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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战与中国崛起
本报评论员:马冰/译

  金融风云
贾尔斯·钱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gileschance@yahoo.com
  2012年,中美两国将各自迎来政府换届和权力交替。美国总统大选时日未到,但选战早已如火如荼。奥巴马总统仍有望续任,近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他趁机为连任造势。美国宪法要求所有在位总统每年“向国会通报国家咨情,并向国会提请采取他认为必需且可行的措施”,而奥巴马这次演说的内容显然是为争取连任而悉心准备过的,但其中某些针对中国的措施则令人担心。面对中国崛起为重要国际势力的现实,似乎所有政客都希望借助选民中强烈的反华情绪来达到各自的目的。
  演讲一开始,奥巴马指出,早在2008年以前,美国的就业就已大量外流,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举债维持或改善生活。他因此特别强调近期来美国制造业已出现复苏,并建议通过税改鼓励企业减少外包,增加国内就业。接下来,他将矛头对准中国:“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违反游戏规则,我将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已经以近乎上届政府两倍的速度就贸易违规向中国提出诉讼,且效果显著。正因为我们遏止了中国产轮胎的倾销,上千美国工人才得以继续工作。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放任他国剽窃我们的电影、音乐和软件产品是不可取的,容忍他国的厂商依靠政府补贴而获取竞争优势是不公平的。今晚,我宣布成立‘贸易执法司’(Trade Enforcement Unit),专门负责调查与像中国这类国家进行贸易中的不公行为,同时对各类产品进行更多的检查,以防止伪造或安全欠佳的产品进入国门。”
  奥巴马演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攻击中国就能赢得选票。美国公众中存在着一股反华情绪,而将经济的问题归罪于中国是今年美大选中一个突出特色,并非奥巴马一人独有。2008年美国金融及经济崩溃由中国一手造成好像已是既成事实,所以遏制中国就成了美国复兴之本。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正好迎合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怀疑和恐惧心态。毕竟仅在60年前,美国还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刀戈相见,直到1979年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然而,从名义货币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已接近美国的一半、德国的两倍,超过日本近20%。如果使用另一种标准,经过相对较低工资水准和价格差价的调整,中国的经济已经是美国的四分之三。通过比较购买力平价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项预测,中国经济将在5年内超过美国。虽然许多人对这些预测都很清楚,但是他们并未真正领会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背后的地缘政治影响。从奥巴马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至与美欧并驾齐驱的过程,正处在后者因误解和无知造成的重重疑虑背景之下。很显然,许多西方人对生活在一个将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深感不安。然而,已经在东亚举足轻重的中国,在未来十几年里主导全球事务已是大势所趋,金融危机只是使这一过程更加显化而已。
  中国经济无疑会继续增长,但是要进一步改善庞大人口的生活水平,中国企业需要走向世界去赢得客户、资源和技术。不过,人们已经看到,2005年中国企图收购美国一家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努力遭到挫折,当时外界认为美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但事实上,是出于对竞争的忧虑。2008年,澳大利亚阻止中国增持其对力拓(Rio Tinto)的股权。今天,我们则看到美国总统为获得连任不惜借助反华情绪。
  中国该怎样才能说服全世界相信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且让世人以欢迎而非抗拒的方式接受其崛起?美国上升为全球霸主也不过是过去60年的事,这期间美国跨国企业的触角不断扩张至全球每个角落。借助二战后同英法一道成为战胜国以及和平与秩序捍卫者的角色,美国的扩张取得了合法性。诚然,1950-1990年美苏间的冷战,完全有可能是在战争中落下帷幕。但是战争没有最终发生,至少要部分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这种文化早在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前就已经削弱了苏维埃集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已冲破外国针对美国跨国公司渗透的重重壁垒和阻碍。好莱坞电影中,詹姆斯·斯多特(James Stuart) 和多丽思·戴伊 (Doris Day) 所饰演的平凡角色为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对美国的工业、金融及政治在全球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据中国故事“花木兰”改编的动画片虽然在西方取得了极大的票房成功,但其制作和发行方却仍是沃尔特·迪士尼这家美国娱乐公司。
  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美国及大多数欧洲人对日本的印象就是日本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然而,今天的日本已完全改变了西方人的刻板看法,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科技发达、餐饮业跻身米其林星级、在经济不振及核事故面前表现隐忍坚毅的和平国度。日本花了50多年的时间才使世人转变对它的看法,跨国企业在其中起了不容忽视的桥梁作用,索尼、丰田等公司为西方消费者提供了的高品质的各种产品如随身听、音响等,提高了后者的生活水准。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将随着中国自身的变化而改变,而这种变化需要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和世界更多、更广泛的接触。毫无疑问,中国的跨国企业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它根本没有50年进行演变的时间。那么,如何在短短几年内改变外部对它的印象呢?
  亨利·基辛格在他近期出版的《论中国》一书里,阐述了1870年统一后德国的崛起导致世界大战的必然性。他认为,自1900年起,当时的全球霸主英国和上升时期的德国间的争端已成定局,德国为保护自身利益必将大肆武装自己,而此举在英国看来是对现状的威胁。当时英德君主还是表亲关系,且在文化上互为赞赏。而在缺乏像英德间这种坚实的文化联系的前提下,面对中国的振兴,中美双方在增进和维护两国间未来友好关系上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不过,中美两国高层间已经建立起非常密切的相互了解。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亲身参与了这种特殊关系的最初建立,他这本近著的最大可读性是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对话内容的详尽描述。他的经历以及尼克松初次访华后中美关系的历史都证明:无论文化和历史的分歧有多大,双方发展密切的互信和理解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必须找寻各种途径真诚接受西方文化,同时让伙伴了解自己。中国介入世界事务的速度使这一要求更加紧迫。维持领导层间的互信互谅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先决条件。因此,奥巴马此时的反华言论显得极不合时宜。没有世界的接受,中国将无法完成自身发展的艰巨使命,世界也将无法分享中国再次和平崛起所带来的巨大物质与文化利益。1870年德国兴起的故事给世人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警示,如果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得不到认可,那么,下一部“花木兰”的制作方大概只能是中国自己而非好莱坞了。
(马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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