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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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日本对于解放军最近成立战略规划部之举给予了高度关注。据报道，国外情报分析报告指出，战略规划部并非仅承担智库的职能，而是临战前夕成立的一个执行机构，旨在协调包括二炮在内的各军种核导弹部队。报告还称，中央军委批准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军委甚至中共中央也会设立一个安全领导小组，对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部门进行跨部门协调。该领导小组需要一个执行机构，负责军事工作，所以由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
　　这份报告认为，战略规划部成立以后，将加强对各军种的协调，以提高情报、资讯和指挥的效率，有利于提高各军种核导弹部队的作战力。当前解放军可能已经把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调整为加紧准备军事斗争。结论是解放军近期内将在南海、东海方向采取新动作云云。
　　台湾媒体披露，台湾战略家也认为，解放军设立战略规划部是为了因应日后台海、南海安全局势的变化，依据是“解放军现代化主要是以台湾问题为切入口”。
　　但笔者认为，这些分析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军委批准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的宗旨，恰恰不是为了要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也即加强大战略层面的筹划。当前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时刻，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经营需要精心运筹，而保持稳定发展，避免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是确保中国自身发展进程不被中断的关键。况且，境外对中共中央刚刚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的报道是错误的。早在2000年，中共中央即已成立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以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有关部门。
　　当初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组成是相同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凡是中央领导小组，负责该小组具体运作的班子是其办公室。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秘书长由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 (即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兼任。
　　至于由总参战略规划部牵头协调解放军各军种核导弹部队的分析，更是捕风捉影。总参赋予该部的使命同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军委另行设置更高一级的战略规划机构，叠床架屋，显系不经之谈。
　　由此可见，外媒报道同真实情况出入甚大。尤其是关于军委批准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是为了打仗的结论，同实情背道而驰。外界过度解读，无异隔靴搔痒。此举无非体现了北京领导人对于战略规划的重视而已。
　　据信，北京主要有三条渠道从事战略规划，分别属于党、政、军的建制。战略规划本身需要多渠道，也需要重叠，以保证多样性。凡是涉及具有军事背景的国际危机处理，军队系统提交的战略规划报告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起着一槌定音的作用。在军队系统，在大战略层面，则以军事科学院、总参情报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等提出的政策建议比较受到重视。
　　在大战略层面，在党、政、军三条渠道中，又以党、政两条渠道的战略规划机构为杰出。这次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据估计，即是着眼于在大战略与一般军事战略之间架设桥梁，以弥补过去军队系统对大战略规划之不足，今后的宗旨是确保“不战而屈人之兵”。
　　毋庸讳言，任何国家的军事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准备打仗。中国军方自然不是例外。战略规划部成立以后，对于一旦周边国家反复挑衅，矛盾无法调和，或者强敌逼境，退无可退，至此，“双重威慑”失效，则国家应该如何因应危机之类的课题，自然也是重点研究事项。届时，就是一个以战应战的问题了。简言之，亦即如何打赢在核威慑条件下的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这就涉及北京领导人如何遵循传统的战略思维，“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了。
　　据分析，军事作战系统由来自总参谋部各个核心部门构成，这些部门各自派出精干小组参与作战系统昼夜不停地运转。作战系统长期处于戒备状态，前述小组必须随时准备向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同国防有关的重要情况和应急计划。
　　可见总参赋予战略规划部的使命，同战前及战争中各支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无关，遑论“协调”各军种作战部队？更不用说对各军种核导弹部队进行协调了。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军事常识范畴的知识所知实在有限。西方领袖经常强调，中国军方同西方同行要多进行沟通，避免在危急事态中，双方对于对方的行动出现误读、误解、误判。看来双方确实有必要多进行沟通。当前，世界处于热核时代与信息时代并存的状态中。即使在和平年代，双方隔膜尚且如此深，延至临战阶段，隔膜或许会造成偾事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此，双方岂可不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