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路标现象”及其争论
　　在一百年多前的1909年7月，有七位作者出版了一本叫做《路标》文集的书。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各派人士都卷入到对《路标》的讨论之中。左派批评者把此书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背叛”，但当时俄国主要自由主义者阵营更对该书大为不满。米留科夫甚至“暴跳如雷”，到处组织人批判这本书，他和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人为了回击“路标派”的观点，于1910年专门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展开对“路标派”猛烈的思想论战。从批判的语言看，自由主义者与革命党人倒是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似乎更加难以容忍以前的“同道”以其“思想的深刻性”触及到他们的灵魂。因为别尔嘉耶夫们明确指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很弱，一直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要么是纯粹实践性及事务性的，要么是“激进”地做革命者的“尾巴”，这“绝不是俄国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体系”。而革命党人对这些“叛徒”的“思想挖掘”虽然表示义愤，但也许思想光谱的落差太大，唯物主义最高纲领语言和这些“背负十字架”的“寻神派”话语之间缺乏共同讨论的基础，对他们的蜕变并不感到意外，或者说压根就没太往心里去。因为在革命者看来，这是些生活于幽灵、梦想和宗教世界的人，对这种一贯以“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姿态”来抨击革命的观点可以反击，但不值得过于认真。他们玩的不过是“抛弃之中抛弃”，因此对“路标派”从“根源”上批判的反应反倒不如正统自由主义者强烈。
　　20世纪的俄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1905年革命以后，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动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导致的社会信心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各革命组织的大众民主与启蒙时代的“宪政”诉求分道扬镳，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变成了民粹主义的“激进进化论”的“多数暴政”。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使这些原来倾心马克思主义逻辑力量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的革命政党感到不寒而栗，对政治斗争诡谲凶险产生退意，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对普加乔夫式的农民运动本能的反感，对俄国的现实忧心忡忡。他们憎恨现代工业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和乏味、更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恐怖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看到，暴民政治的狂潮，吞噬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种精神和现实的痛苦之中，他们走到了不可知论的路途上，等革命的尘埃落定之后，那些“先天缺乏斗争精神”的“贵族思想家”们经过一段痛定思痛的思考，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选择了对“现实政治的逃避”，在“革命神话”与“思想神化”中毅然选择了后者，以心灵的皈依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与其在“生中之死”，不如在“死中之生”，也许这就是“凤凰涅槃”的精神。因为俄国自古以来主流都是对正统观念的信仰，他们需要为俄国思想界另辟蹊径，创建“逆主流而动”的价值观。
　　这批最后的贵族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他们提出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消除疯狂“否定派”的“红色死亡”阴影，回到传统进行思想探索。他们认为，俄国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和全盘否定，把已有的积累付之一炬，到头来总是处在没有根基的“白纸上”不知该从哪里吸取资源。所以他们说，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的时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轮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他们并没有一般被从革命车轮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调宣传“主动撤退”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国“路标人”这样自觉退出后，先验地去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弥补革命中的思想苍白和文化荒漠化，则实属罕见。
　　剧变以后“路标思想”的回归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一百年来在俄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路标》思想的人在俄罗斯文化界越来越多。苏联剧变以后《路标》文集在俄罗斯好评如潮，民众如同发现“先知教诲”一般地争相阅读，以至于在90年代初该书卖到脱销，它的很多章节被纳入教科书成为学习的范文，一时间社会上形成言必称“路标”、言必称“别尔嘉耶夫”的现象。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谁是俄国最著名的思想家？”的问卷调查中显示，白俄学者竟然占了4/5，“路标人”竟然占到了2/3。2009年是《路标》文集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大部分与会者认为，一百年前的声音仍然响彻在俄罗斯的上空，它那“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路标派”甚至被奉为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探寻俄国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但也有一部分人质疑说，这样一些“小众”精英脱离时代、对社会问题完全漠不关心，他们那孤芳自赏的形而上学观，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我迷惑”，究竟有何实际价值呢？他们企图依托人性善而设计那套哲学，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操作呢？也就是说，道德实践的落实建立在何种制度建构上，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他们若真是特殊使命的担当者，在俄国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中，在哪里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身影呢？这种“宗教乌托邦”在一些修道院的“长老”级人物中说说也就罢了，是无法面向社会大众的。果真如思想界所言，这本书对俄罗斯的精神探索、思想转型有那么大的价值，俄国知识群体为什么又会在国家民族的关键时刻整体“缺位”呢？它充其量是一种精神学上的臆想，如果不相信上帝的精神救赎观念，不相信宗教整合机制的功能，这种理念的整个背景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或许会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作者撰写的一本什么样的书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对《路标》文集以及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作品，我的感悟也是在不断升华的，每次阅读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在1992年翻译《俄国共产主义含义及其起源》一书时就写过读后感，十月革命80周年写过《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写过《“‘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等文章。坦白地说，我对“路标派”的态度是有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欣赏。秦晖对我在研究俄国问题过程中的“保守化”苗头感到不满，他说，我原来比他“左”半拍，是站在他的左面，但是却在俄国思想史的领域里，竟然跑到他的右面去了，越来越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味道了。我不承认他对我下的这种定义，也不认为我变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对“路标派”的整体判断并没有太大的偏离，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实践方面，《路标》是一本“失败”的书，他们脱离现实的纯思辨过程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但“主动撤离”的“告别革命”远在此之前。
　　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就知识界的思想清理而言，没有能比它更深刻的东西，“路标派”为俄罗斯思想史中添加的具有哲学思辨性的“宗教道德”观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把人类精神的“入场卷”交给上帝，也不同意他们对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制度弊病，以“人们忘记了神，所以才会这样”的解读模式来回答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且我对他们单纯寄希望以重建信仰的“新宗教运动”来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也持有疑问，对他们认为俄国在激进化和保守化两极间荡秋千的原因的分析持有异议。
　　但是我仍然对“路标人”自成一体的创造性的、“启示录式”的解释体系表示理解，对他们“以巨大的震动唤醒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自我谴责态度充满敬意。对这些思想的守护者认识到俄罗斯标榜的“第三罗马”不对劲，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东正教帝国，因此需要进行重新的“宗教启蒙”的自觉意识表示理解，对他们看到“分裂”是俄国生活中的典型现象，这个国家的种种灾难就是来源于它“本身是破碎的，无特定风格的，缺乏自身有机统一的，上下从来没有步调一致过”，俄国社会的断裂必然会导致俄国思想界的断裂，因此需要打造新的、俄国人共同需求的思想体系作为凝聚力的想法很认同，对他们自觉地去做“俄罗斯思想”的创造者表示钦佩。姑且不论他们的努力有没有成效，是否能为俄国人所接受，但至少他们“努力过”，仅这一点就值得中国知识界学习。
“三部曲”的由来：从《唯心主义问题》
　　到《路标》文集再到《来自深处》
　　俄国历史上有一种“文集现象”：持有类似立场的一批作者往往围绕一个议题分别著文，合成一个集子出版，以壮声势。一些文集因此便成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集作者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构成某个派别。《路标》文集、《唯心主义问题》与《来自深处》并称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三部曲”。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七年前的1902年，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了П.　И.　诺夫哥罗德采夫主编的《唯心主义问题》一书，书中收录了他本人与С.　Н.　布尔加科夫等12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都对“现代批判运动”中只重视用物质利益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倾向表示担忧，并提出“要捍卫多样性的怀疑精神和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以支持“良心自由”。这12个学者当时都是沙俄体制的政治反对派，多数人参与了1901年解放同盟（立宪民主党前身）的建立，其中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弗兰克和别尔加耶夫都是在不久前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
　　众所周知，“经济决定论”原本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转向自由主义的“桥梁”。根据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不发达的俄国必须经历很长的资本主义阶段。司徒卢威等人当年就是根据这种逻辑反对民粹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演变成自由主义者。也正是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共识为基础，他们还与当时同样认为“俄国社会主义”（19-20世纪之交这个词是特指民粹派所谓俄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村社社会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的“西方社会主义”相对立）行不通的列宁等人联手编辑文集，组成批判民粹主义的“文字联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5年司徒卢威与普列汉诺夫、列宁、波特列索夫等人出版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该文集还收录了一篇伯恩斯坦评述《资本论》的文章，这些文字的主旨都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俄国生产力、经济基础很落后，因此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跳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司徒卢威他们也逐渐发现几个问题，一是仅仅以“经济发展阶段达不到”为理由，很难为他们心目中已经视为基本价值的“个人自由”尤其是“精神自由”作辩护。如果经济太落后，追求个人自由是不是就太“奢侈”？如果将来经济高度发达了，个人自由是不是又会“过时”了呢？总之，个人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抑或仅仅是追求“经济进步”的工具？是与人的价值相关的永恒命题，还是仅仅在所谓“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才有意义、此前此后都没有用的东西？
　　二是他们注意到，过分“唯物”可能会有利于“资本主义”，但这却是一种忽视个人价值的、人欲横流而精神空虚的“坏的资本主义”，当时的俄国已经存在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呼吁“新的中世纪”其实就是为此而发，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现代性批判”的滥觞。三是他们也发现，他们的论战对手民粹派尽管不重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但却非常强调经济利益诉求的至高无上，同时又否定宗教，对信仰和精神领域十分冷漠。他们几乎是把民众的“均贫富”物质诉求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鼓吹为均贫富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规则，冲破一切道德规范。所谓“要土地，不要宪法”，所谓用什么手段去均贫富“归根到底是一样的”，所谓如果贫富不均，自由就是毫无价值的“抽象权利”、就是“用金碗吃饭的权利”等等说法，都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感到民粹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唯物主义”的，批判民粹派不能不注意这一点。
　　进一步他们还发现，与他们并肩反对民粹派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一方面以“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来拒斥民粹派，一方面也与民粹派同样敌视宗教精神，主张为物质诉求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只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指出的方向，符合“进步”的“客观需要”，也可以不择手段。区别只在于：民粹派现在就鼓吹为“社会主义”可以不择手段，而列宁认为今天搞社会主义不符合“规律”，明天才能这样做。但今天为“符合规律”的资本主义发展似乎也可以不计较手段：我们“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可见，列宁这时甚至认为用“掠夺农民土地”来建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经济规律”使“资本主义”过时了，那就不要说“掠夺农民土地”的为富不仁者应当抄没财产，没有掠夺行为的有产者也应当被没收，甚至就连还没有被资本家“掠夺”的“农民土地”本身，也不妨由我们革命者来“掠夺”——只要是为了搞经济上更“进步”的社会主义！
　　因此，从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这些人便出现了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趋势。客观“进步”的尺度逐渐让位于主观“道德”的评价。他们与本来就对康德唯心主义和各种宗教哲学有造诣的一些学者，如诺夫哥罗德采夫和Е.　Н.　与С.　Н.　两位特鲁别茨科依等人逐渐走近。如布尔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视经济进化的唯物史观与强调心中良知与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必须结合起来，后来就对“批判唯心主义”的评价越来越高。到了1902年，这两批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前述《唯心主义问题》一书的问世。
　　但是这本文集讨论的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学，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涉及。因此它的读者仅限于很小的学术圈子，几乎没有社会反响。同时这些形而上的探讨也尚未对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产生多少影响。司徒卢威、别尔加耶夫等人作为自由主义者这一时期继续参与解放同盟和后来立宪民主党的活动，并且迎来了1905-1907年的俄国第一次宪政民主大潮。
　　俄国文化保守主义形成
　　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大潮终于退落，俄国历史进入政治上所谓的“斯托雷平反动”、经济上所谓的“斯托雷平改革”时代。然而这次失败的大潮却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轨迹，并对俄国不同立场的相关者都构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挑战。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笔者以“‘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几章来描述了这些震撼。这里就不再赘言。
　　对于反对派自由主义者阵营而言，1905年宪政民主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两个方向的蜕变：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革命中“暴民”的威胁和斯托雷平强人政治下经济改革的成效和强权下的“稳定”期间的经济增长，他们对宪政民主失去热情，转而希望铁腕强人能够给国家带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繁荣。这就是所谓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
◆下转51版
◆上接50版
　　另一些人则既对“暴民”、也对铁腕寡头都没有好感，他们认为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革命期间的政治激进，更是革命前就已经长期存在的文化激进，即西方启蒙思潮传入后俄国人出现的浮躁和对自身传统的抛弃，由此导致“唯物主义”盛行，精神世界空虚。结果是无论民众还是权贵都缺乏责任感，这样下去无论什么“主义”都会被扭曲，西方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会民粹化，而资本主义则会寡头化。因此他们发展了革命前就已经滥觞的“批判唯心主义”倾向，认为俄国人应该重建信仰，回归东正教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能够拯救俄国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圣明君主，而是上帝。他们当时因此被称为“寻神派”。作为对比其实我们可以把前述那种呼唤铁腕的思想称为“寻人派”——他们寻的是强人。
　　“寻人派”后来在俄国革命中消失了，而且在后来的思想史上再无踪迹，尽管在“人民”崇拜中俄国的强人政治不仅很快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但是“寻神派”革命后不但没消失，反而由别尔加耶夫这类流亡知识分子在西方发展成一股系统思潮，在思想上影响深远，并成为今天西方“后现代”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源头之一，80年后乘剧变之风又回传俄国，风靡至今。然而与“寻人派”消亡、强人却一再出现相反，思想史上显赫的“寻神派”至今没有在俄国人的实践中、更不用说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结出什么可见的果实。
　　1909年的《路标》文集就是“寻神派”或俄罗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标志。与1902年的《唯心主义问题》专注于抽象哲学、几无社会影响不同，《路标》文集完全针对刚刚过去的1905年革命，篇篇文章都直指现实，因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强烈的反响。从他们七个人的文章题目我们就可以窥见其一二：别尔嘉耶夫的论文是《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司徒卢威的《知识阶层与革命》、格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伊兹戈耶夫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基斯加科夫斯基的《保卫法律》以及弗兰克的《虚无主义的理论学》，都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以及所造成后果的原因。他们要理直气壮的强调精神高于物质，就是要当“文化保守主义”，所保的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所守的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人本学的精髓”。
　　1902年的那本书只是思想探索，还没有体现为行动上的转向，司徒卢威们此后仍然作为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活跃在革命风潮中，而《路标》则不仅是思想上、也是行动上真正的“路标转向”：不仅“路标派”基本脱离了政治活动，俄国知识界的“激进时代”也结束了，知识分子一再呼吁革命而农民群众普遍麻木不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下一次革命已经是工农民众激进而知识分子却成为“保守”阶层了。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17年俄国再次爆发了更大的革命，这次不仅罗曼诺夫王朝大厦倾塌整个俄国社会也卷进了越来越“激进”的漩涡。俄罗斯之大，已经容不下这些路标派学者“整理国故”的书桌，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应现实。1918年，他们又自行出版了《路标续集》——《来自深处：对俄国革命的反思》，该书11篇文章保持了《路标》文集以一贯之的思想，对1917年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自深处”这个书名源出自《旧约·诗篇》中的大卫“登上圣殿之歌”，描写大灾难降临之际大卫向上帝的呼救：“主啊：来自深渊的我向您哭诉，……”这个书名就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两个看法：当今的革命是一场大灾难；灾难的原因是人们的精神堕落，必须靠“寻神”来解脱。
　　因为当时俄国已处在内战的血与火当中，人们已无暇顾及思想讨论，所以此书的思想冲击力远远不如《路标》，它出版后不久即被革命后的当局查禁，再次问世时已经是剧变之后的20世纪末了。不过人们也发现，此书的作者们这时与《路标》相比在一脉相承之下也有了一些变化，除了对祖国的前途更为悲观之外，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更向政治保守主义靠拢的趋势。和《路标》中的“寻神派”与“寻人派”形成对比、与马克拉科夫主义保持距离、对民粹与沙皇都有批判的态度相比，《来自深处》的作者之一司徒卢威明确声称：现在看来斯托雷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在二月革命（还不是十月革命）后斯托雷平改革已经被彻底否定，几乎成为过街老鼠的形势下无疑是很尖锐的看法。当然，作者中也有若干的差别，如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把“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胜利”和“斯托雷平对第一届杜马的胜利”相提并论，都看成是精神堕落时代“君子斗不过小人”的体现。在当时的滚滚大潮中，他们这些人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别尔加耶夫等人不久就被赶上“哲学家之船”驱逐出境。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则留在国内，在苏联的国家法学研究所工作，直到斯大林“大肃反”中不幸罹难。
　　《唯心主义问题》、《路标》与《来自深处》今天被称为“‘路标’三部曲”，在俄罗斯思想界影响甚大。今天那种以对“革命”的态度划线的“革命”、“反革命”二分法早已过时了，对于这批从“启蒙者”到“保守派”、从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东正教“国学”家的俄国当时顶尖知识分子的心路旅程，我们是应该深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