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筹划近4年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3月18日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生态能源经济协调发展实验区第四次联席会议宣称，该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复。
　　该规划赋予陕甘宁革命老区五个战略定位：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现代旱作农业示范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
　　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西部大开发总思路课题主持人张宝通说，这也是中央按照“三四五”原则在西部布局的经济区中，在完成对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三大定位于全国增长极的经济区布局后，第一个亮相的“四”一级跨省经济区规划。
　　而据长期参与规划调研、编制的地方发改委官员称，最终亮相的规划让他觉得“有点遗憾”，原因在于一些旨在理顺矿产资源央企与地方分配关系方面的政策，在终稿中“大大降低了含金量”。据称，该规划曾五易其稿，期间来自央企方面阻力重重。
　　煤炭够采600年
　　陕甘宁革命老区原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现在是全国最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之一，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集中区域。
　　3月18日的联席会议上，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说，《规划》涉及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区)的延安、榆林、铜川、庆阳、平凉、吴忠、固原、中卫等8个地级市，以及陕西富平、旬邑，甘肃会宁，宁夏灵武等9个县(市)，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人口1700多万人。
　　日前刚刚公布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列出了对西部地区经济区的布局，张宝通说，基本上是按照了“三”、“四”、“五”的原则——
　　“三”指具有全国影响的经济增长极，包括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
　　“四”指跨省级西部地区的新经济增长带，包括呼包银、天山北坡、兰西格、陕甘宁等经济区；
　　“五”指省域经济增长点，包括滇中、黔中、西江上游、宁夏沿黄、西藏“一江三河”等。
　　他说，陕甘宁革命老区规划，也是“四”一级的跨省级规划中，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复的经济区规划。目前，包括呼包银、天山北坡等经济区规划，也已经在编制中。
　　据称，革命老区涉及的城市，除了延安和榆林外，其余各市的人均GDP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庆阳、平凉、吴忠人均GDP还不足全国水平的一半，按2008年的标准，最低的宁夏固原市人均GDP仅为宁夏全区的28.4%。
　　但革命老区实际上拥有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优势：有国家发改委官员在此前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称，陕甘宁革命老区具有“两大优势”——红色政治优势和能源资源优势。
　　红色政治是这里的传统。即便不提众所周知的延安，庆阳曾是中国西北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和“南梁政府”的诞生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的核心区，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地，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惟一从未丧失的老革命根据地。
　　除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外，区内煤炭资源探明储量总计约1949亿吨，稀土产品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3。按照目前每年3.05亿吨产能，仅目前已探明煤炭储量，就足以支撑革命老区开采超过600年。
　　首个政策类型区域规划
　　尽管红色旅游项目在许多地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当地看来，陕甘宁革命老区的5个定位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
　　一位甘肃省官员说，“红色优势和资源优势两张牌都应该打响，但从目前来看，革命老区欠账太多，全面启动红色旅游项目并不太现实”。据悉，目前规划涉及八市九县中，仅有陕西的延安、榆林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在近年来对红色旅游项目做了不少投入。
　　延安和榆林的特殊在于拥有相对发达的民营经济，而且在陕西煤改的进程中，民企也几乎没有受到打击。而且，延安还参股了中国除三大石油央企之外，唯一一家省级石油公司延长石油，这在当地亦是中央对于老区的“特殊照顾”。
　　在更广大革命老区，则并不具备这样的平台。一位庆阳市官员说，根据他们的测算，“比如说中石油在我们这里开采原油，80%的利润都被央企拿走了，国家拿走的不到20%，留给地方的，大约只有2%”。
　　而据陕西省方面之前的测算，在石油资源丰厚的陕北地区，“中石油每开采1吨原油，留给地方大约是8块钱，而陕西省自己的延长石油每开采1吨原油，留给地方大约是800元”，两者差异近百倍。
　　而据参与制定、调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陈昌盛称，该规划是国内首个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制定的专门性跨省域规划，也是首个典型的政策类型区域规划。规划制定的初衷就是给予陕甘宁革命老区以政策倾斜和支持，推进“老少边穷”地区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前提下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规划》提出，到2015年，该地区国家能源基地初步建成，农产品加工业、红色文化产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经济发展能力明显增强；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地方官员更希望，过去资源开发利益分配过度向央企倾斜的格局，能够通过规划的落实有所改观，“利益向当地政府倾斜，向当地人民倾斜”。一位庆阳市发改委官员说，更希望改变现有的分配体制，“如果不是因为现行的分配体制，凭借我们这里的资源优势，根本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含金量有点低
　　一位全程参与规划调研制定的发改委官员说，规划曾五易其稿，最终国务院批复的规划，距离当初的期望，对于地方而言有一定的落差。
　　据悉，规划动议最早是在2008年5月由庆阳市发起，当时，庆阳市市长周强考虑到整个老区的共性特点、地域相接、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同时又有革命时代的深厚友谊等综合因素后，恰逢中央区域政策密集发布，提出此项构思。
　　在与同为党校同学的榆林、延安等市主要官员沟通后，他们取得了共识，并在2008年7月发起成立第一次革命老区城市联席会议，正式开始向国务院提出设立生态能源经济示范区的报告、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小组等工作，“大家心想到了一块儿”。
　　2009年6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前往庆阳视察，在听取报告后，表示支持。当年8月，北京一场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小范围研讨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对此表示明确支持。
　　第二年，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明确写入国办55号文，同时，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了规划编制工作。历经几次调研，当年11月，规划形成第三稿，提交革命老区各城市讨论并征求意见。
　　在地方官员看来，此稿也是数个征求意见稿中，最具有含金量的一版，“含金量不在于转移支付，也不在于中央加大投资力度，而在于对于在资源行业，理顺央企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上，提出了较多倾向于地方的条款”。
　　在此后，规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并在去年2月形成第五稿，提交各部委，但此时，“含金量已经降低了许多”。
　　据称，这些区域将开征资源开采生态补偿费，石油、煤炭按每吨售价的2%征收，其他矿产资源按1%征收，以“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
　　“本来老区地方政府提的想法是按5%来计征，毕竟大家都明白，把资源开采导致的生态环境烂摊子完全交给地方来治理，于情于理都讲不通，但央企那边阻力很大，经过多次协商沟通，这个比例降到了2%。”前述庆阳市发改委官员说。
　　“实际上，我们对政策的期望不是要几个项目，也不是要求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而是希望能够改善现有的央企地方分配关系”，他说，那一段时间里中石油的人经常来打听规划制定的情况，甚至化作不同的身份，“搞得我们那个时候，对记者都很警惕”。
　　而据甘肃省官员说，最终规划的正式版里，有些大项目，在国家级、省级的专项规划里也都已经列入，“而对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际上这个分配制度如果有所调整，通过政策就能为我们一年增加上百亿的收入，可能甚至都用不着转移支付”。“有点遗憾，”他说，“老区政府应该继续联手推进合作，绝不能因为个别央企的利益，严重影响到广大老区的发展。规划的制定只是第一步，在未来各成员城市仍需要加强合作，在交通通道、生态建设等方面，携手合作；同时，争取在规划区能实现资源统一调配、产业合理布局。这肯定会涉及到各个城市的利益问题，需要大家的公平心态和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