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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之兴衰(下)
本报评论员:李乃华丁力
李乃华 丁力 华夏文明中心的三次南迁 公元8年,外戚王莽自立为帝,西汉灭亡。王莽托古改制,对经济实行“五均六筦”(“筦”就是官府管制),加重了国家对国民的剥削。王莽的新政权只维持十多年,在赤眉军、绿林军的打击下覆灭。 刘秀重建了汉朝,称东汉。专制统治或许能暂时维持表面稳定,但终不免于剧烈动荡。东汉灭亡之后是三国分裂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以关中为统治中心的王朝在失败后向东迁移,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王朝在挫折之后向南迁移。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指出,华夏文明的中心有过三次南迁,分别在永嘉、安史、靖康三乱之后。这三个事件都缘于北方游牧民发动的战乱或战争。 司马氏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很快出现“八王之乱”,紧接着就是持续多年的永嘉之乱。317年,西晋灭亡,东晋退到南方,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第一次南迁。北方是“五胡乱华”时期。这些胡人在西汉时就已南下中原及周边地区。在383年,东晋在淝水之战打败前秦,胡马未能渡过长江,文明得以保存在东南一隅。南北朝时,佛教在南北方都很兴盛,一直到隋唐。 581年,隋朝统一南北方,这时距东汉末年的分裂已有300多年。仅仅37年后,隋朝又在战乱中结束。继之而起的唐朝强盛,文明也发达。唐朝在抗拒北方威胁时,在边境地区形成了强大的藩镇,终至尾大不掉。安史之乱以后,大唐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因为外部威胁来自北方,藩镇之乱因此也在北方发生,华夏文明再一次南迁。 唐亡之后是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分裂时期。在《五代史》中,欧阳修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指出皇帝因宠爱伶官(歌唱家等)、宦官(身边工作人员)带来的危害。 五代之后是宋。北宋统一了南方,却没有能够收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北伐遭到惨败。北宋的局势一直很局促,最后选择与金一起攻辽。辽亡,北宋也走到了尽头。金兵继续南下,攻占北宋都城东京,掠去徽钦二帝——是为靖康之变。宋皇室退守长江以南,华夏文明的中心第三次南迁。南宋持续到1279年,在元军的打击下灭亡。 宋朝在政治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君臣共治,政治开明。宋朝的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学术发达,最大的弊端是军事柔弱。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一个顶点,此后历史在总体上是下行。 元明清及以后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由来已久。战争能力是文明基础。当武力不能提供支持与保护时,文明必衰落和灭亡。 在南宋之前,华夏文明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局部的。在南宋末年,文明彻底沦陷,这一幕又在明末重演。 蒙古统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伊斯兰世界也是这样。在草原骑兵的残酷打击下,这两大文明都滑向衰落和封闭,而僻处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开始崛起,直到今天仍然一枝独秀。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8年。如果以1351年红巾军起事为下限,元朝的全国政权仅维持了72年。蒙古对所有宗教信仰持开放态度,更不像后世那样严密控制社会。虽然中土遭受破坏和歧视,但蒙元还有不少成就。 元初颁布郭守敬的“授时历”;1289年建成浑天仪;1345年修成辽金宋三史。元朝有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王蒙等书画大家,还有诸多戏曲大家。先有活跃和富裕的社会,才会有专业的剧作家;没有严格的官府审查,才会有艺术家的创新和批判。 元朝崩溃的原因是灾害。14世纪多灾多难,而且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从英国一直到日本都出现了严重的气候异常,仅严冬就有39个。元朝政府努力赈饥,没有大规模饿死人。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第一人。他发迹于社会底层,1368年夺得政权之后大诛功臣。他的儿子明成祖也大兴文字狱。 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壮举,但造船和航海技术是南宋和元朝遗留下来的。在明朝建立大约60年之后,在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时期(宣德年间),文明才开始有所起色。明初的残暴和戾气,在明朝的灭亡中发挥了作用。 王阳明是明朝第一位有创新的思想家,受到皇帝的廷杖和流放。心学终于传播开来,20世纪的革命家大都深受王阳明的影响。 明末,一些士大夫从传教士那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价值。利玛窦得到李贽的赞赏。李贽的思想贡献至今仍被低估。明末的文化和经济繁荣。可叹的是,繁荣的原因之一是政治废弛带来的宽松环境,繁荣之后是王朝灭亡。 在清初,新政权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统治,一些遗民学者能够退居山林,反思专制的危害。那可算是中国的启蒙时代,比欧洲的还早。但他们的思想传播不广。清初的绘画也是名家辈出。这些成就是明末的余绪,不能记在满清的功劳簿上。 满清并不是要破坏华夏文明,他们反而以继承者自居。清廷的罪恶不是摧残文明,而是扼杀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华夏文明失去了发展动力,陷入僵化和停滞,在西方文明到来时不知所措。不过,清人在考据学上做出的贡献,部分促成了民国文化的繁荣。另外,由于那时下层社会受控制的程度仍较低,如果文人甘于贫贱生活,或能写出更多的《红楼梦》也未可知。 虽然清朝士大夫对西方文明多有拒斥,后来更出现了“灭洋”的义和团,但中国还是发生了一场变态的“西化”运动——天平天国。洪秀全自称耶稣的弟弟——还不是儿子。基督徒不会承认太平天国能够通向天国,理学家曾国藩更是奋起保卫传统。他胜利了,但类似的运动还将卷土重来。 华夏文明的衰落,更多是因为外来统治者的文明程度较低,而不是他们的蓄意破坏。文明能够战胜野蛮是近代的事情。由于火药和大炮的使用,草原骑兵不再具有战场优势。 文明兴盛的条件 入关后,本来野蛮的满清以文明的守护者自居,固守“华夷之辨”。消灭自由思想的基本国策再次敲响了文明的丧钟。华夏文明并没有死于外族入侵,而是死于完善之后的专制,复活也必将在人民获得自由之后。 文明的兴盛至少有四个必要条件:1.能够延续自己的发展脉络。文明可能毁于外部入侵,也可能亡于本族自残,中断之后的复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2.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生命力,文明会渐渐枯萎死去;3.力量。文明是脆弱的,需要武力的支持与保护,对抗野蛮,而不是对内镇压。4.开放。文明在交流中产生和发展,对外封闭也将导致对内封闭,文明将窒息而死,而且开放不是按照严格规定有所选择,有所抛弃——那被抛弃的可能是最核心部分。 中国暂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目前可做的只是接续传统。华夏文明复兴还有待来日。 专制之下也可能有文明的昌盛,那需要开明,汉、唐、宋等多个朝代都出现过,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也是。这位太阳王与康熙皇帝同时而略早,此前的法国人还被意大利看做是“野蛮人”,而且虚弱和萎靡。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政体变革使野蛮的法国变得开明,“尽善尽美”。伏尔泰的这本书记载“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 中国流行道德至上,不少人以泛道德的思路评判许多与道德关系不大的事情。在没有“真心”的道德高调中,文明的摧残者在高谈“文化”,而社会则道德沦丧,充满伪善、谎言和冷漠。 华夏文明的残余是国学吗 前些年曾经刮过一阵“国学”风。一些人把传统学术当作破碎的古董,粘拼之后放在博古架上展示,期待卖个好价钱。还有一些人则希望借助“国学”对抗“西学”——主要是妨碍他们享受西方物质创造的自由与民主。无论在哪一派,传统思想都不可能再有生命力。 “国学”一词是清末时从日本传来的,同时传入的还有一千多个汉词。早年间,日本向中国学习,但对于元明清三朝,日本人是蔑视的,因为那是野蛮战胜文明。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文明开始自立,并后来居上。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说:“人心,无论哪国都相同,人与生俱来都是有‘真心’的。但汉籍中所表现的却是中国人自作聪明之心,具有太多的伪饰,而不是‘真心’”。(《玉胜间》)本居这话说得很贴切,还有李贽思想的影子。 其实,各国人的真心是一样的,而伪饰各有不同——把伪饰称为特色也是一种伪饰。 日本国学的创立是反叛,也是创新。他们不陈列古董,也不排斥好东西。在国学兴盛的时候,(荷)兰学也很发达,这大概是日本现代化起步顺利的原因之一吧。有了国学和兰学,日本在开国的时候能够自信地向西方学习,又不失去自我。 在1931年,陈垣、胡适两位大学者感叹说:汉学正统在日本。华夏文明只是日本文明的源头之一,却得到很好的保留,因此,日本是华夏文明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西方文明(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后裔)、佛教文明在当今世界传播甚广,生机勃勃,但在各自的发源地却不太景气。可见,文明与血缘无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某一个(或某几个)文明的正统继承者。 华夏文明也许正在本土复兴。与秦火之后的汉初相比,这次复兴更为艰巨。我们面对双重挑战,一是复兴华夏文明,二是迎接现代文明。我们有机会超越伟大的古人,因为我们有新的源头活水。梁启超曾期待中西两大文明“结婚”、“交媾”。他在1902年写到:“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现在该掀起美人的盖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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