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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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法院里谁最大
　　如果有人问你，法院里谁最大，你会给出怎样的答案？我想，这个答案会决定着你对某些陈年旧案的理解，比如说1962年的潘汉年案。
　　潘汉年，出生于盛产紫砂壶的江苏宜兴市，是一位著名的红色特工，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共产党人。潘汉年生前的传奇，让他死后的电视剧《潘汉年》精彩纷呈。
　　作为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中共“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表现于外的是两副面孔，一副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一副是国统区内的社会名流，作为高级干部，他要忠于组织，严守组织纪律；作为社会名流，他要善于周旋，百般伪装自己。
　　1943年，因受制于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潘汉年在汪精卫的公馆面见了汪精卫。据说，潘汉年返回革命根据地之后，本想向上级组织汇报面见汪精卫之事，但是，共产党内如火如荼的“抢救运动”吓退了他，在一个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内部环境中，担心引火烧身的潘汉年隐瞒了这件事。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赴京参加中央处置“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喝令历史上有问题没有交代的人，主动向中央交代，否则，罪加一等。由于反党联盟中的部分人士与自己有着斩不断的牵连，加之自己历史上确实有问题没有交代，战战兢兢的潘汉年向他的顶头上司书面报告了12年前在南京面见汪精卫的往事。他的顶头上司赶赴中南海，向毛泽东转呈了他的报告，毛泽东愤然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失望，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曾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说共产党高官亲近汉奸，毛泽东亲自签署文电，替他辟谣。我猜想，读过报告的毛泽东可能觉得自己当年被骗了。
　　潘汉年的厄运就此临头。公安部长向他宣布了逮捕审查的决定，而后，不审不判，悄无声息地把他关进了监狱。若不是七年之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潘汉年，早就淡出人们记忆的他，可能连个走向法庭的机会都捞不到。
　　1962年夏天，日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彭树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急匆匆的电话。当时还是一个助理审判员的彭树华，火速赶到刑一庭庭长的办公室，庭长告诉他，中央决定审判潘汉年，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决定由彭树华、刑一庭庭长，还有另一个女法官组成合议庭。
　　彭树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秦城监狱看卷宗。公安部逮捕潘汉年时，留下了很多卷宗，很高，很厚，能扎扎实实作为证据的材料却没多少。感觉漏洞百出的彭树华和合议庭成员本着实事求是的想法，将他们的疑问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分管副院长，考虑到年事已高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平时不爱管事，这位分管副院长决定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没成想，开始同意听取汇报的党组，突然改变了主意，告诉合议庭成员，只需要向分管副院长一个人汇报即可。
　　轮到彭树华汇报了，他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有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但是，这是犯罪还是违纪，值得研究。这位分管副院长打断了他的话，表示潘汉年案是中央定的案，他们对中央的决定，必须坚信不疑，中央交办的，他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几天过后，这位分管副院长突然通知合议庭成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要见他们。听完汇报之后，这位院长首先慰问了他们，道一声辛苦了，毫不含糊地说，中央定的案子，照办手续就是了。
　　可能是怕年轻人难以接受，这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转头问彭树华，有没有读过《滕王阁序》，而后说到岳飞，他对年轻人说，主张抗金的岳飞被诬谋反，难道时人没有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当然有人知道！可是，宋高宗一心和金人议和，谁能救得了岳飞？
　　觉得领导水平就是高的彭树华，与其他两位合议庭成员，踏踏实实回去开庭了。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潘汉年，安静地走向特殊法庭的被告席。当合议庭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另行宣判的时候，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至于刑期，也是中央先前定下的，15年。
　　判处刑罚，确定刑期，总得有罪状吧。很多年以后，彭树华面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李菁，回忆潘汉年案的审判经历，说，三条罪状都是合议庭违心地罗列的。一如彭树华事先听到的传闻，潘汉年认罪伏法之后，很快获得自由。假释出狱的他，和再度重聚的妻子，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一个自由受到限制的农场里，养花，种树，钓鱼，聊天。文革之后，疯狂的政治局势将潘汉年推向绝境，直至肝脏烂成豆腐渣，等到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他无罪，世间已无潘汉年。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潘汉年已被平反。虽说杀人不怪刽子手，潘汉年的遭际还是让当年的合议庭成员背负了难以言表的心理压力。其余两位去世前一再叮嘱彭树华，务必写出潘汉年案件的审判真相，让世人有个正确的判断。
　　作为世人中的一员，我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如果有机会，我很想问合议庭成员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法院里谁最大？按照彭树华的回忆，他听刑一庭庭长的，刑一庭庭长听分管副院长的，分管副院长听院长的，院长听党中央的，党中央听毛泽东的。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中，最大的人物是毛泽东。
　　这是时代的荒谬。根据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法院里最大的人物应该是法官。法院是什么地方？是法官办案的地方！法官应该怎样办案？法官应该依照他的良知，经验，以及他对法律的理解和把握办案。法院内部可以有行政层面的上下级关系，法官之间却不可以有审判层面的命令服从关系。法院外部更是如此，任何外部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干扰法官行使审判权。概括而言，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都是法律帝国的至尊，除了法律，除了他自己，他没有任何长官，不服从任何权威，包括毛主席。这话，毛主席听了肯定不高兴，好在他听不见了。
（以上部分材料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所载李菁的文章《潘汉年案审判经历》）
　　1963：法学家的牢狱之灾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主张“无罪推定”的世界级法学家杨兆龙，最后却遭遇有罪推定，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命运如此作弄，究竟是己之过，还是天不公？
　　杨兆龙，对今人而言，是个极度陌生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二战之后，调查战犯罪证的机构是他领导的，惩治汉奸的机构是他组建的，审判战犯的条例是他草拟的。甚至于法学院的学生，也不太知道，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柏林大学的博士后，所翻译的《联合国宪章》，迄今仍是我们时常查阅的规范的中文译本，更不会知道，他曾因为欧洲法学界的推崇，入选过“世界范围内50位著名法学家”。
　　他的光荣，在解放之后，成了他的祸根。解放前夕，他短暂出任过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这个职务，为他释放共产党的政治犯提供了便利，也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1957年，远离政治风浪不知还有阳谋的杨兆龙，在一个号召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提意见的专题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喊出“无罪推定”，意思是说，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换句话说，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得把人放了。
　　杨兆龙是个法学家，当然不像我写的这么直白。他说，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道主义原则是无罪推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深知时代不同了，社会主义才是主流价值观，杨兆龙主张无罪推定的时候，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宣称“无罪推定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一种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一种表现”。
　　杨兆龙强调，不能够因为极少数人犯罪而忽视无罪推定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无罪推定都是站得住脚的。从理论上说，无罪推定是人的基本权利。从事实上说，推定一般公民都是忠诚守法的人，是有事实根据的。担心听众听不懂，他举例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法律的阶级本质怎么样，“犯罪”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总是极小的，“不犯罪”是通例，“犯罪”是例外。1955年夏天，中共中央指示地方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告诉大家，若想“肃反”卓有成效，人数必须在“百分之五左右”。可能是针对这一点，杨兆龙说，如果全国犯罪者达到5%，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5000个犯人，像上海这样6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就要有30多万的犯人。实际上，我们决不可能有这么多犯人。
　　将近50年后，我在法学院读研究生，一位刑法学者在讲台上说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地说，无罪推定之类的刑法思想已经暗示了他日后的悲剧命运。
　　此前，他实际上已经悲剧过一回了。
　　1955年夏天，全国肃反浪潮中，杨兆龙因为担任过末任检察长，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专案组认为：一个国民党的检察长，如果不是潜伏，为何留在大陆？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罪推定，在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之前，推定他是个有罪的人。想当年，杨兆龙担任检察长，是因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才走马上任的，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的极力挽留，最终促使举棋不定的杨兆龙，遂了夫人的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飞往台湾的机票，留在了大陆。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中共地下党中的知情人或者是自顾不暇，或者是明哲保身，反正没有人为他作证。就这样，他成了“内专对象”，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而今，我查看杨兆龙的学术和生平资料，觉得那个刑法学者在讲台上的感慨确有道理。无罪推定这种明显有悖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刑法思想，怎么能从这位见过大世面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呢，这不是明显的不识时务吗？
　　杨兆龙是躬身入过局的，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用今天的话说，是个亦官亦学的两栖人才。1927年，23岁的杨兆龙怀揣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在距离故乡江苏金坛200公里之外的十里洋场做起了法官。几年后，他逮住一个机会，赴欧美留学。回国之后，兼职于大学法学院的杨兆龙，长期供职于立法院、教育部、司法部，从未离开官场半步。
　　我不明白，已经悲剧过一回的杨兆龙，何以会在1957年的反右中，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抛出无罪推定之类不合时宜的法学主张？有人说，是党的高级官员劝他说的。据说，中共中央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中共的部分高级官员相继向他道歉，对他在肃反中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感到遗憾，并请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主动积极地向党提意见。
　　或许是高级官员使然，或许是书生本性使然，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他“鸣”了“放”了，而后就悲剧了。自己成了右派，子女们也受到连累，教授当不了，工资被取消了，行动受限，强迫劳动，最后咳血住院。
　　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1963年9月23日晚，年近花甲的杨兆龙被捕入狱，负责执行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涉嫌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数年过后，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
　　这是个标准的有罪推定。罪名的前半部分不再赘述，后半部分说的是，两次帮助学生和儿子出国求学。据说，杨被打成右派之后，有关方面派特勤人员骗取他的信任，挖了一个引诱他偷渡出国的陷阱，杨兆龙自己倒是没有这样做，但是，为了改变一个学生一个儿子被发配新疆的右派命运，他联系了那个特勤人员，为他们出国求学牵线搭桥。这，就是他投敌叛国的由来。我不知道，一个坚定地相信无罪推定的人，遭遇有罪推定时，作何感想？
　　1979年，拨乱反正的春风里，杨兆龙所渴望的无罪推定，得到了部分满足。所谓“叛国投敌”，因为是有关部门设的局，很容易被证伪，被推翻，而历史反革命，则事过境迁，不易证明。经由儿女们不懈的努力，中共地下党南京地区负责人前往上海市高级法院，证实杨兆龙是应他们的要求担任末任检察长，也是应他们的要求留下的。旋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当年的判决，宣告无罪。
　　此时，杨兆龙含冤离世差不多一年了，过去坚决劝他留在大陆的夫人，因为不堪红卫兵的凌辱，被迫自杀已经15年了。
（以上部分材料来源于陈夏红所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