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骷髅记
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aquadagio@yahoo.com
　　《悬崖》的最后一集，周乙和高彬的一段对话很有趣。周乙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高彬说自己可以想办法给他弄一个大赦。周乙像所有即将殉道的英雄一样表达了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并描绘了美好蓝图：“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这时高彬没有像传统反派一样恼羞成怒或冷汗涔涔，而是淡定地说：“幼稚。”周乙说：“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幼稚”二字，着实精彩，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中的反派高彬总让人感觉像生活中的某个熟人似的，看着随和，也有人情味，但一遇关系切身利益的事，那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信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在这样的人眼里，连个话题都不算，只能是“幼稚”。
　　卧底英雄们每天跟敌人称兄道弟，信仰这时候成了区分正邪的唯一标志。今天的谍战剧不再粗暴地强调敌我，而是软性地划分了有信仰和没信仰两个阵营。信仰能让人纯洁高尚、置个人私利甚至生死于度外，完成各种不可能的任务；没信仰的不是营营苟苟的官僚就是损人利己的小人。《潜伏》中的余则成就是看不惯国民党官员内部的腐败而投入中共的，对这样投诚过来的人，执行重要任务之前要送去根据地进行政治学习，临行首长对他说，在特殊环境下面，什么都可以灵活应变，甚至可以做些“坏事”，但是信仰决不能变。在信仰中，人总得相信一种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这就是“信”的本真含义。从另一个角度看，相信一种还没有兑现的东西还为此搭上性命确实可以说“幼稚”，中国人的整体气质是实利主义的，周乙没几个，高彬遍地都是。
　　据说有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30岁以前不信仰共产主义是坏蛋，一个人在30岁以后还信仰共产主义是傻瓜。”话里的意思有很多可以玩味，先说三点：1.信仰共产主义很不理智。2.这种不理智会造成麻烦的后果。3.这是一种年轻人的游戏。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看看，烈士们牺牲时的年纪大多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怪不得当年国共双方都有共识，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革命。谍战剧不止一次在敌人谈笑之间调侃信仰，《潜伏》中余则成的上司想让余利用旧情人关系策反女中共左蓝，余则成说：“脑子里充满宗教式信仰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还管什么新情旧情。”《悬崖》里的高彬也对同僚说：“你还是没能真正理解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不再正襟危坐谈信仰，而是调侃信仰像一种病症，让人舍得一身剐，不按常理出牌，这正是时下风气的反映。
　　年轻人容易为信仰所鼓动，是因为年轻人阅历少，思虑少，相对更纯洁。到了一定年纪，世故好像就成了一种必要品质。信仰容易让人吃亏犯傻，甚至丧命，没有信仰的人应该活得更舒服。但是，信仰是货真价实的双刃剑，有它没它都很痛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信仰过，没为钱以外的任何东西、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牺牲过哪怕一根头发，甚至买东西讨价还价都没吃过一次亏，那么他到中年时，可能会感到空虚莫名，上蹿下跳想找到一点儿牺牲的感觉，这种“信仰型”中年危机，比什么都无药可救。
　　有人说现在的人只信仰金钱，这说法其实不成立，因为钱的功能有目共睹，对金钱就谈不上信仰，最多是承认或服从。对实利的崇拜越彻底，人生可能越空洞，这时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消费欲——消费信仰，这么多谍战剧就应运而生了。比起从前严肃的意识形态训教，现在的谍战剧有了一个很大改观，就是将正邪对决相对游戏化了，《黎明之前》中的“水手”牺牲之前留下录音对战友刘新杰说：“这一切就像是一场赌局，筹码是你的生命，而我是你的入场券。”《悬崖》中的周乙也说过，自己和敌人只不过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大家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
　　赌局的观念要求情节充满惊险和悬念，娱乐性更强。但平心而论，现在的谍战剧离动作、惊险、悬疑等类型还差得很远，倒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刑讯场面，以及地下党面对亲情和任务时的矛盾纠结。想玩又玩不痛快，是谍战剧面临的一道难题，到目前为止积累最多的经验仍是煽情，煽信仰的情，而且风格越来越国际化。《悬崖》牺牲了叙事的紧凑性而采用大量抒情镜头，每当正面人物遭受身体和心灵痛苦的时候，就圣乐大作，周乙独自在囚室时背景响起的那段哼唱疑似山寨《角斗士》，《黎明之前》最后一集干脆直接拿来了《勇敢的心》来突出“水手”牺牲的悲壮。谍战剧中大量的抒情笔墨，是为了营造一种弥赛亚式的崇高感，从前常用的国际歌或进行曲式煽情已经过时了。人越有钱越信鬼，同样，人越功利越需要自我感动，越需要消费一种受难快感。谍战剧已经做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像一包包关于信仰和牺牲的膨化食品，有各种口味的，供人坐在沙发上慢慢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