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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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党外议员集体辞职
　　台湾政治人物苏贞昌年轻的时候，干过不少令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的事。1985年5月16日，时任“台湾省议员”的苏贞昌，就领衔主演过一场“集体辞职”的政治大戏，呼啦啦十几个“台湾省议员”集体撂挑子，抗议“台湾省政府”超预算，闹得国民党当局下不来台。
　　在讲述这场集体辞职大戏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台湾当时的政治背景。1980年代，面对跃跃欲试不断挑战国民党独裁地位的党外势力，国民党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原则不动摇，或者兵戎相见，或者恩威并施，绝不让他们撼动国民党执政地位，然而，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死死抱住“民主橱窗”的贞节牌坊，披上温情脉脉的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面纱。借此机会，党外势力急速拓展生存空间，利用议会这个合法的政治舞台，不断发起合法的“进攻”。
　　“进攻”需要“敢死队员”，时年38岁的苏贞昌就是一个敢打敢拼的“敢死队员”。苏贞昌，本是台湾南部一个乡下望族的孩子，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做了律师。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他担任了一个政治犯的辩护律师，从此踏上从政之路。从“议员”到“县长”到“行政院长”，你可以讨厌他，却不能忽视他。政坛之上的苏贞昌有两个绰号，起初因为能言善辩，人送绰号“党外名嘴”，后来因为童山濯濯，顶上无毛，人送绰号“电火球”。
　　“集体辞职”那会儿，苏贞昌第二次当选“台湾省议员”。作为“无党籍省议员”，他似乎总在捕捉挑战国民党独裁地位的机会。当时的国民党也不太争气，不时给苏贞昌之类敢把国民党拉下马的党外势力提供机会。
　　“集体辞职”的前两天，“台湾省议会”依照惯例审查“台湾省政府”年度总预算。其中，有关“台湾省政府组成人员”的预算，高达23人。按照彼时有效的《省政府组织法》第四条，“台湾省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7人，最多11人，苏贞昌等“无党籍省议员”扳着手指头算了算，比法定最高人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怎么行，明显地属于超额预算嘛。
　　台湾省政府委员会承认，的确是超额预算，可是，他们已经在附带决议中，“请省政府转请中央”尽快“依据宪法”“参酌实际”，让23人的“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合法化。问题是，“中央”没有回应啊，你们省政府怎么能在“中央”没有回应的前提下，擅自编制超额预算呢？
　　苏贞昌等人要求删除12名委员的预算。国民党籍“台湾省议员”不肯让步。我估计，仅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省政府组织法》是1945年制定实施的，距离他们吵架的时候，已经30多年了，台湾经济社会在这段时间发展迅速，政府介入经济社会事务的程度和频度均非昔日可比，如此情势下，增添委员人数可能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
　　苏贞昌是律师，律师是讲究程序的。我不管你实际情况如何，你《省政府组织法》还没有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委员人数就不能超过11人，预算成本也不能超过11人。可能摆谱做老大的日子久了，国民党控制的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理睬苏贞昌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委员人数增加了，预算就得相应增加，否则，僧多粥少，玩不转。
　　两天后，表决的日子到了，国民党利用国民党籍议员在省议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强行表决，通过了台湾省政府委员会的超额预算。可能正愁没有“进攻”机会的“敢死队员”们，岂能接受这种违法的逻辑，苏贞昌等3名“无党籍省议员”往外一冲，噼里啪啦，拼合成一个14个人的“敢死队”，立即向国民党开火。战场呢，就在“台湾省议会”。
　　他们的“第一发炮弹”，是集体退席。他们以“增拨预算，就是增添老百姓负担”为由，当场退出会场，抗议国民党军团强行通过预算的霸道作风。他们的“第二发炮弹”，是“辞职声明”。退出会场后，他们马上集体发表“辞职声明”，抗议国民党玩弄权术，利用权势，置《省政府组织法》于不顾，擅自行动。
　　一开始手足无措的国民党当局，很快定下心神，分化、离间、瓦解等常用伎俩全部使上，三下五除二，摆平了“无党籍省外议员”的集体示威，除了苏贞昌等3个死不悔改的家伙，其他人全部中了国民党当局“各个击破”的招。一场危机虽然平稳度过，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却受到了折损。毕竟，不理睬《政府组织法》的做法，与“民主橱窗”相去甚远，与“他律”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台湾省议会”和“台湾省政府委员会”的关系，就是议会和政府的关系。议会和政府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公民和官员的关系。公民通过纳税的方式，集体掏钱养活一批官员，购买安全、健康、环境等等公共服务，如果官员们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懂得自律，自然可以恪尽职守，秉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训，一门心思向纳税的公民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公民不能制定法律，强制官员提供基本良好的公共服务，不能通过“他律”，强迫官员以纳税人的行为为准则，别说什么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不监守自盗，损公肥私，就阿弥陀佛了。
　　考虑到这一点，先贤们设计了一个“他律”的制度，让议会和政府分权，让公民们通过议会这个自己的代议机关，制定《政府组织法》之类的法律，给官员们定规矩。这里的规矩，既包括政府组成人员的名额，也包括政府组成人员的成本预算，倘若不经公民们选举出的议员的同意，政府官员不能自作主张，扩大成本，增添纳税人的负担。
　　表面看，法定人数之外的12名委员登堂入室，台湾省政府委员超额预算的通过，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机制通过的，是按照议会和政府分权的“他律”制度通过的，实质上，是利用国民党在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让国民党把持的省政府“自律”通过的，因为，《省政府组织法》被怠慢了，省议会给省政府定下的规矩被破坏了，“他律”的精神萎靡了。
　　宪政的精神在于他律，而非自律，这是人类从宪政经验中达成的共识。所以，辞职后的苏贞昌非但没有萎靡，没有淡出政治舞台，反而攒了一笔“政治资本”，成了一呼百应的英雄，“电火球”发光，名声大噪。
1986：没有擦枪走火的龙山寺
　　台湾宪政史上有一些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小事，事后被人们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来纪念，比如1986年5月19日的“五一九事件”，国民党当局和党外人士的冲突，不过是一场12小时的对峙，没有枪声，也没有鲜血，然而，宪政之后的台湾，从平民到“总统”，都不敢怠慢这个日子。
　　那天清晨，台北龙山寺熙熙攘攘，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龙山寺，是台北“第一名刹”，今天大陆游客去台湾，时间来得及，还会去那里看看。这座清代落成的寺庙，二战中经受过炮火的洗礼，据说，炮火击中了正殿，殿堂轰然倒塌，观音神像却毛发未损，素有礼佛传统的台北民众，觉得这是观音菩萨法力加持的结果，从此，敬拜有加，等到“五一九事件”爆发那会儿，龙山寺几乎已是台北民众的精神家园，神圣非凡，香火很旺。
　　然而，那天早上光顾龙山寺的，多数不是香客，而是反对戒严的党外人士，以及他们的粉丝。龙山寺不是组织者最终的目的地，而是集结地，他们将从这里出发，集体上街游行，去“总统府”喊口号，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
◆下转51版
◆上接49版
　　戒严，是国民党退败台湾后的统治“法宝”，为了在这个危如累卵的小岛上赢得立锥之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戒严期间，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等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统统大打折扣，没有国民党当局的批准，不能自由办报，不能自由说话，不能自由上街游行示威，否则，就给你安上“叛乱”、“通匪”之类的罪名，像蛛丝一样，把你从地球上轻轻抹去。
　　戒严，不是国民党当局的发明。当国家陷于战争之类的紧急状态，采取戒严之类的断然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内，牺牲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公民的私人利益，换取更大范围、更多公民的公共利益，不是一点正当性都没有。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并非绝对不可以，克扣减损公民基本人权的戒严，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实施，问题是，台湾的戒严搞了37年，创下了世界之最，铸下了滔天之罪，大大颠覆了比例原则，还没有终止的迹象。
　　比例原则，是一项法治原则，用宪法学家的话说，叫最小损害原则，意思是说，如果公共利益一定要以公民的私人利益受损为代价，那么，当局必须采取对公民私人利益损害最小的范围、最窄的程度、最轻的手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当局不能用大炮打苍蝇，我承认你打苍蝇是为我们好，可你不能用大炮去轰，那个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台湾当局的戒严或许赢得了蒋经国父子所期待的稳定，但是，台湾公民的人身权、自由权遭到了太大的损害，距离比例原则早已十万八千里。戒严将台湾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等人的作品中，真实地描述了戒严的罪恶，透露出“警察国家”的悲剧。
　　那些不断挑战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外人士，不愿坐视戒严对自由的侵害，在“五一九”这一天，集结龙山寺，这一天刚好是台湾省发布戒严令37年周年，他们以幽默的语调，找了一个“纪念戒严令发布的”名义，发动反对戒严的街头运动，试图将戒严令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之所以选择龙山寺作为他们的集结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警方可能不敢在龙山寺动武，以免佛怒民怨。在此之前，警方面对挑战国民党统治的民主力量，不止一次使用过武力。
　　上午10点左右，眼见集结的人数差不多了，组织者号召粉丝们去“总统府”，向台湾最高领导人蒋经国喊口号，对戒严令说“不”。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反政府活动，半个多月前，反对派就放出风声，亮明了不怕冲突、决不妥协的态度。
　　这种情况下，警方自然是严阵以对，做好了种种准备。这就像打牌，双方都将自己的牌摊在桌面上，一清二楚。在这场双方都是明牌的对峙中，1000多名警察将龙山寺团团包围，哪肯让他们轻易走出龙山寺，去总统府喧闹。
　　交涉开始了，警方要领头人出来对话。一个有身份的“立法委员”挺身而出，以领头人的身份与警方斡旋。事实上，真正的领头人是一个民间人士，可能担心无官无职的领头人容易遭到不测，他就以“带头大哥”的模样冲出来了。在当时，像他这么有职有衔、有头有脸的人，国民党一般不敢轻举妄动，滥下杀手。
　　我估计交涉双方可能谈得不错，擦枪走火的事情在长达12小时的对峙中始终没有发生。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对峙当中，吃喝是个大问题。寺庙里事先没有做好接待这么多不速之客的准备，没有那么多吃的，也没有那么多喝的。好在“革命群众”热情高涨，劳军心切，他们在一个开明的将军女儿的引领下，给困于龙山寺的反对派弄了很多干粮。警方也没有故意妨碍这个劳军行为，他们的目的，只是将反对派困在龙山寺，不让他们跑到街头喊口号。
　　等到当晚十点人群散去，双方都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警方没有让党外人士走上街头；党外人士没有受伤的，也没有被捕的，通过这次对峙，他们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戒严”群众运动，掀开了党外人士街头示威运动的帷幕。
　　我没有查到史料，不知道蒋经国在“五一九事件”当天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只知道5个多月后，他在国民党常委会议上提议“解除戒严”。他率先举手，最终以表决的方式通过这个决议。他希望他的同志们，以为国为民的诚意，容忍党外人士的挑衅，与所有爱国家的人一起努力，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的容忍，对党外人士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充分利用了蒋经国的容忍，在随后的时间里，一再挑战国民党当局的底线。为了缓和他们与党外势力的冲突，垂暮之年的蒋经国，在次年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对他的同志们说：“解除‘戒严令’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早已决定的大方向”，“在这大转变的时代，我们不必去计较那些小地方，要从大处和远处看。”
　　威权时代，蒋经国的表态对戒严的去留，影响重大。就这样，台湾地区于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此时，距离“五一九事件”不过14个月。
　　回头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对“五一九事件”组织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对事不对人，客观评说，推动戒严令的解除，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善举，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