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冲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健强、李东生；陆俊、黄俊杰；王珀、许宏涛；申思、祁宏……
　　如果借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常见的考题——给出一串数字，问其中的规律和联系——以上这群人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来自中国足球圈；都在这次为期两年的足球反腐案中先后落马；更重要的是，他们体现了中国足球自上而下的腐败过程。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层领导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受贿。其中，谢亚龙说：“2006年，山东鲁能队拿了冠军，半年多后，鲁能集团领导到我办公室表示感谢，给我送了20万元人民币，说是集团对球队的奖励，同时也给了我一份，当时就收了”。南勇说：“俱乐部每次行贿的数额在几万到十几万、二十万不等，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就给你放到办公室，有的时候一块吃饭，给你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是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点钱。”
　　这是足球贿赂的第一步，从上而下入手。和上层领导交往通常都是用来维护日常关系的，不需要明确目的。所以，谢亚龙说，每次对方送钱，都没有提出要具体办什么事情，而是打着感谢的旗号。感谢常年无形的关照，遇到重点事情时，日常建立起的良好关系也可以派上用场。
　　比如2006年中超联赛山东鲁能在主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前就找到了谢亚龙，希望比赛能公平公正。这就是领导间的沟通艺术，不需要明说。为官多年的谢亚龙当然懂，“山东方面希望夺冠，虽然他们话没说，但肯定希望能给点帮助。我也考虑到那么
　　多球迷，还牵扯到球场安全，赛前我就跟南勇说，这场比赛确实要考虑裁判的公平公正，别出问题。南勇说你放心，我安排好。”谢亚龙没有让南勇安排裁判照顾鲁能，而且还冠冕堂皇的要求公平公正以保证球场安全。对此，南勇当然也懂，这是一种暗示。同时受审的前裁判委员会主任李东生说，如果领导强调稳定很重要，就是要维护主队；如果强调比赛要公正进行，意指保证客队。另一名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在2007年时就曾为河南建业的
比赛给李东生打过电话，说对于比赛要注意，避免在降级队身上出问题。
　　谢亚龙、南勇口中的感谢费就此产生了。他们没有明确指示假球、黑哨，这显然与先收钱后办事，带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有所不同，这也为未来的审判辩护留下伏笔。杨一民及其辩护律师就认为，相当一部分钱并不属于“钱权交易”，因为他未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很大一部分的钱款都是对方的“感谢费”与“关系费”，并未要求他做超出职务范围以外的事情。
　　光有领导关照还不够，还需要执行层面配合。这时候轮到中层领导和裁判等人出场了。总结中国足球反腐案件的审判公诉书可以发现：陕西、沈阳、山东等球队为感谢张健强在裁判安排方面的照顾，分别送给张健强80万、68万、40万元；2003年甲A联赛上海申花和上海国际的比赛，上海申花送给张健强70万元，他和主裁判陆俊每人分得35万元；2005年至2009年期间，长春亚泰、河南建业、重庆力帆等队在某些比赛前要求被照顾，赛后主裁判黄俊杰可以收到“红包”，其中，亚泰队一共给了黄俊杰人民币64万元。
　　众所周知，陆俊是中国足球多年的“金哨”——最佳裁判，可见这是一个利益团体。只是，事情曝光后，这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按照中国足协章程，因做裁判工作而明显违规的上海申花、山东鲁能等队不只是冠军被取消的问题，而应被处以降级。上海申花的主体早已发生了转移，让如今的老板朱骏代前任受过不公平，那么，没有变更主体的山东鲁能呢？难道把行贿说成个人行为，不代表俱乐部？可贾秀全等行贿人并没有被列为被告，说明法庭认定此乃商业主体而非个人行贿。第二，黄俊杰的辩护律师要为他做无罪辩护，理由是他并未向对方主动索取，而是源自足协领导的压力和要求，且都是事后“感谢费”。
　　要想买通一场比赛，或者赌球，有裁判帮忙也不够，如果遇上对手较真、死磕呢？所以还需要买通对手。“渝沈之战”渴望保级的沈阳向无欲无求的重庆队开出200万价码就是这个原因。1999年辽宁未能夺冠，就因为遇到了北京国安的力阻，最终被山东鲁能超越。
　　所以，也有“富贵不能淫”的人，或者被其他对手收买力阻。2003年甲A最后一轮，上海申花和上海国际同有夺冠可能，上海申花的对手是深圳队，上海国际则面临保级球队天津泰达的挑战。上海国际希望深圳队能全力阻击上海申花，帮助自己夺冠，故向对方抛出200万的筹码，但该事被提前曝光，深圳只能拒绝上海国际的请求，但他们依然“无偿”阻止了上海申花。只可惜，上海国际内部出了问题，被面临保级的天津泰达收买，在送给天津成功保级的同时，也把冠军拱手相让给上海申花。这是假球、赌球的又
一个环节：当球队不能被收买——多半是因为球队自身面临夺冠、保级等压力无法被收买时——就收买队中的球员，所以申思、祁宏等球员进去了。也存有复杂情况，比如球队被一方收买，而队中球员或裁判又被另一方收买，导致场上出现“各为其主”的现象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正如谢亚龙所说，“没抓进来的并非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各自都有一些事情。这是体制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