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
　　进入2012年，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依然是欧洲。从雅典到布鲁塞尔的拉锯战持续上演，在默克尔与容克软硬兼施下，欧盟方面一直占据上风。
　　2月9日，欧盟财长会议驳回了希腊方面最终达成的33亿欧元预算削减方案，并要求希腊将财政预算进一步削减3.25亿欧元，通过系列改革方案，并且承诺4月选举之后领导人继续遵守承诺。这不仅意味着希腊仍未获得下一批13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而私营部门参与计划（PSI）谈到的1000亿欧元债务削减的进程也将延续。
　　当然好消息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艺术性地暗示，会考虑放弃欧洲央行持有的400亿欧元希腊债券的“利润”——即削减150亿欧元的债务。当然欧洲央行不会承担这部分的损失，这一计划是否会成为空头支票还要取决于欧元区政府是否同意其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进行债券互换的方案，现在看来各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并不乐观。
　　看来惟一真正务实的好消息是，继去年12月近5000亿欧元的3年期长期流动性操作（LTRO）推出后，欧洲央行宣布第二轮的LTRO将于2月29日进行，有分析认为，其规模将在5000亿至1万亿欧元之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短期内不用担心。
　　比起谈判场上的步步惊心，数据上欧洲的情况则好了很多。由于德国经济超预期的增长，机构普遍上调欧元区经济的增长预期。高盛也将其对欧元区2012年GDP增长的预期从-0.8%上调至-0.4%。这是否意味着欧洲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希腊危局最终将向何处发展？为此，本报采访了高盛首席欧洲经济学家裴修（Huw　Pill）。
　　经济观察报：您对接下来几周希腊的情况如何判断?　　　　裴修：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最终希腊协议会达成，这一批的贷款也会发放，当然欧盟会要求希腊做出更多承诺，但希腊政府对这些承诺能否兑现值得怀疑，短期内让希腊做出根本上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但为什么最后希腊能够得到救助？如果希腊倒下，不仅对它自己，对于整个欧元区都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的分析是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欧洲整体增长会出现两位数的下降，欧元区国家现在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未来一至两年，如果欧元区经济稳定了，其传导效应的威胁就会减小，有50％的几率希腊会被要求退出欧元区。
　　关于私营部门债务削减，我认为也会最终执行，现在之所以还未最终确定是因为整体希腊救助的计划是一体的，要根据救助计划来确定债务削减的规模，但问题是现在希腊债务的持有人除了私营机构外，相当大部分是在公共部门，即欧洲央行持有，光靠私人部门来承诺削减的任务，根本情况不会出现很大改观，现在需要欧洲央行来承担这一职责。但欧洲央行会着重将这一责任推给其他国家的政府。
　　经济观察报：由于各项乐观数据的出台，很多机构上调了欧洲的预期，我们能否说欧债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什么事件将会成为下一场市场动荡的触发器？
　　裴修：我认为，事态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也非常痛苦，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现在，特别是从实体经济的方向来看，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们预计，意大利、葡萄牙或者西班牙出现危机会在今年的上半年，这个痛苦还会继续增加。
　　市场动荡的风险还是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努力。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如果德国能拿出更多钱，法国能放弃一定的经济主权，而意大利与西班牙能说服公众进一步改革，这种风险的几率会有效地避免，但如果政治家在任何一方面难以决策，需要市场给予其足够的压力，因此，这会是政治与市场之间的一场博弈。
　　经济观察报：哪一个国家会成为您下一个关注的重点？
　　裴修：对于葡萄牙、意大利这些规模较小但会出现溢出效应的经济体来说，短期来看我并不十分担心。欧元区现在不会允许希腊违约，同样道理，他们也会保护葡萄牙，况且现在葡萄牙比希腊的情况要好很多。
　　德国现在做得很好，对于边缘国家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执行已经公布的改革进程，所以最大的变数在于法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
　　法国经济占欧洲GDP的五分之一，由于法国与德国的整合度很高，德国情况好转对法国有正面的提振。法国债务占GDP的100%，而赤字占GDP　的5%。意大利赤字高，而债务低；西班牙债务高，但赤字低，所以法国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相比，在两个指标上都不是最差的，但综合来看问题当然严重。
　　另外一方面，法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支出比例很高，达到55%，所以你要在国内推行改革阻力很大，而且法国自认为是与德国平起平坐，德国在欧盟方案中要求法国更加具有财政纪律同时要让出一部分的经济主权，法国恐怕很难顺从，特别是在国内的政治议案趋势之下，因此，4月份的法国大选可能会成为市场动荡的原因。
　　法国私营部分效率非常高，但问题是规模太小，不能在经济当中发挥巨大作用。法国的银行体系在去年11月时情况较糟，但现在相对来说较稳定，但法国银行对公共债务部门的持有量非常高，只有等公共债务稳定下来，其银行系统才会稳定。
　　经济观察报：如果想从根本上稳定欧洲，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裴修：需要采取四方面措施。第一，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将风险集体分担起来，从整体来看，欧元区的债务水平其实还相对可控，只是在极端情况下，希腊等国家情况令人担忧，这就意味着德国需要承担更多的金融责任，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EFSF)的规模，对边缘国家进行救助。
　　其二，为了让这种救助在德国国内更好地被民众接受，要求边缘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按照承诺进行财政紧缩与结构改革，加强财政纪律。
　　其三，欧盟整体层面，也需要签定新的财政条约来严格控制这些国家公共支出，最终让一些国家，如法国放弃一部分经济主权，交于欧盟进行集中管理。
　　最后，为了保证整体经济稳定，要避免小国出现问题时传染到其他欧元区国家，如果要防止希腊出现混乱的违约，就必须让德国等国提供一定资金，同时需要希腊做出承诺进行改革，即便是希腊过去没有遵守许下的承诺。
　　要做到这四个方面很难，需要拿出很大的政治勇气。虽然我们对于欧元区整体信心较强，但德国、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表现依然差异很大。我们预期在今年下半年，欧元区市场得到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欧元区深层次的问题就会集体解决。欧元区的边缘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在竞争力上的差异非常大。
　　过去十年间，德国工资的上涨幅度与其生产率的提升保持一致，而希腊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其生产率的提升，这使得希腊丧失了竞争力。所以这里最差的希腊和最好的德国之间竞争力指数的差异达到了40%，这就要求在希腊一定要进行深刻的国内改革，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去完成，因而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经济观察报：IMF发布报告称，在欧债危机最差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被减半，您如何看待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途径？
　　裴修：IMF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只是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增长减半，最坏的情况即是欧元区出现无序崩溃，预计GDP下降的幅度会达到两位数，由于欧元区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贸易上肯定会有很大影响。而这一次与2008年的情况相比，出于债务水平危及经济层面的考虑，中国在政策放松的剩余空间要小得多，压力的确比较大。
　　但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隔离，中国有诸多资本管制的措施，所以有一定的防火墙作用。如果欧元区解体，对美国的影响会更大，当然不仅是美国，还会对新兴市场以及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因此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