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玲
　　2009年1月，某个周四的清晨，耶鲁大学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照例踏上八点五十分由纽黑文开往纽约中央车站的列车，然后前往托尼·朱特(Tony　Judt)位于市区的住所。到达之前，他会在附近的咖啡厅坐上十分钟，整理思路，做些笔记，并用略微滚烫的热水清洗双手。大约十一时，朱特会在住所迎接他，斯奈德会伸出温暖的手，握向朱特。然后，他们开始交谈。
　　《二十世纪的沉思》就完成于无数个这样的早晨，从2009年冬天一直持续到夏天。这种由谈话内容编辑成书的形式并不陌生，譬如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的《与马萨瑞克的对话》以及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我的世纪》，这素来是东欧学者的传统。
　　谈话时，朱特与斯奈德互不清楚对方将如何提问，也不了解对方会如何回答。他们穿过各自的心灵和记忆，在脑中找寻线索，通过出其不意的思想碰撞，展开对思想、历史、政治以及道德困境的一系列讨论。这些主题都是朱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时的朱特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病症渐渐吞噬了他的身体，手臂、双腿、呼吸、身体各部分以一种令人惶恐的速度失去控制。无休止地诊断和检查，日日遭遇的生命危险，难以承受的沉重，诸多种种，还夹杂着愤怒、悲恸、绝望、害怕以及爱等情绪。朱特逐渐将自己蜷缩在一个透明的“壳”里，藏匿他每况愈下的身体以及被禁锢的头脑。记忆成为朱特的唯一确信，因此他牢牢抓紧，视为救命线。“过去”变成朱特的思想之源，这是疾病唯一不能从他身边带走的东西。于是，《二十世纪的沉思》成为从他的封闭世界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透过它，朱特将自己的思想世界，展露于外。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自传体式的书。每一章都由两部分组成，朱特的自述以及关于欧洲历史和政治哲学的讨论，涵盖纳粹大屠杀、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及其欧洲起源、英国的例外论及法国的普适主义、欧洲及美国的社会规划等等问题。重要的是，朱特在书中采取了鲜用的第一人称的方式，将他的一生娓娓道来。
　　痴迷火车的英国少年
　　1948年伦敦，朱特出生于一个自东欧逃离至英国的犹太家庭，自小亲历战后英国的艰难困境、巨大的社会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朱特热爱各种大众交通工具。当提及50年代英国的绿色线路（Green　Line）巴士时，他说，“是它们让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男孩，对我的影响并不亚于学校”。 朱特回忆，他并未从学校获得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感。从七岁一直到十五岁，他最爱的消遣活动，就是在卧室里读书，或骑着自行车四处游玩，搭乘火车闲逛。他的学校就位于从维多利亚到滑铁庐火车站的沿线，能让人们想象出多种逃离路线。
　　甚至在《记忆小屋》一书中，朱特也无不诗意般地描述道，“我会把自行车停放在位于滑铁庐一线上诺宾顿火车站的行李货车里，然后乘坐市郊电动火车前往郊区。火车悠闲地往东绕行，来到旧伦敦西边，再前往布莱顿，搭上当地的车抵达维多利亚或更远达至卡利芬交汇火车站。这里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线路交汇处，沿途足有19个站台可供上下，我从这当中挑选回程的路线，自得其乐。长长的夏季里充满着这样的体验。”
　　然而自7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盛行，铁路及教育等公共设施的自由化，诸多政府项目被削减，对公众利益的关注逐渐降低。国家越富有，公共设施越破败。因此他愈加怀念以前古老宏大的火车站，因为“(它们)赏心悦目，而那些机场，尽管建于百年之后，却无一不破旧失修，丑陋不已。”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的热爱，正折射出朱特素来致力于公众利益以及社群建设的思想，并为其笼罩了一层怀旧色彩。
　　对他而言，交通方式不仅仅是政治的一部分。铁路的铺设极大促进了我们现在所知晓的公共生活的出现：如公共交通、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公共建筑等等。而快捷的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不仅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带来新的归属关系，不同的审美情趣，伴随而来，还有对旧的世界观的摈弃。公共交通系统曾将诸如朱特这样的孩童与其所处国家的公共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却逐渐衰落。在讲述这个令人哀伤的故事时，朱特希望“（它）能启发我们去思索，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对此，朱特在《沉疴遍地》一书中指出，追求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理所当然的目标，却忘记了应有的职责：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市场化经济中，私有化并未带来预想的效率，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然而民众却一味醉心于对自身财富的追求，遗忘了对道德义务和公共职责的追索。因此，社会空间被私有化割裂，无法凝聚共同的公民意识，导致民众对政治的隔离与犬儒，公民与国家之间在公共空间中丧失了应有的链接。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朱特曾与斯奈德提及，希望写一本题为《火车》的书。借由铁路，朱特想告知我们现代社交以及在过度私有化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命运。毕竟，铁路促使社交的诞生。令人遗憾的是，朱特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幻想破灭的犹太青年
　　朱特的父母从未有意将他作为犹太后裔培养，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十三岁时，朱特从他的父亲、一位社会主义者那里，收到一份生日礼物——著名波兰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cher)对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这是一种典型的犹太姿态：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将一个以外来者身份出生的人，与更广阔的周遭世界关联在一起。
　　从十五岁开始，朱特就狂热醉心于左翼犹太复国活动，并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这对他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曾经整整三个夏天他都呆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茨。在前往剑桥学习之前，他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呆在那里。作为一个忠实的信奉者，朱特说，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轻易地将犹太认同意识与政治理想主义连接在一起。而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又是同化的绝佳途径。“它使犹太人视归属感的缺失为优点（而不仅仅是宗教归属感的缺失），并且坚持一种对每个希伯来学校的学生来说毫不陌生的推理逻辑”。
　　但朱特很快就对基布茨的生活感到失望。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幻想破灭，则是在1967年，他志愿当一名军中翻译，投身于“六日战争”中保卫以色列。他开始逐渐认识到，“以色列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天堂，天堂里有以农场为家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恰巧成为以色列人而已，但却和我一样热爱和平”。各式各样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在朱特眼里变得陌生，而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却变得更加熟悉。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持有一种固执狭隘的态度，对非以色列籍犹太人表现出一种共有的厌恶，轻蔑地称他们“大屠杀后裔”，这些都让朱特震惊。“我怀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前往，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却发现复国主义左翼，“对那些被踢出这个国家的人民惊人地无知”。
　　提及这段经历，朱特曾这样说道：“我理解作为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同样知道为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不加质疑的忠诚，一个人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二十岁到来之前，我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信奉者，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共产主义倡导者，但最终我放弃了这些信仰。”
　　青春狂热退却之后，朱特开始对欧洲左翼运动产生兴趣。在后来就读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朱特早期的导师之一，以研究法国共产主义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曾是法国共产党一员，支持苏联，后来因苏联入侵匈牙利，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她对共产主义的觉悟，又使朱特更加质疑左翼。“对朱特来说，伴随最初对集体理想事业的热情而来的是幡然醒悟。激情和质疑总在朱特的头脑里进行着斗争，而他自己也不断在与自己的狂热进行辩论。有人批评他前后观点不一，但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轨迹：不断与自己，特别是内在的激情进行争辩。”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　Buruma)谈及朱特时说，“直到停止呼吸为止，朱特一直都在思考。”
　　对法国的研究，让朱特发现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随后，在70年代，因受不同文化的吸引，朱特前往美国，却又目睹了美国致力建设理想社会诺言的落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行走，从马克思主义的疆土到号称自由民主世界，期间朱特的热情和觉悟起起落落。但他自始至终都秉承这样一个信念：政治是一项道德事业。
　　朱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道德的，它不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之上，它的根基是一种“具有鲜明19世纪晚期的特点，因所肩负改善公共事业的责任而带来的文化自信”。　　　　因此在《二十世纪的沉思》书中，朱特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解决如今社会问题的良药。他认为，作为“杂牌政治学”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将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结合起来，并且能认真对待“民主”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
　　“我们处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恐惧源于对未来的无知……”，朱特指出“我们害怕政府无法掌控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给我们一个可抵御外部世界的安全所在。所有的东西已经失控。”正是这种恐惧的复归及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朱特认为，给了社会民主主义“最强的辩护”：“它既能保护个人安全，不受到真实或虚假的威胁，也能保护社会的团结和民主不受到可能的威胁。”
　　保持孤独的知识分子
　　2005年，朱特最重要的著作《战后欧洲史》面世，此书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入围了普利策奖；2008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前景》举行的当代思想家百人评选活动中，朱特位于第四十五位；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了乔治·奥威尔奖；伴随着学术上的成就，朱特在公共领域同样敢于直言，他抨击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也对奥巴马的妥协性有所预见。除此之外，朱特还非常慷慨地将时间用于与年轻人的共处，不厌其烦地给予他们意见和建议，组织各种会议，为年轻人提供与学者交流的机会。
　　这些仿佛都给朱特贴上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然而他却并不喜欢这一词。
　　在朱特眼里，这个称谓只能说明学者并未成功地将学院与公共生活联系起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叛逆。为了弥补这一点，朱特花费其生涯一半的时间，尽其所能，用清晰的表述从事教学、思考和写作，并且保持独处。朱特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植根于这种孤独感：远离知识分子群体，不依附任何体系发表见解，根据事件或问题的事实进行判断，而不被限制在某一既有框架之下。
　　朱特解释说，已经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地方性公共话题时，不应仅局限于某一区域，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那些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他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不是简单地提供关于事件的描述或道德层面的道理，而应“发掘真相并解释其缘由”。“今天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朱特在书中问道，“我们现在处于如此境地：作为知识分子或政治哲学家，首要目标不是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思考如何防止一个更糟糕的世界出现”。朱特认为，“那些善于描绘理想化世界图景的知识分子，最不值得人们聆听。未来几代人捍卫并推进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卫并保护已有秩序、法律、规则及实践成果——这是凝结着我们为实现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只有那些心系于此的知识分子，才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被病痛剥夺了独处的乐趣之后，朱特更积极地出现在公众领域。对他而言，留给他的时间太少。2008年，刚被诊断患病时，朱特仍然任教授一职，并主持研究所，他被公认为是一名历史学家和作家。这些都曾与朱特向来的喜好背道而驰，与他素来标榜自己的“旁观者”身份不一，但正是疾病让他从一名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瘫痪之后，朱特仍在助手帮助下，口述完成著作并在《纽约书评》上陆续发表文章；2010年7月15日，朱特完成最后一篇文稿；32天后，托尼·朱特永远停止了思考。《时代周刊》将朱特称为“顶尖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一名勇者”；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则认为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朱特在离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自己：“首先我是一名历史教师，其次是一位专注于欧洲历史的作家；我还是一名欧洲事务的评论家；发表左翼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我是一位偶尔加入美国有关犹太问题讨论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