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叶赛宁（1895-1925）是俄国20世纪的严酷历史筛选出的第一位诗人。他是在蔓延全国的叶赛宁热中自杀的，随之是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叶赛宁情调的运动。不引证一点叶赛宁热的记载，读者很难想象这种狂热，也就很难理解苏联掀起批判叶赛宁情调的决心。
　　比如1924年4月14日，叶赛宁在彼得堡拉萨尔大厅朗诵《酒馆莫斯科》和《一个流氓的爱情》，就是代表性的场景。离开场还有40分钟，拉萨尔大厅已是警戒森严，黑压压的座无虚席。开演时间到了，迟到的叶赛宁照例用七八分钟调整好衣冠不整的醉相，打上领带，出台站上一个凳子，手中拿着烟卷，头歪向一边，身体微微晃动着，用沙哑的声音前言不搭后语地谈起他和革命……管事的罗曼诺夫沉不住气了，从台侧用观众也听得见的“低声”叫道：“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可以了，念诗吧!念诗!”叶赛宁猛然醒悟，把手一扬，念起了《酒馆莫斯科》。像有魂灵附体一样，他变了一个人。让人不敢相信，这个小小的人竟有这样摄人心魂的力量。切尔尼亚夫斯基这样回忆道：
　　“……他沉浸在忘情陶醉之中，对世界的挑战和辛酸疲惫、困顿痛苦搅在一起。他的诗洋溢着困兽犹斗般的绝望、毫无出路的柔情和要用拳头、用鲜血捍卫自己的权利——忧伤的权利，歌唱的权利，死亡的权利的不可遏制的决心。”（也许这就是叶赛宁情调？）
　　一阵接一阵的掌声愈加狂热，叶赛宁像得胜的拳王一样，一次次被扶到围得水泄不通的化妆室。早该结束了，情绪激越的年轻人，听着那些被报刊由于“社会不接受”而删除的诗节，久久不放他走。叶赛宁央求着：“谢谢!请原谅，我再也不行了!”最后还是在醺醺然中念了告别诗。而他一到街上，早有一群狂热激昂的姑娘们冲向诗人，把他举到空中!叶赛宁就在她们的手中被抬到他下榻的欧罗巴旅馆……
　　作为当年蔓延苏联的“叶赛宁热”的佐证，再提一下远在黑海之滨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小伙子蔡特林给叶赛宁的信（叶赛宁生前最后一封回信就是写给他的）：
　　“……在外省崇拜你的人数不胜数!……我们这儿有很多很多‘叶赛宁分子’(他们被这么称呼)，有工人，党的妇女部，大学生，市民，共青团员，还有少先队员……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叶赛宁的心’!一到夜晚，我们像着了魔似的狂饮你的诗歌之酒!……敬爱的谢尔盖，帮帮我们!使我们新生吧!!!”
　　在当时以及后来叶赛宁诗集被取缔的日子里，青年人在小本子里传抄叶赛宁诗歌，有的还谱成歌曲。当时的许多报刊都乐于登上几首叶赛宁的诗来吸引读者。叶赛宁自杀后，数不尽的叶赛宁的肖像、叶赛宁家乡，甚至不过是他的亲戚老乡的画像铺天盖地而出，许多地方出现了自杀的“浪潮”。这样的事态，自然不能不惊动官方。当年为掀起批判浪潮，空前绝后地专为他造出一个贬义词есенинщина，一直译为“叶赛宁情调”。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作了题为《青年中的颓废情绪(叶赛宁情调)》的报告，非常拗口地说“叶赛宁情调是一种企图创造某种颓废思想的最有组织的，也是最有群众性的外在表现”。苏联1930版文学百科全书收有“叶赛宁情调”的词条，指出叶赛宁情调没有局限于文学现象，在生活中表现为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形成一些秘密小组如“歌舞伎”、“自由逃逸者”等等。
　　那么叶赛宁情调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绝望的哀愁、郁闷？还是流氓无赖的颓废情绪？为什么这“情调”当年会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为批判这“情调”要掀起全国性的运动？为什么这“情调”这么可怕，以至于当年传看叶赛宁诗的青年会大祸临头？而为什么即使在卫国战争的血战中，苏联人还在读叶赛宁，在牺牲战士的遗物中会发现叶赛宁的诗集？而在叶赛宁开禁后的几十年间他的诗集总是一出版就销售一空。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捕捉：叶赛宁是什么？叶赛宁情调是什么？当年，保护他的人把他说成个总被人带坏的大孩子，一个病人，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弗·切尔尼亚夫斯基)；如今他又被誉为“对时代具有敏锐认识的大社会思想家”（列·叶尔绍夫），“光辉的，独特的，深刻的思想家”(尤·普罗库舍夫)。不过笔者倒更同意高尔基说的，“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表达对一切生灵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起码沿着这条玄妙的思路，庶几能走近叶赛宁，走近叶赛宁情调的真谛。
“我是乡村最后的一个诗人”
　　当年，19岁的叶赛宁把故乡的明月、白桦、原野、木屋、鸟啼、狗吠、松涛、流水带入彼得格勒的时候，一个个文学沙龙新奇地睁大眼睛，啧啧赞叹着扑上去，就像饕餮之人扑向严冬里香甜的草莓。不过叶赛宁带来的不仅是清新的春意，还有对正在临近的革命的春天般的期待：“我相信，相信，幸福是有的!/朝霞像红色的祈祷者预报着仁爱的消息/……啊，俄罗斯——展翅飞翔吧!/快让另一个制度诞生!”
　　他欢呼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天上与地上的革命万岁!”他高呼，“我们是天上的鼓手”，“我——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第二天，苏维埃政权就宣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自由、平等、和平、土地，这不正是俄国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天国吗?在叶赛宁的革命想象里充满着和解和幸福:“红头发的犹大，/亲吻着基督，/但这亲吻声中，/再没有小钱儿的鸣响。”“我许诺给你们一个乐土的国度，/里面住的是活人的神灵!”
　　在那里，人们在一株巨树的繁荫下跳着圈舞，幸福地休息。这株大树就叫它社会主义，或者叫它天堂。1918年他的《马丽亚的钥匙》一书出版，叶赛宁要求封面印上“一世纪二年”，足见他对“划时代的”十月革命的狂热信仰。
　　正当叶赛宁幻想着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降临“庄稼汉的天堂”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一场真正的国内战争。危急中的苏维埃国家一变脸色，开始了余粮征集制，工人征粮队带着手枪、机关枪和收割机器下乡强行征粮，甚至把农民口中之粮、粮种抢走。农村已是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坦波夫省的一位红军战士给政府写信：“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仅在1921年2月，坦波夫等三十多省就发生农民暴动上百起。1921年2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红军兵变成为政治危机的顶峰。
　　“我不知道，/这不祥的事变将把我们引向何方?”(《给一个女人的信》)　　　　目睹惨遭浩劫的农村和满目疮痍的土地，叶赛宁这“大自然的器官”发出一声声惨烈的呼嚎，那是被蹂躏的田野的呻吟，是他诗中天国的主人农夫的呻吟：
　　麦穗被打成一捆又一捆，/每捆都躺着，如黄色的尸体。/把它们装上灵车般的大车，/载往它们的墓穴——烘房去。/……那些骗子手，杀人犯和恶棍哪，/如秋风那样在全国呼啸不休……(《庄稼之歌》)
　　回乡几天，他写下那首著名的诗：
　　我是乡村的最后一个诗人……/伫立在落叶缤纷的白桦林间，/参加它们诀别的祈祷……/不久将走来一个钢铁的客人，/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将被黑色的铁爪掠掉。/这铁爪是没有生命的异类，/有你们在，我的诗就活不了!……
　　这一时期的众多诗作中，《四旬祭》特别触目惊心。一次在火车上，众人喧嚷着眺望一匹疲弱的棕色小马，在拼命追赶这列火车。叶赛宁扯开嗓子喊着加油，可是小马还是消失在列车后边了。叶赛宁失魂落魄了，人类进步象征的火车，在叶赛宁的诗里化成一股压向可爱祖国的黑暗势力。俄罗斯的象征——村庄和草场面临着在劫难逃的灭顶之灾。而俄罗斯土地上的生灵，小马驹还在争扎、在反抗！
　　可爱的，好笑的小傻瓜呀，/难道它就不知道，钢铁之骑/终要战胜血肉之躯的马儿?叶赛宁嘶叫着：吹吧，吹吧，灾难的号角!/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在这肮脏不堪的铁轨上?……（这里有一个农村被强暴的意象）/霜雪就要像石灰一样，/抹白这村庄和草场，/你们再无处逃离敌手，/你们再无处躲避祸殃。/瞧它，正腆着铁的肚子/向原野的喉头伸出魔掌……
　　叶赛宁眼睁睁地看着这钢铁的不速之客（这哪里是当年他诗中要迎接的“尊贵客人”），闯入了叶赛宁的蓝色的俄罗斯。这正是被逼向绝境的农民眼中的城市的形象。在这个背景下，叶赛宁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叙事诗《普加乔夫》、描写当时农民起义的没路英雄马赫诺的悲剧长诗，以及想象自己要当个原野上的强盗的诗作，就未必如文学史轻描淡写的，只是在苏维埃时代思考农民斗争的历史意义了。
　　农民的确是叶赛宁一生不能忘怀的痛苦：……喝下我的第三杯酒，/祝愿农民的命运/不要在嘶嚎中摧折。(《五一抒怀》1925.5）
　　然而更让叶赛宁迷惘不安的是祖国的命运：
　　俄罗斯啊，/你是通途坦道，还是迷津蜃楼?/我能往哪儿去，我该向哪儿走?
　　叶赛宁情调的来由
　　如果真像批评者说的，叶赛宁的诗是在那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的前行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农村的哀鸣，是叶赛宁对落后的宗法农村的怀念，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叶赛宁的悲情简直不值一哂，更不必匆匆掀起批判，待到1937年和其他农民诗人如克柳耶夫、克雷奇科夫、奥列申一起处决不迟。但是叶赛宁不仅仅是农民诗人，他表达着对广大得多的“一切生灵的爱和恻隐之心”。
　　诗人敏感的神经分明地感受到一种肃杀阴冷的、残酷无情的、窒息灵魂的“不祥之兆”在逼近，感受到失去精神家园、理想幻灭的痛苦，感受到被一天天拉紧的精神缆绳所窒息的焦虑和绝望。而这种感悟绝非仅是农村立场的印象，更是多年文坛生活的感受。
　　在给友人的信中叶赛宁写道，“我现在非常忧伤，历史正经受着一个扼杀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个性的痛苦的时代。要知道，眼下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一种人为既定的，存心设置的东西……在那里，活生生的人，建筑着通向那看不见的世界之桥的人，感到憋闷痛苦。”
　　在诗歌和散文中，叶赛宁顽强地寻找这种灵魂被窒息、被扼杀的感觉的根源：“我们面前出现了非常像是过去正教的新的象征性的黑色袈裟”，他们在“掩盖真理的太阳的光辉”，这些幽灵“在文学领域发展和强化了普里希别叶夫（契诃夫笔下退休的低级士官，仍忠心为沙皇严密监管居民一举一动）式的习性”，“正在力图扼杀一切发于心灵的声音”，他们是“抽打人类创造的树条”。叶赛宁指出，现在的创作意识还没有超过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开始之年），而他创建的“意象主义正在为废除意识和情感方面的农奴制而奋斗”。在那个忌谈灵魂、指向物质化的时代，叶赛宁顽强地诉说着灵魂，寻觅着打开灵魂的钥匙（他的第一本著述《马丽亚的钥匙》）。他指出“眼睛仅仅盯着肚子这个空间是犯罪的”。而且，“人类的心灵过于复杂，想要把它禁锢在一种旋律或固定的调子里都是不可能的”！
　　官方可以不去计较叶赛宁的这些狂言乱语，却不能放过他诗中出现的一个个意象，特别是那些描写“酒馆莫斯科”的诗中激情，也许“叶赛宁情调”就在其中？而它会触动人们的精神根基？
　　就从这一时期开始，叶赛宁的诗中出现了一系列恶梦般的意象：“钢铁的客人”、“黑色的铁爪”、“腆着铁的肚子，向原野的喉头伸出魔掌”的铁路、火车、钢筋水泥，以及在其威逼下奄奄待毙的田原木屋、秋雨中瑟瑟的白桦、挂满冰凌的凋零的枫树，在篱笆上撞得粉碎溅满血的草莓……这些绝不仅仅是农村和城市对立的象征，而有着更多的隐喻。农村、白桦树、小马驹，在叶赛宁这里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真实的自由生命，而城市、钢铁、水泥则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死物，是和僵死冷酷的、扼杀生命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在那些“酒馆莫斯科”的诗中，出现了一个忧心如焚、焦虑躁动的“流氓”（俄语Хулиган重在指责破坏社会秩序的闹事，而较少汉语流氓一词对道德下流的指责）。无庸讳言，这个抒情主人公就是叶赛宁心态的自画像。这是一个被剥夺了心灵家园的浪子，用乖张妄为的胡闹显示他拒绝奴性、拒绝麻木的反抗激情，“我骂人，我胡闹，是为了更明亮地燃烧！”他出入于莫斯科的茶馆酒肆，“对着路人嬉笑盈盈”，“街头巷尾的每一条狗/都熟悉我轻捷的步履”。他幻想着“在茫茫的黑夜”，“在浅蓝色的草原”，“找个地方持械枪劫”，当个强盗。时而他又感到窒息、焦躁，借酒浇愁、自我作践：
　　“这里又酗酒、斗殴、哭泣/伴着手风琴泪诉愁肠，/我耷拉着脑袋/用酒灌得两眼迷茫，/好不去看那不祥的预兆/暂把别的事儿想一想，/蓝色的五月、淡蓝色的六月呵/我们都永远地蹉跎了韶光，/岂不因此才有死肉般的熏臭/飘散在醉生梦死的酒席上……”
　　诗人把我们带入那个残酷年代最痛苦、最可怕、最黑暗的心灵地下室，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那多少人被挫伤的、被扭曲的心灵咏唱着安魂曲。否则，怎样解释在全国蔓延起的叶赛宁狂热呢？每当叶赛宁念到“狂风啊，把残叶倾吐吧/我也像你一样狂暴不羁！”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从心里也不由得喊出这勇猛的一句。这是一种怎样骇人的压抑在无意识中的能量。心灵、情感，这已经是一个非理性的领域，不听从教化，不屑于矫饰，只听凭于真实的感受。这里起作用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同身受的共鸣。而叶赛宁情调恰恰就滋生在这精神的深层。
　　或者真如法国作家法朗士说的，叶赛宁是个无意识的存在物。叶赛宁恍惚间也猜到，“要知道，我是一支神笛”：
　　作为诗人，意味着要这样：/既然生活的真理不能违抗，/那就剖开自己柔嫩的皮肉，/用情感的血水抚慰别人的心房。
　　而当年，听着叶赛宁狂躁恐怖地惊叫“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人们最多只是“再三再四地宽恕他”，却不去思量这“无意识的存在物”正撕裂自己的皮肉，用赤裸出的神经为天地众生感受着、呻吟着、嘶吼着，传达着那个残酷时代的天地万籁之声。
　　叶赛宁恰恰不是思想家，他常常是在用诗的意象琢磨着这纷繁复杂的一切。而这些意象又往往纠缠、陷落在主流话语的彀中。他像多少人那样试图摆脱、试图反抗、试图对话。他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于是负疚地感到自己的落伍；他憎恶钢铁，又希望祖国变成钢铁的强国；他一面诉说着念念不忘的木屋，一面又感叹农村的肮脏和落后；他唱起苏维埃罗斯，却又感到那不是他自由心灵的故乡；他说“绝不交出心爱的竖琴”，却又强迫自己接受灌输的一切：“我这个诵经师还得/在祖国的上空颂唱哈利路亚”——叶赛宁的心灵在分裂中挣扎。“农村是生活，那么城市呢?……”他的思路中断了。流氓的形象正勾勒出落入宏大话语彀中的失语的惶惑、焦躁和痛苦：“我失去了自己的理解”，“我非常，非常地痛苦，/痛苦从何而来我也不清楚……”而正是这无以名状的痛苦，成就了叶赛宁的独特风格：叶赛宁的焦虑而忧郁的情调。它不过是一种结果，是被那个年代压抑到潜意识中的东西的宣泄。以卢那察尔斯基的学识，怎么会认为叶赛宁情调倒成为“创造某种颓废思想”的动因呢？（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