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宇
　　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将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正式启动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试点。
　　在过去一个多月间，上海市税务部门组织相关企业进行了紧张的政策培训，从企业反映来看，此番改革并不意味着试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能获得税收成本减少的恩惠，而之前普遍所期待的“大减税”效果也并不现实。
　　即便如此，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试点实施后，上海整体税收也将减少100多亿元。
　　上海税收体制的特殊性以及房产税对地方税源减少所起的抵扣作用，使得上海试点是否对其他地方具有借鉴意义受到质疑。
　　减税账本
　　长三角最大的零售物流商之一、利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革胜，对于新政实施后企业税负最终是减少还是增加，仍然无法判断。
　　“如果就11月份公司的运营采购情况而言，可能税负会略有增加。”卢革胜说。
　　根据上海市出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细则，试点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在现行的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卢革胜所经营的运输企业，由于路桥费部分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从而没法进行进项抵扣，缴纳营业税时税率为5%，改为增值税后税率为11%，税负反而增加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德培分析认为，目前交通运输业对应的增值税税率是11%，相关企业的税负到底是增还是减，取决于采购货物、燃油费用等，如果所涉金额占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较低，那么，增值税抵扣的利好就不足以弥补因为提高增值税税率所产生的额外税负。
　　平安证券分析师储海的计算表明，在11%的增值税率下，运输类企业需要抵扣的成本必须占营业收入的73%以上，仓储类企业要抵扣的成本必须占营业收入的55%以上，否则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增加税负而不是减少税负。
　　王德培指出，营业税与增值税合并可避免重复计算是推进此税改的理由，然而这只适合上下都有抵扣的企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企业，如果是实业服务业企业，新政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卢革胜的账本在交通运输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在试点范围内的部分现代服务业企业，表示税负降低的也不在少数。
　　上海数据港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炯在参加完税务部门的培训后，觉得企业税负将能降低不少。
　　吴炯所在的公司是国有控股的专业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提供商，也是上海市云计算产业推进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数据中心的托管服务、软件服务、电信增值税服务等。
　　据吴炯介绍，公司业务中列入改革范畴的项目，改革前的营业税税率为5%，改革后增值税税率为6%，虽然税率有所提高，但是以今年1-9月份数据中心托管业务测算，其中40万元左右的电费成本获得抵扣，如此一来这一项目的综合税收将得到大幅减免。“这两年我们还在建设期，明后年几个项目上了之后订单增加业务范畴全面铺开，减免幅度应该更大。”
　　另一家试点企业上海交银金融租赁公司总经理助理孙磊也举例说明，假设一台设备原值1亿元，融资租赁公司另外收取租息收入、咨询费等费用2000万元，则这1.2亿元进项税额都可以进行抵扣，进而帮助承租人降低税负，提高利润。
　　但孙磊同时也指出，融资租赁行业原先执行营业税差额规定，交银租赁的实际税负约为3%上下，而改缴增值税后，由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与原先的税负相差不多；不过，在资金成本较高的年份，融资租赁公司的实际税负会较低，如交银租赁今年实际税负预计为2.5%，3%的即征即退门槛对其而言显得“过高”。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增值税改革对小规模现代服务业企业帮助也不少。长宁区的一家文化传播企业负责人任小姐表示，此前她认为调整后公司税率增加，会增加税负。但是经过培训她了解到，他们公司年营业额在500万元以下，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原来缴纳营业税税率是5%，改为增值税后，适用的税率是3%，总体税负降低了不少。
　　上海的“亏本生意”
　　尽管不同企业对应不同的税率，改革后减税的效果不尽相同，但对上海市政府总体而言，税源的大幅减少是不争的事实。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此前曾预测，试点实施后，上海整体税收将减少100多亿元。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上海做此“亏本生意”，意在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有数据显示，自1999年服务业占比超过50%之后，服务业在上海整体经济中占比始终在50%-60%间徘徊。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约57.01%，较之2009年甚至降低了2.36个百分点。
　　“上海提出要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但近年来上海服务业发展后劲乏力却已相当明显。”胡怡建说。
　　而服务业属于营业税范畴，这意味着每设立一个法人企业，就要征一次税，且不能抵扣成本，营业税的此种重复征税无疑成为制约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对于上海来说，增值税试点吻合该市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海对于“因试点而损失的100亿元”表态“愿意自我承担，无需中央补助”了。
　　本月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与部分试点企业负责人座谈，期间指出，这次改革“既是对政府机遇，也是对企业的机遇”。
　　早在2009年开始，上海市就开始致力于打破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管制、体制、法制瓶颈。这一年，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着力提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随后，上海市专门组织专家和学者对服务业税制改革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经过将近两年的调查研究，上海方面形成了改革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复。
　　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收，而增值税属于中央税收，税制的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这也是长期以来改革试点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担心地方利益被中央拿去，所以这次试点方案中保持了几个不变的原则，主要是分配关系不变。”一位同时参与了上海市一级和国家级调研的专家说，此次改革方案提出，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因此，上海长期以来采取的地税、国税混合征收的特殊税收制度，也是此次增值税改革在上海先行先试的重要原因，以此更易于解决中央地方税收的分配问题。不过，将来改革若扩大到其他地区后，不同单位征收的问题仍需要重新解决。
　　至于中央的考虑，前述专家认为，是为提早适应沿海一线城市转型做铺垫。据财政部、国税总局负责人称，会密切关注上海试点状况，并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推广至全国。
　　示范意义
　　增值税改革意在释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这一点已得到业内共识。
　　胡怡建介绍，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障碍是在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传统服务业是消费型服务业，包括宾馆餐饮等，直接为消费者服务，只要销售额乘以税率一次性征税。但是现代服务业已经转型为生产型服务业，如物流业、咨询业、金融业、科技、会展均为生产型企业服务，这些行业将服务卖给生产型企业，但是按照营业税的规则，每个环节都要征税，无法抵扣，抑制了服务业的专业分工。
　　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这一行业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同一企业完成四个环节，产生100万的销售额，按17%税率缴增值税的税额为17万。但假如该企业将芯片设计、测试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40万，那么外包的公司需要缴纳2万营业税，但这2万元的税收无法给原先生产企业进行抵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将上述两个生产环节外包的话，整个生产环节产生19万的税费。”胡怡建解释说。
　　据其测算，一旦增值税改革试点向全国范围内推广将涉及4000亿元的税收减免。
　　为了依靠改革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增强发展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近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届十次全会上也提出，北京要积极争取营业税改增值税扩围试点改革。
　　但在上海、北京以外地区，服务业占经济比重较低、区域差异化过大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各地实行税制改革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税源的减少也使各地政府并不愿推行这项改革，上海作为“试点”的“蓝本”意义，一直被外界所质疑。
　　“税改本质是利益调整与分配，因此地方对此顾虑重重，担心税改后地方利益会否被中央拿了去。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目前属国税，中央和地方分账为3:1；营业税属地方税，占地税40%以上。如果仅仅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而没有分账比例的调整，那么地方财政蛋糕会缩水一大块。而上海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是一套班子，中央地方收入矛盾好协调，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让其他地方觉得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王德培称。“上海现在分成方式算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重新调配比例。假定某地的原税收是100亿，营业税占40%，增值税占60%，因此增值税可以55%给地方，45%归中央。”根据胡怡建的判断，后者方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前者并不易于管理。“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的区域差异性，中央可能会给地方一个比例，不同区域会用不同的比例数。”胡怡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