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近年来，随着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如何发展软实力，怎样才能组建出有效的软实力，目前还没有人能明确地提出相关观念和理论。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同样也面临如何建设软实力的问题。萨科齐上台后，决心恢复法国的文化大国地位，“软实力”也成为法国目前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
　　基于中法两国对于“软实力”这个话题的关注，促成了本报与法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此次专题合作的基础。希望通过此次专题的合作，能够展现出中法双方知识界对“软实力”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并使读者通过对比，可以对这一话题进行更加多视角、多元化的思考和实践。
　　近年来，软实力之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不仅已列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而且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法宝，如以为有了软实力就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能走向世界，就能形成核心价值观。还有些人似乎一下子发现了中国新的资源，认为论中国的硬实力或许输人一筹，若论软实力则完全可称雄世界。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软实力与硬实力虽有明显区别，但在实力这一点上并无二致。“软”之成为实力，关键在于实力，即以软的因素或手段形成实力。否则，仅仅靠软，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被认为是软实力的主要方面。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形成并具有影响力，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更不是靠的“软”，恰恰相反，都离不开其本身以外“硬”的手段和途径。
　　以文化为例。文化本来就是人们在一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原始的文化取决于地理环境，以后又加上了种种人文因素，包括相互间的影响和传播。就其物质部分而言，本身就具有实力，并无软硬之分。对于非本身或外来的物质文化，只要自己喜爱或者需要，除非具有物质以外的原因，都可以自由接受，甚至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但是文化的精神部分就不同了，如果听其自然，让它自由传播，自由接受，那就谈不上什么实力，也无所谓软实力。而如果以传播、推广为目的，那就必须让他人了解、肯定、接受，这一切无不需要借助精神文化以外的手段，都离不开硬实力。
　　中国的春秋时代曾经形成诸子并存、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学说只是诸家之一，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更谈不上独尊地位。孔子率其门徒奔走于各国，却不为诸侯所用，在本国也未能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至哀叹“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只能到海外去发展了。但孔子对不符合其宗旨的文化，却是用硬实力加以镇压的。在夹谷之会，当齐景公让“倡优侏儒”登台表演时，孔子毫不犹豫地下令砍了他们的手脚。在战国的纷争和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没有显示什么软实力，倒是法家、兵家大行其道。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才逐渐成为正统。此后历朝历代出于统治的需要，无不利用权力、法律、舆论和物质条件等各种手段保证其独尊地位，对被斥为异端的思想文化打击之不遗余力。无论是汉魏的察举制还是隋唐以降的科举制，人才推荐和选拔的标准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和标准，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和驱使下，儒家经典、八股文、应制诗、正楷书法才成了读书人的软实力。范进一旦中了举，软实力立刻变成了房屋、田地、奴仆、银子、地位等硬实力。
　　西汉的“文翁化蜀”也能说明问题。作为蜀郡太守的文翁虽然拥有行政权力，但要在当地推广儒家文化也得靠软实力以外的手段。他开办学校，为了鼓励富人子弟上学，规定毕业后可以当有权有势的吏。为了增派学生去太学留学，他让每年去京城汇报的官吏随带蜀地土产，销售集资，供养这些学生。如果仅仅有道义的力量，或只依靠文化本身的吸引力，文翁是化不了蜀的。
　　直到清朝前期，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如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还有大量土司统治区存在，儒家文化在那里的影响即使有，也只限于上层或少数读书人之间。但在改土归流后，在设置府、州、县的同时，就大力推广学校和科举制度，短短数十年，儒家文化就成了当地的主流。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土著文化即使还存在，也成了“蛮夷”习俗，登不了大雅之堂。
　　语言被认为是软实力之一，但无论以往和当今，一种语言得以流传或能超出本民族的范围，靠的却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使用或有意推广这种语言的人群的硬实力。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各种方言，相互之间甚至无法通话，需要借助翻译。但随着中原地区在政治上优势的确立，首都长期设在黄河流域，首都一带的方言就成了“华夏正音”。鲜卑人从草原迁入内地，迁到洛阳、长安，多数人并未承认汉语的优越性，一部分人甚至坚决抵制，但孝文帝强制推行，下令不得在朝堂说鲜卑语，这才使贵族、大臣不得不学汉语。元、明、清、民国前期定都北京，北京话成了京腔、官话、正音、国语，也成了今天普通话的基础。这才使北京话成了软实力，会说的人当京官、特别是当高官会有很多便利，而不会说或听不懂官话成了某些官员得不到提升、进不了高层的正当理由。但在蒋介石挑选他贴身的侍卫官时，这软实力就荡然无存，因为他要的是听得懂他平时讲话的小同乡奉化人。
　　谁都明白，英语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语言绝不是依靠它自身的魅力，也不是各国语言学家比较论证后的选择，或者是在与各种语言的竞争中胜出。要是没有这个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要是当初殖民当局不使用软实力以外的手段，亚洲、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绝不会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要是没有美国的崛起和二战后形成的实力，英语或许已在世界式微。美国在菲律宾殖民之初就派出数百名英语教师，依靠行政权力推广英语，是靠英语的软实力吗？要不是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奖学金和发展机会，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更多地选择英国呢？
　　中国能在世界各国设立数百所孔子学院，固然与各国人民对汉语的爱好有关，但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在经济、文化的进步，没有中国在国际政治影响的扩大，怎么可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学汉语呢？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拿不出或不愿意每年拨出二三十亿经费，派出数百上千位院长、教师、志愿者，这些孔子学院又怎么能开办、维持和发展？
　　我这样说并非否认软实力的存在，也不认为软实力毫无作用，而是希望实事求是地评估软实力，恰当地肯定它们的影响和运用范围。
　　我认为，软实力主要作用于人，是通过增加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的素质，优化人的思维模式，确立人的价值观念或信仰，最终通过人的个体或群体发挥作用，达到目的。因此，软实力主要是对内部的，只能通过自愿自觉的途径，潜移默化，才能使更多的人从习惯到自然。有了这样的人，才能将自身的文化资源变为文化创意，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只要它们适应外界的需求，自然会被乐意接受。
　　至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等，只能对外展示和说明，供别人了解真相，自由选择，各取所需。依靠武力、征服、宗教战争、殖民、经济压力、输出革命输出软实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一个已经具备文化自觉或宗教信仰的人群或国家，绝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在保持自身文明和信仰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作者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