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兵
　　研读北京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妨从鸦片战争开始说起。
　　1840年-1949年是北京建筑急剧变化的时期。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建筑风格开始出现在中华大地，而此时，几千年来发展形成的传统建筑也在延续。近百年间，这两种建筑风格如影随形，相互影响和渗透。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的城市规划变得纠结起来，争论也由此开始——前苏联所建议的改革与中国本身传统人文的保留之间如何平衡？最终，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代表提出的北京古城风貌保存方案未被当局采纳。
　　城墙和城门因为当时城市建设的需要，而一一崩塌。
　　此时，北京的建筑也并非一塌糊涂，依然堪称经典。倾注举国之力的，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工程的“十大建筑”，如今依然被人津津乐道。十大建筑的风格也体现了建国之初北京城规划的内心挣扎，于是，十大建筑分成了苏联式和民族式。
　　当然，这一时期，苏联式的建筑风格占据了上风。今天，除一些租界时期留下的较大建筑，以及当时西洋风格的银行业建筑外，北京还留存的该时期建筑几乎都是些前苏联风格，比如军事博物馆。
　　随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因为“文革”而变得惨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来。此时北京的建筑风格由刚刚兴起的外资和民营资本主导。国际大厦(俗称巧克力大厦)和长城饭店成为那个年代北京城的地标性建筑，尽管在今天看来，它们平淡无奇。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古都风貌已遭遇严重破坏，许多学者呼吁“保护和恢复古都风貌”。此时主政北京的陈希同对复古表示了支持。
　　不过，这位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却将自己的“长官意志”强加在了北京的建筑上。给每个建筑顶上建个尖亭子就是恢复北京古都风貌了，北京西站等建筑就是当年的代表作之一。在陈发迹的北京昌平县，建过一个楼顶有六个尖亭的“六亭饭店”。“把古都风貌夺回来”是这个年代的口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教授称，这种认知导致了一边破坏传统文化建筑，一边在新建楼房上加盖琉璃瓦小亭子、建造仿古一条街之类事情的发生。这期间最严重的一次错误是琉璃厂一条街的保护整修。
　　资本逐渐掌握北京建筑风格的主导权。王府井旁的东方新天地，从一开始规划就受到诟病，甚至惊动了中央最高层，之后是开工停工再开工，如此反复。即便这座庞然大物呈阶梯状的楼高，也不过是最终妥协的结果，至今让不少建筑界和文物保护界人士耿耿于怀。
　　尽管在此期间，各种有关古城保护的建议层出不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官方显然支持北京建设应百花齐放的主张。到了21世纪初，北京开始成为世界建筑大师的试验场。“鸟巢”、央视新大楼、机场3号航站楼甚至在“世界新十大建筑”中占据三席。
　　这些新建筑虽然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甚至显得有些诡异且突兀。但官方认为，北京要建设世界现代城市，没有一批现代风格的地标性建筑，何谈世界级城市？另一方面，官方同样认为，北京的“古都”标签不可或缺，大拆之后的复古也属合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