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400多封给孩子们的信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梁任公用以形容自己心境与状态的话，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兴会淋漓”一语。
　　1926年，梁启超出现便血症状，此后时好时坏，三年后，终于不治。期间，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一幕：梁任公正在上课时，张君劢冲到讲台上，哭着将其强行拉走，理由是，任公必须为国家爱惜身体。
　　当然，最牵挂他的，是那些“宝贝们”——任公深爱的九个孩子。
　　为了安慰孩子们，“兴会淋漓”成了任公信中的高频语汇。每周五次演讲，兴会淋漓！党争酷烈，天下行将大乱，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还在本着“得做且做”的精神谋划《中国史》的写作，擘画理财事宜，兴会淋漓！
　　其实，由于经年高强度的运转与燃烧，此时，任公那天赋的充沛体力，已然大厦将倾。进入1928年，更每况愈下，并在转年的1月19日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孩子们。
　　斯人虽去，遗爱人间。任公留下的精神财富嘉惠孩子们的一生。九个孩子中，出了三个院士（其中两个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一个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环顾民国思想文化界巨人，像任公这样，既倾情投入政治、思想及学术领域，光彩照人，又能把家庭的生计、孩子的教育照顾得滴水不漏的人，屈指可数。作为父亲，任公同样功德圆满。
　　新近出版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一手记录了这位精神界巨人舐犊情深的一面。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终其一生，扮演父亲这一角色，在任公，都是兴会淋漓，其乐无穷。
　　做父亲，是任公一生的事业。
　　因为是事业，就不是抽身宦海后的含饴弄孙，不是名利场上争逐之后的余事，而是时刻萦怀的牵挂与投入。1911年，武昌起义意外成功，流亡日本十三年的任公乘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踏上祖国土地，投身民国初年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回国之后的任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其盛况，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先后有“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等语描述。随后，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重要职务，然而，尽管位高权重，尽管身处被其厌称为“五浊恶世”的民初政坛而日日为国家走上轨道折冲奔走，对于远方的孩子们，任公未曾稍有疏忽，相反，仍是关怀备至，细致入微。
　　给孩子们寄礼物、压岁钱，是任公乐此不疲的事情。任公的礼物，丰富多彩。从金镯、银镯、衣料，到毛笔、墨盒、书画、古籍珍本，细水长流，不一而足。至于压岁钱，不但给得及时，还谆谆叮嘱分配及用途。“今属汝叔寄上九百元，内八百充家费，其一百充压岁钱。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献及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则归汝，仍由汝请群仲吃一顿，若不足则在汝所得之份垫出，吾将来别以他物酬汝。”1913年春节将临，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如是娓娓叮嘱。
　　当然，最好的礼物，总是原创。“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在孩子们面前，任公的得意总是那么夸张。
　　政海险恶，暗杀阴影逼近，但任公不为所动，更不误隔海向孩子们传道授业。“津村先生肯别诲汝中央银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宪法能讲比较尤妙），知其大意。经济学亦必须毕业，而各课皆须于三月前完了……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参考书亦不必太多读，专受一先生之言而领会之，所得已多矣。”类似传授、提醒，书信中比比皆是。
　　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好公民，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任公多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结果，也是用爱浇灌出的花朵。
　　任公事父至孝，感人肺腑。“天气渐寒，祖父寒衣宜早备，睡席恐冷，可劝支床。”回国不久，对同样远在日本的父亲，任公念兹在兹，巨细不遗。“顷电汇四千，想先此书达。书言二千者，恐祖父见家费多，或生恼怒也。”为了不让老父担心家庭开支增多，提前去信，安排“瞒报”，用心细致而良苦。真难想到，一手汪洋恣肆文字、满怀宪政自由理想的任公，身当国之栋梁，对于老父，犹有如斯缜密的心思、百转的柔肠。
　　做人方面，任公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至深至细。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
　　梁任公曾写有时论《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言其平生喜诵好友韩孔庵的一首诗，甚为称道其中“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一句。言下之意，行胜于言。任公一生，笔挟风雷，但绝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道德文章与实践理性比翼齐飞，千载之下，仰之弥高。蒋介石用来评价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话，如果用在梁任公身上，恐怕更为确当。
　　任公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是呀，终生信奉趣味主义，视无趣为大敌的任公，对于父亲这样一个重大角色，焉能扮演得面目可憎枯燥乏味？
　　说到趣味，任公的家书文字，堪称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赏心悦目。
　　就说称谓吧。“孩子们”、“宝贝思顺”、“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慈爱，亲切，风趣，跃然满纸。
　　遇有得意之事，任公总会及时向大女儿炫耀。初归国时的万众欢呼，自然描写得生动充分，当上高官后，尽管对出行中的前呼后拥，有“冠盖游山”的自嘲，更有“非专制国无此现象”的清醒批判，但委实也不无炫耀之意。而更多的炫耀，往往是因为得到了善本书、珍本书。诸如“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合集》，字大寸许，极可爱”，而随后却告诉女儿“不许撒娇来索”，让人分不清，这个老爸，到底是在拒绝，还是在诱惑。
　　八卦与调侃，也是任公家书中不时冒出来的佐料。“老白鼻”已经很著名了，而打麻将时被警察抓个“现刑”的桥段，却少见而令人捧腹。请看：“昨日偶约数人为戏，至夜时分，为警察所讹诈，将具取去，令诸人皆勿得他适，于是清谭彻夜，幸月至佳，亦殊有趣也。今晨科罚金人十元，此亦吾好游戏之一小惩也（大约彼辈来时，给以小费便行，吾侪不屑，故听其所为，今晨遣人持名片往领署徼彼此数）”如此声口，哪里还看得出一点严父的影子，分明一个活脱脱的调皮孩子！
　　当然，任公并非金刚不坏之身，也非欢喜佛。国是日非、政治难上轨道，令他常感苦痛。此时，大女儿思顺成了他滔滔倾诉的对象。此时的任公，并不减少在你心目中的伟岸，相反，因其真实，更觉可亲。
　　任公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值注意。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任公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任公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读任公家书，不禁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无论从博学风趣，还是从性格角度比较，两人都非常相像。在美国，富兰克林成了百元大钞的象征，而其思想、文字与故事，得到了同样广泛的普及。相形之下，任公的思想、事迹与文字在普罗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却要逊色得多。
　　因为看任公家书的缘故，又去看了任公出版于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这是任公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所关注的问题，诸如对宪政民主、思想自由的思考，今日仍有价值，而其文字之美，今日的汉语写作能望其项背者几稀。它应该连同任公的家书一道，成为国人的普及读本。
　　本民族的伟大人物，是造物赐予我们的瑰宝。诚恳地阅读，是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