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惺璧
　　项兵像个理想主义者。他充满了激情，他当初参与创办长江商学院正是缘于一个梦想：“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批世界级的企业家”。他不参加第三方机构对商学院的“排名”，希望长江能够成为全球新一代商学院。作为长江的战略家，他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很多引起企业家深思的重大命题，例如“财富的整体循环”、“打造伟大商业机构”、“大风流的创新”、“以全球应对全球”等等。在长江的治理中，他更是提出了“教授治校”、“好的商学院必须有强大的财务支持”、“教授以研究而非教学为主”的三大办学理念。
　　关于中国构建中产阶级社会，他有着系统的思考；认为打造一批超越家族的伟大商业机构并使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才是国家强大和社会和谐的先决条件。
　　中产社会如何打造
　　经济观察报：现在国家提出要打造中产阶级社会，你似乎在五六年前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项兵：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有一些共性，第一，要出一批超越家族的伟大商业机构；第二，要使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构建橄榄型社会，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先决条件。从目前来讲，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造富方面确实有了非常大的进展，出了一批富商，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反对仇富这种心态，但是仅仅有几个富商是不够的，我们国家不会因为多出几个胡雪岩就富强起来，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仅仅靠富商的数量而变强大。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两极分化。
　　项兵：两极分化，财富不均。中国造富的功能非常之强大，你看福布斯富豪榜最新的数据，美国占413位，中国占174位，名列全球第二。但我相信，174这个数量绝对低估了，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的造富功能会变得更为强大，这点我是不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我们的财富不均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到了0.52，如果在伟大的商业机构打造方面，在打造中产阶级这个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不给予高度重视，没有非常大的进展，那可持续发展将是个大问题，社会的不稳定也会越来越突出。
　　所以我们期待，从国家到企业层，能够重视中产阶级的打造,要把如何创造一个环境，如何能出一批超越家族的商业机构，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来考虑。
　　经济观察报：中国在迈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项兵：我重点说说企业。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具有大国的情怀。做生意的目的，应该远远超越发财致富，或光宗耀祖。我曾经提到华为的模式。任正非在华为仅持有1.42%的股权，他自己并没有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却为中国打造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公司，同时为股东带来非常好的回报。所以，华为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销售额，在于它进入了世界500强，在于有了一定的品牌和核心技术，更在于中产阶级的打造。通过员工持股制度，华为61457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64.69%），持有华为98.58%的股权，凭借高额股权分红及行业内领先的薪资标准，华为成为中国收入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之一。以其薪资初步估算，在华为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将按部就班进入百万富翁行列。
　　经济观察报：但是你也知道华为的特殊性，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是非常少的……
　　项兵：确实非常非常少。但有些企业有类似之处，比如说联想，还包括我国的一批国有企业，例如银行业，确实为中国打造了一批中产阶级。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提出培养中国的中产阶层，畅想特别好，企业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项兵：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不能太高，如果创造了100元的财富，90元被董事长和总经理个人拿走，剩下的10元被3万员工分享，这个模式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当然，也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所偏好，政策需要做一系列的调整，来克服贫富不均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乃至所有的新兴市场，最大的挑战就是贫富不均，这严重制约了各国的发展模式。你看巴西收入不均的情况，基尼系数曾经超过了0.6，去年下降到0.52，我们则是从1997年的0.3上升到了今年的0.52，巴西往下走，我们是往上升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联想和华为都是中国领先的企业，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它们该怎么帮助打造中产阶级？
　　项兵：道理是一样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构建不是光有大公司就可以完成的，不是说出了IBM，出了通用电气，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就构筑完成了，但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首先出一批一流的企业，他们作为领头羊，然后广大中小企业跟在后面。
　　同时，我觉得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情怀。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像华为、联想这样的企业，创业者个人的奋斗目标不是把自己打造成全中国最富有的富商，而是帮助中国打造更多的中产阶级。
　　经济观察报：但是，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实现起来还是有很大困难，例如滕圣斌教授就提到国民素质等各方面制约因素。
　　项兵：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吧。我刚才提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7年的0.37上涨到目前的0.52，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如果所有人都奔着造富的方向去，那中产阶级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贫富不均问题继续突出，可持续发展就成为空谈，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都受到影响。
　　所以，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需要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去做出贡献。过去是造富为目的，但是将来应更为关注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更为关注中产阶级的打造，因为过去“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位的，和谐是第二位的；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把和谐放在第一位，发展放到第二位，轻重缓急可能做一个调整。
　　未来五年至十年，这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不是我们过去做错了，过去发展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阶段性，有它的道理，将来发展策略要有所调整。
　　要思考“为什么做生意”
　　经济观察报：你提出了很多中国企业家急需探讨的重大命题，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前途问题，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自身在全球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更引人深思的还是“企业家思考为什么做生意远比思考做什么生意更重要”这个观点。长江超越了仅仅关注如何把生意做得更好，而是同样重视为什么做生意，以及财富的应用与处置。最近中国的食品和药品行业都暴露出很多问题。你能否结合起来详细阐述一下该观点？
　　项兵：至少是同样重要吧，因为西方主流的管理研究，主要还是关注如何把生意做好，如果做得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这个没错，但是对于中国，乃至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如何做生意和为什么做生意，应该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我们做生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我们就有可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没有不可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食品和药品安全出了一系列问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旦形成了一种文化，它的杀伤力绝对不容低估。
　　如果商学院仅仅是把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中国的管理实践相结合，然后由现在已经相对比较富有的一些人做一些新的武装，仅仅为了自己更好的发财致富，那我们倒有可能成为稳定的负面贡献者，这是有可能的。在西方法制各方面相对都是健全的，而在新兴市场，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所以我本人，包括长江要弘扬的事之一，是要关注为什么做生意，在关注如何做生意的同时，其实我谈到的华为和联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向，做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如果你明白了做生意的目的，那么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不能把所有药品和食品安全问题归于我们法律不健全，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有很多，比我们穷的国家也很多，但我们的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所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低估。这和我强调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做生意，如何做生意，当然还有财富的使用。
　　当前西方世界对我们意见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关于部分中国企业在做生意方面相对是唯利是图的，指出企业家在获取财富后，喜欢高调炫富，同时相对来讲对社会责任承担得比较少，在这方面西方对我们的意见还是很大的。这对中国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经济观察报：西方企业在这方面似乎做得比中国好。
　　项兵：是的。以日本为例。2009年我到日本，朋友请我到京都一家号称是全日本最好的日餐厅吃饭。它的独特之处让我很有感触。这家餐厅创立于江户时期，距今已有260年历史。餐厅从来没有做过广告，在如今这样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也没有订餐电话。无论什么样的顾客，都要接受近乎一成不变的传统服务模式。餐厅并不刻意发展新顾客，请我吃饭的朋友的爷爷，是餐厅现任老板的爷爷的客户，历史就这样传承，吸引力却经久不衰。目前这家餐厅已经传到了第9代，9代人锲而不舍，不断改革，他们的梦想不是开第二家、第三家分店，最后成为麦当劳和肯德基，成为全日本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做出全日本最好的日餐。
　　日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小企业，在各行各业、各个缝隙做到了极致。
　　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创业当初只是希望给社会解决问题，一不小心成了最富有的人之一。
　　所以这是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相当多的企业家做生意的目的就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而“士大夫”的胸怀非常之匮乏的话，那我们会防不胜防的。法律再健全，也会防不胜防，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会层出不穷，24小时监管也不够。想做坏事，这么多人一起做坏事，漏洞永远是防不胜防的。
　　经济观察报：所以企业家在创业时，越是把“为什么”这个问题思考清楚，这个企业就能走越远。
　　项兵：不仅创业初期，企业壮大了以后也是一样的。部分国外的企业家，对我们中国企业家有一些看法，我们做生意不择手段。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之一。私下问过一个日本非常著名的企业家，你对中国人有什么意见，他说十年二十年以后一定要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们无可置疑，会选择美国，不会选择中国，为什么？因为你们做生意太不负责，这种做生意方式传遍全球对人类是一大威胁。他没强调我们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