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7月3日，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此次会议提出了把北京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17天后，一场暴雨来袭，截至7月26日，已有77个生命陨落。这座国际化都市脆弱的排水系统与低下的应急能力让人震惊。“一场暴雨冲走北京的光鲜亮丽”之类的舆论很快充斥国内外媒体。还没有成为世界城市的北京，因为一场大雨，成为世界焦点。
　　雄心勃勃的世界城市的目标，因一场大雨而带来的悲剧，两个看似没有联系的事件，其实正构成了一个隐喻：一座醉心宏大目标的城市，如果在发展中沉迷于数字的亮丽与外表的光鲜，完全可能被脚底下寻常的事务所绊倒。
　　事实上，岂止北京。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急切步伐，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日常的尺度、人的尺度的忽视，代价正在普遍显现。其典型表现之一，即城市建筑规划界专家、学者们预警过的城市内涝现象的逐年加剧，危害日益严重。
　　7月28日，是7·21遇难者的头七祭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低头默哀的照片、镜头登上了北京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与时段。同一天，《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所有遇难者的姓名。此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罕见地读出了66个遇难者的名字。在向逝者低头的同时，城市的决策者也向规律与教训低下头来。郭金龙承认，7·21水灾的教训异常深刻。在灾害面前，北京市的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应急管理都暴露出许多问题。今后，应当使北京市的规划建设更科学，更符合自然规律，使各项工作体现以人为本。
　　借助7·21水灾的契机，认清城市化进程中的陷阱，检讨城市发展的问题，让城市发展回归人的尺度，是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必须尽快补上的一课。
事先张扬的灾难
　　灾难来临之前，有人听到了它的脚步声。
　　从2006年以来，中国城市规划、水利方面的专家与学者即开始发出警示：由于大城市气温高、空气中粉尘大，热气上升，形成周边气流向城市汇聚的运动。一旦上升的热气流遭遇高空强对流的冷气团，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即所谓城市雨岛效应。因此，超大型城市容易出现市区暴雨的频率与强度会高于周边地区，而且这种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2009年，程晓陶出版了《中国沿海地区城市洪水预测与风险分析》一书，该书以深圳、广州、天津三个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例，综合比较了国内外在快速城市化阶段治水方略调整的措施，探讨了现代防洪体系逐步完善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向。程晓陶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是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际防洪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他对1982年日本长崎水灾颇有研究，通过对长崎水灾的研究，他接触到了“城市型水害”这一概念，并引进到国内。
　　1982年的长崎，正为战后重建的奇迹而自豪，然而，一场暴雨让城市陷入瘫痪，灾难导致299人丧生，2万多辆小汽车受损。灾后，日本建立起了“城市型水害”的概念。日本人痛定思痛，行动起来，开始寻找解决城市水害的方案。
　　中国的城市化急行军让城市型水害更严重与常态化。近年来，伴随城市面积的急剧扩张，过去的农业用地开发为新增市区，防洪排涝标准较低，而洪涝风险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变成了市内的排水渠沟，加重了防洪负担；同时，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一旦洪涝发生，不仅各种地下设施易遭灭顶之灾，高层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气、供电等系统的瘫痪，损失亦在所难免。面对暴雨洪水，现代城市变得空前脆弱。根据住建部2010对315个城市的统计调查，2008-2010年，全国有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超过三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其中，最大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的占74.6%，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即能淹没小轿车排气管的深度，占90%。积水时间超过半小时的城市占78.9%。其中57个城市的最长积水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
　　城市化带来了财富与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也带来了灾难损失对城市的“偏好”。在中国还是传统农业社会时，水灾总损失中农林牧副渔损失一般占到80%。如今，按照官方统计口径，中国已经是一个城市化率为50%的国家，2010年，水灾总损失中的2/3来自于城市。
　　2004年7月10日，暴雨袭击北京，让正在迎接奥运的城市决策者们一惊，北京市加大了对防洪排涝基础设施的投入。然而水患的发展速度更快。2011年7月24日，北京遭受13年来最大暴雨，导致交通瘫痪，地铁停运，航班延误，甚至发生了人被吸入下水道的惨剧。由此，专家、学者们呼吁转变治水理念的声音更加响亮。针对此次暴雨的教训，专家提出，当务之急是明确职责、整合力量、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对于城市新开发区，要彻底扭转“先地上，后地下”的开发模式；对于老城区，在提高排涝标准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恢复与增强必要的雨洪调蓄与渗透功能。同时要基于风险的分析与评估来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
　　只是，积重难返，灾难的步伐再次跑过了决策者们的决心与智慧。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让北京沦陷得更为彻底。
　　治理城市水灾的中国困境：动力难寻
　　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上看，城市型水灾害是人类的新鲜经验。对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型水灾害是普遍现象。最近几年，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都先后遭遇城市内涝问题。寻找预防、治理城市水灾害的有效对策，成为许多国家的公共议程，并取得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其中，日本的经验最为城市规划、水利方面的专家与学者所乐道。
　　1950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7.3%，此时，“先地上，后地下”也是城市建设的习惯路径，优先解决住房、交通设施，顾及不到防洪排水系统建设。到了70年代，东京人口突破1000万，地面多已被钢筋混凝土覆盖，雨后内涝逐渐加重，城市的排水能力建设提上日程。
　　根据中国专家的考察，日本解决内涝问题走过了这样的轨迹：初期着眼于加大排水能力，随着城市急速扩张，原来城外的排洪河道变成了城市的内河。于是发展起第二代技术，也即“雨水蓄滞”，各小区都要求建不小于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节池，楼间空地、学校操场等要求比周边地势低半米，下雨时可起临时蓄水作用。城市河道边的公园，要求人工开挖“游水池”，起分滞雨洪的作用。但雨水蓄滞的空间毕竟有限，于是又兴起了第三代技术——“雨水渗透”，将不透水的路面改用透水材料建设，把原来雨水调节池底部的水泥块砸掉，以便让雨水回补地下。透水性的蓄水池，底面还要专门铺设过滤层，以避免造成地下水污染。
　　到了90年代，日本人发现蓄水、渗透手段都用上以后，东京、大阪这样的超大城市还解决不了内涝问题，于是不得不补上地下骨干排水管建设这一课。但此时，由于城市地下空间已经高度开发利用，修排洪道必须避开高楼大厦的地下室以及地铁系统。结果，东京的排水系统要修到地下60米，通到城外的江户川边，还要再建一个大型的地下水库，先把水存在里面，等到河里洪峰过去以后，才允许用泵将水从地下水库抽到河里去。
　　事实表明，如果在城市开始建设的时候没有把地下排水系统建好，以后再来补课，建设成本、维护成本、运行成本都会成百倍地增加。
　　日本还以法律来保护城市防洪排水系统。比如在2003年颁布的《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对策法》中规定，如果把1000平方米的农田变成城市用地，就需要做评估，根据当地的排涝标准，计算出把可渗透的土地变成不可渗透的土地带来的径流量增加值是多少，增加的径流量有多大，就要修建一个多大的蓄水池，而蓄水池的底是可渗透的，使蓄水池里的水可以回补地下水，以此保证不增加原来排水系统的负担。
　　任何经验都无法照搬。日本是海洋气候国家，大部分地区多雨，且多发伴有暴雨的台风，这决定了中国城市借鉴日本经验时需要因地制宜。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是否具备彻底改造排水系统的条件，多数专家、学者存疑。但是，日本经验背后的精神与原则仍不失价值。其依法治水的理念、雨水蓄滞以及循环利用雨水的技术与方法，对于城市化进城中的中国城市避免重复代价高昂的“先地上，后地下”模式，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下转46版
◆上接45版
　　其实，治理城市内涝不但有国际上的成熟经验，更有来自中国本土历史积淀而成的遗产。7·21北京内涝发生后，专家与普通民众一道，挖掘出明清乃至宋代时建成而至今仍在排涝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事例，其中江西赣州的福寿沟，建于宋代熙宁年间，由水利专家刘彝耗时近十年时间完工，已有900多年历史，至今仍供老城区10万居民使用，其嘉惠后代的恩泽，赢得今日国人深深敬意与一片感慨。至于德国租借时期的青岛市城市排水系统的先进性以及在今天的作用，尽管一些官员与部门出于政治正确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7·21内涝后的尖锐舆情中对其加以否认。但是，在城市规划、水利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看来，则是令人尴尬但却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学者任银睦在其《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一书中，对此有专门揭示。在德方的主持下，彼时青岛的下水道建设，根据当时国人的记载，“其规模宏大，用意至为周到”，已经实现了排污与排水的分开运作，而这一点，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仍未做到。
　　无论是历史遗产与现实经验，还是资金条件与技术水平，都应该足以保证使21世纪的国人免于在国际化大都市中葬身于一场暴雨之中。然而，77个生命的陨落，让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顿显狼狈。
　　真正成为中国城市内涝治理瓶颈的，是畸形的发展观与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而深层观之，是权力道德感的缺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曾经当面问一个市长，为何连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没搞好，却去建形象工程？市长闻言也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市，是个缺水的地方，地下管网漏水，30%的水沿途就跑掉了，该市把管网修好，节约了很多水。不久上级领导来视察，问都做了哪些工作，当地把修好管网的事作了汇报，领导听后说：“好，现在正提倡节能环保”，并提出要去看看，当被告知以管网在地下，没法看后，领导非常不爽，说：“你说了半天，这东西不能看，又不能宣传，电视都拍不了，你做它有啥用啊？”
　　这种只追求“看得见、能宣传”的政绩的心态与行为，并非个别。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们经常与城市的管理者们打交道，在他们的经验中，当城市规划中出现成本问题时，被牺牲掉的往往是地下排水设施，因为地下排水设施既看不见，又不能形成GDP，更不知自己的任期中能否能用得上。扭曲的政绩观让权力丧失了“权为民所用”这一基本的道德感，而缺失道德感的权力是自私而冷漠的。
　　康熙当年巡视经常闹水灾的江苏高邮时，作过一首题为“高邮湖见居民田庐多在水中因讯其故恻然念之”的诗，中有“凛凛夜不寐，忧勤悬如捣”之语，系念苍生之情诚挚可感。这是一种健康、正常的权力道德感的流露。今日的公仆，扪心自问，有多少能有这位古代皇帝这样真诚的情愫？要治水，先治吏。改变官员的评价与拔擢机制，重建权力道德，才是治理城市水害的根本解决之道。
　　首先要做好城市
　　7·21水灾后，专家们对北京排水系统提出了许多建议。多数意见认为北京排水系统需要彻底改造，而不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同时也有折中意见认为，北京现阶段不可能像东京、巴黎那样斥资建设超前而理想的排水系统，现实的做法是，可拓宽河道、修建蓄水池待洪峰过后再输水入河道、修建渗透池直接将雨水渗入地下等方法。如果拓宽河道不现实，则可加大建设蓄水池和渗透池的力度。
　　这些技术上的措施都很必要。与此同时，社会管理系统的高效运作，也是排水系统短期内不能彻底改造情况下降低损害的办法，包括面向公众有效而深入的预警、水灾来临时积极而有效的应急举措、水灾过去的善后措施。
　　但是，在这些具体的改进措施之外，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都应该反思自己应该成为一座怎样的城市。城市终归是人、更多的是普通人活动的场所，在城市提出各种缤纷而宏大的口号与目标之前，首先应该正心诚意，努力成为一座好城市。
　　好城市应该是尊重文化、尊重历史的城市，它不会创造出“保护性拆迁”这样滑稽的说法，去毁灭珍贵的文化遗存；好城市应该能真正践行机会平等的精神，人们不用奔走权门，就能获得平等的教育与工作机会；好城市应该给它的市民们留下够多的绿地，而不会让城市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无度驰骋的战场；好城市不炫耀大楼的高度，也不崇拜街道的宽度，它崇尚的，是精神空间的大度，是言论的开放，精神的自由，是普通人的现世安好。
　　还有，灾难来临时，好城市应该让劳作、生活于其上的人，能得到及时的救济与呵护，从而感受到制度性的温暖与亲切，而不会面对冷漠的旁观，麻木的心肠。
　　总之，好城市一切以人的尺度为依归，以普通人的幸福、便利为法度，而不会疯狂地去膜拜机械、数字与形象。
　　好城市不是用口号标榜出来的，也不是用官样文章评比出来的。好城市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用脚量出来，用心体会到，通过日常起居感受出来的。一座城市无论口号喊得如何漂亮，无论建筑多么宏伟，但是，只要普通人感受不到它的亲切、便利与善意，它就称不上是一座好城市。
　　好城市当然并非发达国家的专利，身处发展中国家不是成不了好城市的借口。巴西的库里蒂巴（Curiti-ba），近年即以其优良的公共交通、平等的治理等实践，成为享誉世界的好城市的样本。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推出了林林总总的口号，标榜着五光十色的追求：幸福城市、节能城市、绿色城市、世界城市，不一而足。但是，在成为各种各样的城市之前，中国的城市，首先成为一座好城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