，因为碗里有肉了，他的生活到达了一定的层次时，必然要产生新的政治诉求。
　　经济观察报：现在也会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些改革不能进行是因为还不具备相应的土壤，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现实是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都太大。虽然我们经济总量还可以，但是人均很少，在人均平均很少的情况之下，还有如此大的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跨越国情不现实，去搞一些突进式的或者窒息式的政治改革分析的尝试，是不容易达到目的的。我们的理想无疑是很美好的，但是我是一个渐进论者。
　　经济观察报：你写《1911》一书，最希望读者从这段历史中读出什么？
　　王树增：孙中山先生推崇和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天下为公”，他的理想就是让人民全数安乐，我觉得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同美学上的纯美，人格上的完善，它是理想的彼岸，就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靠近它，仿佛永远达不到那个彼岸，但是只要那个彼岸存在，我们就有前进的动力，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规律。孙中山就凭这样一个政治理念也值得让我们充满敬意。
　　我们现在提出的民生问题也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也好，都是在向那个彼岸靠近，最终理想就是达到天下为公的境界，从政治学上讲它是最高理想，从哲学上讲它也是最高理想，从美学上讲它还是最高理想。“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实实在在是孙中山一生抱着的信念。现在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看见这四个字，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憧憬。
　　现在提和谐社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和谐？只有平等才有和谐，全数人安乐才有和谐。我们回顾历史，不要局限于某个历史事件怎么演进的，作为一般的读者，理解前人的这种政治理想是非常美好的。
　　一个民族总得有憧憬，这些东西都是令我们心里很温暖的东西。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在书中读出这种温暖，虽然这个书里有很多流血，有很多牺牲，有很多挫折，有很多丑陋，但是最终还是能够有一种憧憬，一种希望、一种力气、一种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