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祖
　　相比于姑娘，年龄对于官员的意义可能更重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将官员的晋升比喻成“锦标赛”。人人争先恐后，力求更上一层楼。官员往往不进则退，因为每个级别的岗位都有最高年龄限制，上不去就只能原地踏步。
　　近年来国家对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官员若错过这一轮竞争，未能得到提拔，就可能永远失去晋升机会，这势必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晋升策略。
　　观察者得出结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年轻的官员易升迁。
　　年轻的地方大员
　　在官员的选拔任用标准中，年龄作为唯一可以量化所有官员的指标备受瞩目。于是换届中，“年龄成了比较硬的杠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辛向阳向记者介绍。
　　记者统计，本次换届选出新一届省区市党委常委404人，平均年龄为54.83岁。在49.57岁时，他们就已经进入省委常委序列，在目前级别上有近5年的工作经历。
　　尽管年轻化不断强化，然而记者观察发现，这届省委常委的班子平均年龄，实际是略高于上届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只要大体上有一个合理结构就行，并不需要局限于年龄上一两岁的浮动。
　　事实上，中共中央早就提出“地区统筹把握整体年龄结构”，即省委班子年龄结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比例。
　　值得关注的是，东部地区的13个省市区中有9个高于全国年均年龄，仅有黑龙江、吉林、河北、广东四地低于平均水平。
　　在中部6省中，仅有江西、河南两省超过平均年龄。西部的12个省份中，内蒙古、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6个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平均年龄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常委班子最为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13岁，4人不到50岁，他们的“入常”平均年龄仅为45.86岁，比其他省份早了4年。现任“60后”省级党委常委最多的是新疆、西藏和贵州，各有7人；其次是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各有6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分析，这与中央要把年轻官员向西部输送历练有关系。由于东西部差异化明显，作为省委级官员应该要有全局意识，掌握全国情况。
　　福建省委党校教授王利平介绍说，东部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官员的稳定性会更高，年轻的官员不那么容易脱颖而出。中西部的深化改革需要有锐意改革的年轻人去。有时候是通过代际变化来推动改革。
　　《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年龄作出进一步要求，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官员要有3~4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官员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现任省级党委常委中，“50后”277人，占68.91%，从而在中国省级政要中占据绝对优势；“60后”117人，占29.10%，有6位“60后”担任省级党政一把手。他们分别是内蒙古的胡春华、吉林的孙政才、湖南的周强，以及新疆的努尔·白克力、福建的苏树林、河北的张庆伟。在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中，“60后”达8人之多；其中河北、福建两省的所有省委副书记均是“60后”。仅有8人是“40后”，占1.99%。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尽管，对于年龄的要求不断细分，但是利用年龄的优势获得晋级依旧被看好。
　　记者统计，本次换届后31省区市书记平均年龄为58.1岁。其中，“40后”书记有6位，“50后”有22位，“60后”也有3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同为1963年出生，是最年轻的书记。凭借年龄优势，“60后”一把手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晋升路径。
　　胡春华在党内创下了多个最年轻的纪录。29岁的胡春华担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2006年11月，胡春华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时年43岁的他成了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之一。依靠年龄优势赢得的驻藏经验和地方到中央的共青团履历都将成为他晋升的政治资本。
　　与胡春华同龄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也是中国政坛的明星人物。2006年出任农业部长的他是当时最年轻的“内阁”要员，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属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类型。此外，他还有在“首善之区”北京的履职经验，被一些媒体喻为新生代黑马。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学生陈博在其论文《省级官员晋升中的年龄优势》中得出结论，并不是越有资历越可能升迁。“最老的那组有70%的几率会退休，基本属于养老组。”“事实上越年轻出头往往意味着越大的升迁机会。”陈博分析20年来省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7.2岁，而事实上最终进入到政治局的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要远低于这个数，仅为54.75岁。
　　与此同时记者统计发现，从参加工作到担任省委书记平均要35年。这不仅要求他们30多年没有重大失误，还应是在每一个岗位都有杰出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记在首次担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时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在同级职务官员中是相当少的。由此可看出他们成熟得早，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
　　王利平表示，官员权力的金字塔决定了，选择面越来越小，对于越高层的领导的年龄限制就越放宽，但是年轻官员的前景更加广阔。
　　可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年轻的官员易升迁是一条可循的规律。
　　“破格”进与“一刀切”退
　　国家对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这势必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晋升策略，在一些地方的操作中，却存在机械化、简单化的倾向。
　　去年11月，湖北仙桃市29岁的曾伟昕由妇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升任副市长，她的升职，是因为当地需要提拔一个党外女副市长，要求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官员，加上有选拔年轻官员的要求。条件符合的曾伟昕，最终被对号入座。
　　由于一些地区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官员人数，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得更多人得益于年轻官员提拔“被量化”。例如湖北黄冈市2012年要公开选拔20名28周岁以下乡镇 (街办)行政正职、20名30周岁以下乡镇(街办)党委书记、20名32周岁以下县(市、区)党政副职、20名30周岁以下县(市、区)政府党外副职、20名37周岁以下市直部门和县 (市、区)正职等。
　　原中共湖北省宜城市委书记曾玉平介绍，年龄硬杠杆之所以显得困难重重，缘于只注重了换届时只对年轻官员比例作出了硬性规定，而对其他年龄段的官员并没有明确要求。加之平常调整官员没有注意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合理配备，忽视了对各个年龄段官员的选拔、培养和储备，导致换届时为了满足年龄结构上的硬性要求，出现“矮子里面挑将军”的现象。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介绍，与当前的所谓破格提拔不同，“官员年轻化”是有历史渊源的。“文革”后，官员队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央提出了包括官员年轻化在内的“四化”思路，接近1/3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退休到人大或政协，尤其是超过65岁的。随着官员管理文件的定型，这个体制也愈加制度化，大量年轻官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保证了党政官员的新老交替。
　　进入新世纪之后，官员年轻化政策一直在持续，但有细心者发现，2005年以后，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很少再出现“官员年轻化”的字眼了，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官员”。“进”要防的是破格提拔，“退”则需要解决“一刀切”的难题。周黎安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官员与西方民主国家官员选拔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参加竞选并不需要任何事先的政府部门的级别或经历作为前提。由于中央对每一级别的行政官员有任职的最高年龄的限制，从政者必须在一定年龄升到某个级别，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对年龄“一刀切”的方式亦将带来弊病，曾玉平感触颇深。他表示，官员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官员任职年龄界限：当规定官员60岁才退出领导岗位时，他55岁都还有激情；但当规定官员50岁就要退出领导岗位时，他可能48岁时就没有激情了。一些按年龄杠杆硬框进去的年轻官员，被实践证明并不全是最优秀的。
　　对此，在2010年12月17日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批评，近几年，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对官员任职年龄搞“一刀切”，45岁、50岁就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利于发挥积极性，也造成官员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