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经济学
本报评论员:席斯
席斯 郭凯,一位两年出了两本书的年轻经济学者,他的书、他的博客拥有众多粉丝。他抛弃固有的经济文章的写作模式,选用“王二”这一最普通的人物,让中国最热点、最纠结的经济现象一一发生在王二身上,解释一个个复杂而晦涩的经济现象。这种写法并不陌生,但一直坚持数年并归集成书的却只有郭凯。也因此他的两部书显得很亲民,是当当、京东等网站读者点评的热门书籍。 2011年底,他辞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来到北京,就职央行研究局。对中国当前的诸多宏观经济问题,他多是放到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去看待和分析,而他的第三部书将以游记的形式呈现不同国家的经济,这些依旧不需要草稿,只要时间允许,随时可以写就。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郭凯 问:你写王二的故事的目的是想普及经济学知识吗? 答:普及经济学知识,这其实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普及经济学是一个更基础的事情。我讲那些事情其实挺不基础的,总的来说我是在讨论一些挺大挺宏观的事情。我把一些挺大的事情说清楚,让不懂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问题是什么,与每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问:你的每一个故事,通常只解释一个现象,但不会给出具体解决方案,为什么? 答:这是故意的,我特意避免提供答案。有的人看会觉得挺不过瘾,对于我而言这就是目的,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你有自己的判断就行了。 问:《一沙一世界》的开篇是外汇储备,《王二的经济学笔记》是以收入分配为始,有什么立意吗? 答:外汇储备是我一个特别重视的话题,你觉得你是对这个问题挺明白的人,但是写了五六年别人还在基本问题上吵来吵去,觉得挺无奈的。那篇文章本身也是我自己写得比较满意的。博客的题目很随机,比如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听到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想到了什么事情。 如果把《王二的经济学》通篇读下来,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收入分配,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担心。房价、油价、车票、增长模式,所有的事情最后都和分配问题有关系。 我的博客从2006年开始写。《一沙一世界》是从博客1000多篇文章中挑了几十篇;《王二》主要收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也有几篇是专门为书写的,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 问:在央行工作几个月后再回过头,一些看法会有变化吗? 答:没有特明显的感觉。尤其经济问题很多是需要看数据的。在美国,你可以读到所有中文的资料,也可以读到大量英文资料,你可以和国内的人交谈,也可以和外国人交谈。 在央行会有一些调研,我是做宏观的,去了解微观的现象、微观的个体和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微观的行为等同于一个宏观的结果,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在银根收紧的时候去企业调研,企业说借不到钱了,很困难,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如果你和这些企业交谈接触多了,你也许会怀疑收紧银根的政策是错的,但从宏观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企业感到难受的话,说明银根就没有收,政策没有效果。所以调研是让你了解你在做政策设计的时候没想象到的问题,但微观的现象绝不等同于宏观的结果,是特别需要弄清楚的。 问:现在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增强,而在去年还是一片升值预期,同时近期央行采取的存贷款利率双向调节政策也被认为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一步,从国际金融角度,怎么理解这些变化? 答:汇率是很复杂的。从中国自身来说,这些年已经调整了很多,升值空间已经不大了。最近一段时间,所有跟我们类似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大幅度贬值,我们没有贬值,就显得偏高了,所以才有贬值压力。 我个人的理解是,央行最大的希望是今后不需要关心汇率的水平,而是更多的关心汇率的形成机制,希望有一个合理的机制让市场决定汇率,该往上就上,该往下就下。现在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能让这种机制产生作用。 利率政策上最近的变化挺大的,存款的上限放宽了,这的确是市场化的一步。过去存款利率不允许上浮,现在上浮了10%,这是很大的一步。然后贷款利率允许下浮20%,后来是30%。 汇率变动太剧烈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在当前利率水平和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差太远的时候去大幅度放开利率管制,这也会导致利率大幅变动。如果我们希望增加利率弹性或者浮动范围的话肯定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平和最优的或者均衡的利率水平相对接近的时候才去做这个事情。 问: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GDP以8%的增速还会再增长20年,有这么乐观吗? 答: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按照这个速度或者是稍微低一点的速度保持高增长20年我觉得问题不大。中国现在是韩国70、80年代的水平,日本60、70年代的水平。中国人很努力,很向往富裕,教育水平也很好,不犯大的错误,没有什么理由不增长。 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它的复杂在于整个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地区之间的差异,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一个十万人口的国家也会有一大堆烦恼的问题。 有问题让人担心,从增长的角度来讲,有问题是好事,如果一个国家很完美,增长反而困难。中国有增长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可以修理,把问题修理好,就还有空间增长。 下半年经济应该会向上反弹,当然前提是欧洲不会变得更差,如果欧洲变得更差的话中国就需要更大的国内政策来调整和支撑。 问:当前各界对财政政策的期待很大,尤其减税呼声较高,在经济有下行风险情况下,是否有空间减税? 答:如果有空间增加支出就一定有空间减税,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增加赤字,结果是一样的。而目前中央政府的赤字并不高,扩支空间也是有的。 中国有没有必要减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它的税收体系,现在不是单纯去调哪个税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税率偏高但是很多人不缴税或者是逃税。这个结果是很扭曲的,因为有人不缴税,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就保持高税率,保持高税率之后人们就更想尽办法逃税,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欧洲一些国家也面临这种问题。 中国的养老保险、医保、住房公积金等社保,即五险一金占工资的40%多。老百姓对税收的使用持怀疑态度,觉得中国税收都被浪费了,就更不愿意交了。坦诚的说我觉得老百姓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老百姓关心路好不好,学校好不好,医院好不好,公共服务好不好,如果这些看不到的话老百姓当然觉得这笔钱没有花好。 中国政府把钱都给浪费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政府的支出结构比较特殊,它很大一块是用在投资上面了,公众特别关注的三公支出其实是财政支出中相当小的一部分,比投资小很多很多,不是一个量级的。国外的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中投资的部分很小,主要支出都是养老、医疗、国防和社会保险这些,中国政府一年财政收入一大块都用于投资了,很多投资并不直接体现在公共服务的改善上,这个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真的属于一个政府角色转变的问题,政府要要慢慢退出经营性的领域,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务上面,而且要更有效率。 还有感受问题,有支出结构的问题,也有效率问题,还有透明度的问题,政府花钱的透明度还需要提高。 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是挺快的,不仅比国外快,比GDP也快,所以财政收入在GDP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应该考虑一下政府拿走的部分,财政收入不可能总是比GDP增长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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