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在当今世界，官府下令开枪屠杀本国人民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很常见。这种屠杀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统治者不能容忍百姓对他们的绝对权力提出质疑，遑论反对。为了维护自己权力的稳定，专制统治者把国民视为敌人，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开枪开炮；在百姓一方，他们没有（更准确地说，失去了）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在长期压迫和剥削之下积累痛苦和愤怒，终有一天会走向街头抗议。于是，屠杀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无论统治者提出的理由多么荒唐，作为现实存在，许多人也会接受他们的统治——尽管多少有些无奈。但有一个界限：他们不能把权力建立在对民众屠杀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不再接受大规模屠杀平民。一旦屠杀被揭露（在信息时代难以掩盖鲜血），专制者的脆弱正当性必然彻底崩溃。最新的例证就是叙利亚。
　　叙利亚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向来是战略要冲；它与以色列接壤，与伊朗呼应，与俄国友善；国内宗教派系的势力很强大，能够与官府分庭抗礼。当这个国家出现混乱的时候，其他国家和势力当然有想法，甚至有动作。如此说来，叙利亚的局势好像确实有一点复杂。
　　但是，在纷繁复杂表象的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叙利亚人民不满意他们的统治者，起来抗争却遭到残酷镇压，至今已有大约5000人死亡。这个事实应该是分析的出发点。其他因素也许不无道理，却都是次要的，围绕着这个事实展开。叙利亚的冲突双方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其他任何国家都只能发挥间接作用，而且到目前为止还都是外围活动。
　　寒冬中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民众抗议声中出逃，阿拉伯之春“立春”。春风很快渡过“玉门关”，吹向其他中东国家。3月20日，在南部城市德拉，叙利亚人也开始了抗议，并迅速蔓延。叙利亚有一大堆问题，仅在经济方面就有通货膨胀，贫富悬殊，贫困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居不下等诸多困难。但叙利亚的统治者强力维稳，阿萨德家族严厉镇压反抗，民众郁积着愤怒和仇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德拉城的抗议是暴力的，民众焚烧了该城的司法、警察、党委的大楼，洗劫了总统的巨富堂兄的两家公司。这是此后局势发展的不祥预兆，也同时再次证明，压迫越沉重，镇压越残酷，反抗就越暴烈，国家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越低。
　　不过，统治者仍然有恢复和平的机会，而且只有他们才掌握着这种机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确实做出了一些姿态和尝试，例如，在去年5月宣布大赦，释放政治犯；8月，颁布政党法，允诺“搞”多党制；10月，决定成立宪法草案制定全国委员会；今年1月，大赦所有被捕的示威群众。但这些措施无法取信于民，死亡和鲜血更直观。而且巴沙尔让步的底线是确保他的专制权力——随意剥夺其他人权利的权力。因此，镇压也同时在进行中。他的坦克开进哈马市广场，全国各地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但抗议人群没有被死亡吓退。
　　国际社会做出强烈反应。5月，欧洲对阿萨德提出制裁，禁止他入境，冻结他的资产；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他下台；11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决定中止叙利亚代表团的活动，又决定对叙利亚实施制裁；今年1月，阿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巴沙尔辞职，把权力移交给第一副总统，然后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制定新宪法。联合国本月讨论的议案就是以此为蓝本。本月，突尼斯关闭叙利亚使馆，这个新获得解放的国家最不能容忍独裁者施暴。
　　叙利亚的冲突不是偶发的，它已经稳定地酝酿了40多年。如果一个长期独裁的政权与本国民众开始对决，这个国家很少有和平的结局。在沐浴“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突尼斯和埃及的过渡较为顺利。埃及军队拒绝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但埃及也不是没有流血，而且局势到现在还没有平息。今年6月30日埃及就要举行大选，军队将向民选总统交权，不过，积蓄数十年的不满不会很快消失，新制度的建设也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流血事件。
　　独裁制度已经预设了革命乃至暴力革命的爆发。要避免暴力革命，只能在制度设计之时预防。如果制度已经错了，那么，人们只能在高压之下被动等待爆发于社会下层的革命，然后重新建立政治框架，这个过程动作大，成本高；当然，如果上层有权力者自觉地发动一场自我革命，李代桃僵，国家转型就会顺畅，社会就不会有大的动荡。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有福气的国家才会得到。
　　对于叙利亚，春天还没有来到，今年是全球变暖之中的小冰期寒冬。气候变化没个准，预报更没准。
　　一个家族的统治
　　自由的社会各有各的不同，专制国家却都有相同的手段和轨迹——至少在20世纪初以来——无论它们高举着什么样的幌子。我们可以在叙利亚看到熟悉的情景，比如类似利比亚的。
　　巴沙尔·阿萨德的权力来自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父子两人前赴后继，统治这个国家已达40余年。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这些兄弟国家中，父亲执政的时间也都很长，但他们在被推翻前一直在位，多年培养的儿子接班人都没有等到机会。把权力传给儿子的只有叙利亚的老阿萨德。
　　老阿萨德毕业于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一方的军队惨败，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被占领，至今仍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当时，老阿萨德是叙利亚的国防部长。他在战败后的第三年（1970年）发动政变，次年“当选”为总统，大权独揽，连续四届“当选”，一直干了30年。
　　叙利亚人口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政府是世俗的，敌视并镇压宗教力量。这很正常，绝对权力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权力，哪怕是在不同的领域内。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城发动起义。老阿萨德出动军队，动用重武器轰炸这座城市，平民也格杀勿论，死亡数字有多种说法，从1万到4万都有。
　　老阿萨德指定长子巴西勒为接班人——虽然叙利亚在宪法上是一个“共和国”。巴西勒在1994年遇车祸去世，于是，领导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落到另一个儿子巴沙尔的肩上。
　　当时，医学院毕业的巴沙尔正在英国深造。老阿萨德命令儿子迅速回国，进军事学院学习，为继承大位做准备。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才34岁，军校刚毕业，上校军衔。这些都不是问题。叙利亚议会匆匆修改宪法，把总统的最低年龄要求从40岁降到34岁；巴沙尔又晋升为大将，担任军队总司令、党的总书记。接着，他以97%的得票率“当选”叙利亚总统——比伊拉克的萨达姆的支持率低一些。
　　叙利亚实行集体领导。领导成员在阿萨德家族，有巴沙尔的妈妈、弟弟、姐夫和其他近亲，军队和情报部门都在亲人手中。家庭晚宴就是政治决策会议。不过，据报道，巴沙尔的妻子已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巴沙尔的叔叔里法特是1982年在哈马屠城的指挥官，他在积极活动，要求巴沙尔下台，由他本人“或者是阿萨德家族内的其他人”取而代之。
　　阿萨德家族出自阿拉维派，这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大约占叙利亚人口的十分之一。阿拉维派吸收了很多希腊哲学、基督教和佛教的思想，被主流视为异端，又被老阿萨德从社会边缘带入统治阶层。复兴社会党是阿萨德家族的另一个统治工具，这个唯一的执政党深入控制到社会基层。该党与萨达姆的党同出一源，后者在2003年被解散。
　　巴沙尔在位初期曾有一些新气象。他反对腐败，开放经济，减少政治迫害等等。但是，一个人的改革是靠不住的，而且权力有很强的腐蚀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叙利亚街头盛行个人崇拜，到处竖立着阿萨德父子的巨幅画像，关于老阿萨德的神话也在流传着。
　　教派和党不是完全被利用，领导干部的效忠是有条件的，他们可以在国家权力和人民财富中分一杯羹，这是统治阶级自我改革走不远的原因之一。复兴社会党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在巴沙尔改革后不久，国营企业又继续壮大了。国营企业可以明目张胆地实行垄断，同时，权贵可以方便地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堂皇地以国家名义满足私欲，却又不必承担经营风险。
　　巴沙尔原来是一位和蔼的眼科医生，他的膨胀的权力欲带领国家奔向了灾难。去年以来，他出动大炮和坦克屠杀抗议的平民，死者多有妇女和儿童。这个做法与老阿萨德如出一辙。
　　但是，世界已经变了。
　　安理会否决权的妙用
　　去年10月4日和今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两次为叙利亚的决议草案投票。前一个草案由法英等国提出，后一个由阿盟提出。一个国家如果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最好的选择是投弃权票。其实，外交就是干涉别国内政，却不能取消外交。如果为维护一国主权，也须知主权来自人民的权力，当统治者屠杀本国人民之时，主权已经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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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决议草案的目的是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制造一个变化的契机，不会改变力量对比。无论投票结果如何，美欧、阿盟都不会放弃干预叙利亚局势。他们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寻找解决方案。
　　安理会投票就是各国表态。在苏联时期就作为叙利亚的亲密盟友的俄国，这次对安理会的反对理由简单明了，俄国外长拉夫罗夫4日说，这个草案“完全让俄罗斯无法接受”——草案需要符合俄国的利益。他没有找一堆冠冕堂皇、谁也听不明白、谁也不相信的空话。“利益”二字足以让它理直气壮。其实，无论是阿萨德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都不否认，他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不会长久了。在2月4日的安理会投票之后，国际上对垒的阵营已经变得非常分明，胜负更没有悬念了。
　　俄国的立场还有行动的支持。去年，俄国派遣航母“库兹涅佐夫”号访问叙利亚。“库兹涅佐夫”号是俄国目前唯一的航母，状态和作战性能都很可疑。俄国军舰到访只是一个外交姿态，它们根本不具备在地中海作战的能力。
　　1月7日，拉夫罗夫在叙利亚宣布，巴沙尔向他保证将“完全致力于”停止暴力事件。俄国要在欧美、阿盟之外开辟“第二战场”，既利用西方对叙利亚的压力以增进本国利益，又避免与西方站在一起。俄国去年在利比亚的做法与此类似，后来卡扎菲被断然抛弃。又如在科索沃战争中，俄国强烈反对北约对南联盟用兵，还派出了军舰为他的斯拉夫兄弟壮威。但很快俄国就出兵抢占了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机场，成为北约军队的同伴。后来，米洛舍维奇被送上审判台。这种手段确实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俄国最成功的两次都是对中国。在英法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割走满清的土地；满清之后是在1950年，但苏联最终没有耗过美国。
　　自沙皇时代以来，俄国的外交虽然强硬，却很灵活。这些技巧不仅中国远远不及，老练的西方国家也多有不及。唯有在大方向上，俄国出的差错多一些。
　　叙利亚的国际关系
　　价值是第一位的，国际战略是第二位的。战略是艺术，在较低层次上是技术，以国家利益为旨归，而国家利益肯定不能抛弃价值。在以往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文章中，本人侧重讨论价值问题，以正本清源。如果价值和战略同样混乱不堪，当然首先要厘清根本问题。
　　俄国在传统盟国叙利亚有利益，不是为了反美或反西方而投反对票。反对他国不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繁荣，更不可能增加这个国家的安全。反对别国不是生存手段，一定还有别的目的。朝鲜常年高调反美，但仍想抛开社会主义兄弟的邻国，单独与美国谈判。恐怖大亨奥萨马·本·拉登没有统治国家，他也不反美，他是想把伊斯兰圣地所在、他的祖国沙特阿拉伯从美国驻军中解放出来，为被以色列驱逐和杀害的阿拉伯兄弟报仇。他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每当中东出现问题，只要不直接涉及以色列，以色列都保持低调，由美国替他出头。以色列的参与只会使中东局势更为复杂难解，给美国增添麻烦。在爆发中东革命的国家，领导人的家族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阿拉伯）民族利益，以色列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革命后的埃及在西南方向上给以色列带来麻烦，如果叙利亚革命取得成功，将在东北方向上带来威胁。
　　美国在安理会上数十次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草案，其中有涉及到对阿拉伯人的大屠杀。美国自己的表现也不更好。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反恐误杀了无数无辜者。至少在杀死拉登之后，反恐战争已经不是很必要。但这次在联合国，美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是否有其他目的，首先都要制止屠杀。其实，推动制裁叙利亚的不仅有政客，还有民意。在民主国家，人民的呼声有力。对于政客，民主的好处之一是政策的回旋空间很大，变化可以很体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封闭。所以，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外国的影响，所有国家也都会无意或有意地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在相互影响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制高点的基础是现实的制度，不是自我标榜的宣传。宣传只有在一个闭塞的国家才是可行的，因为那里只有一个声音，可以把谎言重复千遍。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犯有罪行，但以色列人有在中东生存的权利。伊朗叫嚷要用核武器把以色列抹去。核武器是一大威胁，如果掌握在愿意使用者的手中，世界的危险将大大增加。伊朗的核武器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但追求核武器的其他国家会，而且离中国很近。所以，中国必须认真权衡在核扩散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人正在热闹地讨论是否应该进攻伊朗，消灭伊朗核计划。在保证波斯湾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伊朗和其他海湾国家出售石油，美国保证航线畅通，这两者中国都不可缺。如果发达国家恶意阻止中国石油运输，那就是发动一场经济战，它们的损失可能不会比中国更小，很得不偿失。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保证石油生产国政府的稳定，这两者有很大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明于此，中国的政策可以更灵活一点。
　　叙利亚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盟友，也是伊朗威胁以色列的通道，而威胁以色列是伊朗的一个重要政策。叙利亚变局将制造更多机会，肯定对伊朗有重大影响。但具体走向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