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哈福德
　　1967年，Mario　Capecchi来到哈佛大学，决定在伟大的DNA的发现者之一——James　Watson的带领下做分子生物学研究。没有人会轻易赞誉别人，Watson称赞Capecchi说：“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得到的赞誉会比大多数科学家在一生得到的还要多。”他曾建议年轻的Capecchi，除了要在哈佛大学的学术氛围的顶端研究之外，要在任何地方都要“像疯子一般”地去做研究。尽管如此，几年之后，Capecchi还是觉得哈佛并不适合他。他觉得，自己如果想做伟大的研究来改变世界，他需要给自己更多呼吸的空间。他认为，哈佛成为了“获取短期满足感的堡垒阵地”。
　　1980年，Capecchi申请进入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这里依靠政府资金进行着一项人类寿命潜能的研究，款项巨大：NIH至少比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多20倍。Capecchi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项目。其中两项为固体材料，有具体的跟踪流程和循序渐进的项目完成和交付流水账，可以说，成功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第三个项目却有些冒险和投机性。Capecchi要尝试着去改变老鼠的基因。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尝试，特别是在1980年：一只老鼠的DNA含有70到80本百科全书的信息量。Capecchi要从这些百科全书中找到其中一个句子并进行修改，而使用的仅仅是基于分子量级的程序。他的想法是制造一种与改变的基因相似的基因。他将这个相似的基因注射到一个老鼠的细胞中，让它自己找到同伴，并将其踢出DNA链，然后代替它。成功性极不确定，几乎不可能。
　　当时NIH觉得Capecchi的计划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小说。他们没有看重这个申请并强烈建议Capecchi放弃这第三个投机性的计划。不管怎样，他们同意对另外两个结果注定的基础项目投入资金。
　　Capecchi最后怎么做了呢？他拿到了NIH的研究资金，无视他们的告诫，把全部的资金用于他的富有冒险性的基因计划。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承认那是次巨大的赌博。要不是因为NIH要求他向NIH展示了他的计划在3到5年内的有足够潜力的初步结果，NIH还真会停止注入资金。如果没有他们的批准，他也就会很难找到其他资金支持。没有足够资金，对他的职业之路会是严重的打击，可能会迫使他的助理去找另外的工作，也有可能使他卖掉他的实验室。
　　2007年，Mario　Capecchi因老鼠基因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NIH的专家小组早些时候已经承认并继续他们的资金支持：“我们跟高兴你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
　　Capecchi的故事的寓意并不是要我们去赞赏固执的天才——尽管我们应该。我们不该把固执当成天才的衡量标准。有多少重要的科学或技术进步遭遇失败，不是因为它们的研究者缺乏洞察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Capecchi那样异于常人的勇于挑战的性格。
　　我们会设计出明智的、合理的体系来阻止Capecchi去研究老鼠基因。
　　NIH专家领导的、以结果导向的、理性价值的研究项目，是一个产生固定质量的、不会走错路的合理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这不是建立一个似中彩票大奖一样能有可能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项目的好路子。这是一个用来避免风险的基金制度——把重点放在预防失败而不是获得成功上。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这样的基金制度的理念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由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组织。但是就因为承担风险太少，要不是他应NIH要求展示3到5年的进度，其初步结果显示出足够的潜力，没法期望会出现愿为其人类寿命研究冒风险的某个“Mario　Capecchi”，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去想尝试。
　　幸运的是，NIH模型不是唯一资助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大型慈善医学研究机构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所有一项研究项目，明确地号召“研究者承担风险，开辟新道路，包容未知——即便这些意味着不确定性或者可能失败”。HHMI不需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而更倾向于了解某个想法的框架，以及申请者近期最佳研究案例。十分令人惊讶的是，所需资金很少是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的。
　　HHMI最终的确询问了结果，但是他们对结果也给予了足够的空间。这听起来就像一个伟大的方案，像Mario　Capecchi作为一个研究者在募集资金时所炮制的方案一样。但是HHMI系统真的很优秀吗？也许它能导致大量的失败，也许它能让研究者放心地知道资金和保证的一样多后放松身心。这些都有可能。Pierre　Azoulay、Gustavo　Man-so、Joshua　Graff　Zivin三位经济学家抽取了NIH和HHIM部分数据，来判断多少重要科学理论从这两种相对的方式得出的。无论他们选择通过什么方式来处理数据，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发现，HHMI基金越开放，其就越能对最重要、最不寻常、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进行资助。HHMI研究者看起来没有NIH资助的研究者更胜任工作，但他们却影响力更大，撰写的研究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后者的两倍。同时，他们的著作原创性也更强，他们的研究将新的“主题词”引入他们的研究领域，他们经常更换研究主题，吸引了更多领域外研究人员对其科研成果的引用。
　　HHMI研究人员同时也犯了更多的错误，他们的研究论文有着更高的无人引用率。这一点也不奇怪：NIH程序的设计是为了避免失败，而HHMI程序却是为了包容失败。在追寻原创研究的道路上，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是这样的：失败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我们不期望每张奖票都能中奖，但是我们渴望得到中奖的任何机会。NIH所提倡的更加注重避免风险的方法经常会失效。
　　NIH所提倡的方法的确是有市场的。圣达菲情节理论家Stuart　Kaufman和John　Holland通过研究表明，通过转换可能性视角来找寻道路的最佳方式是将婴儿式步伐与投机性飞跃相结合。NIH如今资助的是刚起步的项目，谁来资助投机性飞跃式的项目呢？ （刘兴/译）（提姆·哈福德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记者，本文选自其最新出版的书籍《适应：为何成功总始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