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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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平庸的恶
　　1956年，蹲了六七年监狱的周养浩，离开重庆，北上京都，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重庆，是让周养浩从天堂坠入地狱的城市，我不知道，启程赴京的日子里，这个跻身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少将特务，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他的往日同事回忆说，他是个拒绝改造的战犯，对共产党政权指控的罪行，从不认账。
　　曾经，他是一个法律人。生于浙江的他，年过二十就从上海法学院毕业了。23岁那年，一番宣誓过后，他阔步迈进职业特务的队伍。智商高，情商也不错的他，短短十年，不但获得少将军衔，还做了特务机构最高行政长官的侄女婿。
　　那位特务机构最高长官对他这个侄女婿关爱有加。耳闻共产党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建立新政权，最高长官火速派出专机帮他撤离重庆，逃往台湾，怎奈，起义将领扣押了他的专机，终生仇视共产党的周养浩只能长叹一声，做了阶下囚，和当年被他看押的共产党政治犯换了一个位置。
　　提审开始了，有“儒生杀手”、“笑面虎”之称的周养浩，被控谋杀。遇害者的名单长长一大串，其中，最为今人熟知的是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关于他们的死，我在讲述小萝卜头1949年遇害经历时已经说过了。单就杨虎城、小萝卜头两家灭门惨案，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周养浩是主谋之一。
　　据称，周养浩并不否认自己是杀人主谋，但他坚称自己无罪。他反复强调说，笃信行政忠诚的他只是奉命行事，他不杀杨虎城，别人也会杀。我没有看过审讯周养浩的笔录，不知他坚持无罪的详情。我想象不出他在审讯时的言辞与表情，却联想起几年之后，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世纪大审判。
　　1961年的某一天，周养浩在北京战犯管理所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一个潜逃在南美洲小镇的纳粹头子，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坐上了被告席。这个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是犹太人的死敌。起先，他主持第三帝国驱除犹太人事务，随后，他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直到帝国崩溃，他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执行着屠杀犹太人的命令。
　　与身陷囹圄的周养浩不同，这个纳粹头子的审判，是在各国记者围观之下，按照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的，他有辩护律师，还能为他做出颇具见地的辩护。辩护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是无罪的，因为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是纳粹政权，不管是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还是驱逐犹太人离开城镇，抑或从肉体上将他们赶尽杀绝，都是纳粹政权制定法令的结果，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信奉“行政忠诚”坚决执行命令的人。如果说，吞噬犹太人的纳粹政权是一部“国家机器”，他不过是这部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当“国家机器”张开血盆大口，怎么能指望一个小小的“齿轮”回天有术呢？
　　周养浩的辩才肯定不及这个纳粹头子的辩护律师，但他自我辩护的法理基础与后者差不多，说来说去，也就是“行政忠诚”那一套。审讯周养浩的共产党干部往往辩不过他，只能凭借简单的道德直觉，呵斥他态度恶劣。
　　和共产党干部一样，亲往耶路撒冷旁听世纪大审判的哈佛大学教授阿伦特，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那个杀死500万犹太人的纳粹头子始终不肯认罪。感慨于扭曲的“行政忠诚”，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一个平庸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置身于极权主义的漩涡，只懂得恪尽职守，当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从没有检视过自己的政治责任，没有扪心自问，对上级命令的执行，是否可以赢得更为美好的公共生活。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问，不管无辜的人们怎样痛苦，当上级命令他向无辜者开枪，他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
　　这就是平庸的恶，无论你怎么指责他，他都会用上级命令来搪塞你。他会说，他是齿轮，他只能履行齿轮的责任。以色列的司法机关没有接受那个纳粹头子的“齿轮说”，虽然责任主体究竟是集体还是个人，在理论上还可以争论下去，实践中的以色列法官没有去争论，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齿轮”还原成一个人，将他绑上了绞刑架。
　　相比之下，周养浩幸运得多。尽管押往北京的他依然是个死不悔改的家伙，20年过后，他还是等到了特赦，从而远渡重洋，与儿女团聚，享尽天年。
1957年：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作为桐城派的传人，孩提时代的章伯钧就懂得这些古老的训诫，然而，年过花甲的他还是忘了“逢人只说三分话”的道理，在诡秘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因为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吃了亏，成了人人喊打的“中国头号右派”。
　　1957年5月21日下午，党外人士章伯钧，以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前往中共中央统战部，出席中共中央开门整风的座谈会，满怀热忱帮助执政党整风的章伯钧，用终生难改的桐城方言，说了一通不合时宜的个人意见：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言论。座谈会结束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人士，对包括章伯钧在内的共产党的朋友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如沐春风的章伯钧兴致盎然地回家了，他丝毫不曾逆料，这番政治异议，已经悄无声息地宣告他的人生提前进入冬天。
　　出身耕读人家的章伯钧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早年，赴德国留学，他就接触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中共领袖有过同处一室的交情。回国后，他参加北伐，参加共产党，组建农工民主党，跟国民党当局明火执仗搞过政治斗争，横竖不是一个吃素的人。所以，“政治设计院”言论出炉不久，有人零零星星地批判他，他也没怎么当回事。待到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章伯钧才突然感觉到苗头不对。这篇社论中，有个让他大吃一惊的结论：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还在进行着。
　　他敢于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放弃。中共八大过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捧读《这是为什么？》，章伯钧觉得不对劲了。早知道“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在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中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他，也不会打破沉默，大放厥词，说什么“政治设计院”。不知道他私下里是否感叹过，在毛泽东面前，见过大世面的他，总像一个小学生，那么幼稚，那么笨拙，那么不明世事。
　　他哪里知道，在他出席统战部座谈会前几天，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篇文章，说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很猖狂，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说，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可怜的章伯钧，固然不愿自取灭亡，却因为信息不对称，不知道“引蛇出洞”的权谋，一接到了统战部有关人士请他帮助中共整风的电话，就不顾拉肚子的不舒服，跑去大鸣大放，授人以柄了。
　　现在，“政治设计院”的言论发表了，“蛇”出洞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发出秘密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点名道姓地说，章伯钧等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厄运就此临头。民主党派内部，他自己的同志率先质问他：“你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他沉默了。
　　宪法？他是1954年宪法文本参与者，他清楚地知道，宪法赋予了他以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无需担心受到任何惩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反观人类言论自由的历史，言论自由的核心，是那些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见解的政治言论。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政治言论，究其本质，无非是对当时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见解，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然而，毛泽东将之意识形态化了。在这位领袖眼里，主张政治设计院，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背信弃义的表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建国之初达成的政治盟约，是写入宪法的，是他们必须接受的两个天条。章伯钧放言政治设计院，就是撕毁盟约，违背天条，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是什么？毛泽东火了。他明确地表示，谁想翻案，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位置。
　　显然，章伯钧的政治见解被毛泽东夸大了，被上纲上线了。且不论见解是否正确，即便错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在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比如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小部分法官，就固执地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宪法保护一切言论，宪法保护的不仅仅是公民说正确话的自由，也保护公民说错误话的自由。
　　一生亲美的章伯钧，可能不知道，主张言论自由应该受到绝对保护的法官，在美国也只是一小撮。自言论自由写入美国宪法以来，即使是那些希望以博大的宽容精神对待政治异议的人们，也笃信政治异议应当恪守边界。问题是，边界在哪里？长达180年的漫长岁月里，上下求索的大法官们渐渐达成共识：如果政治异议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明显的急迫的危险，司法就可以扼住异议者的喉咙。1969年，章伯钧去世的那一年，美国联邦高等法院通过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在政治异议和司法禁区之间划出了一条细细的红线，将人类对政治异议的保护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一年，美国某个州某个党派的某个领导人，在该党派内部的某次会议上扬言，如果他们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高加索白种人，他们将采取某些报复行动，他们有40万人，将于国庆节那天向国会进军。
　　在种族主义牵动亿万神经的敏感年代，这样的政治言论对州政府来说，无疑是危险的，可怕的。担心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州政府立即指控他违法，州法院判他蹲十年大狱。那个不甘束手就擒的领导人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高等法院最终判决他无罪释放。透过那些冗长而专业的判词，我理解，联邦高等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和平时期，只有导致迫在眉睫的暴力行动的政治言论，才是非法的，有罪的。
　　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章伯钧可能没有机会知道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关于政治异议的判决。知道了，也只能增添他的痛苦。
　　“政治设计院”的言论出笼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让他低下了桐城派数百年来始终高昂的头，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一直在写检查。从童年开始深刻自我检查的他，终于得到了“宽恕”，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上边”特意为他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过去享用的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也照旧保留了。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生命再也留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