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向阳 梁园园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第一期“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该项目通过对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搜集企业运营的一手数据，发现中国企业受成本上行、融资困难等因素影响，运营状况在4月和5月恶化较快，而6月融资环境改善后状况有所好转，但仍受成本高企困扰。
　　负责此次调查的长江商学院李伟教授认为，时下全球的经济颓势、人民币升值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会倒逼中国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此轮调查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存在主业不明的症状。这将会对它们的顺利转型造成困扰。
　　此次调查时间为2011年9月到2012年6月，除了1、2月份，每月调查一次，一共搜集到691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来自长江商学院在读学员，其中超过半数为民营企业。该指数与PMI指数相同，以50%为分界点。50%以上代表改善或者变好，50%以下代表恶化或者变差。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设计的指数大部分为前瞻指数，因此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转型阵痛：恶化之后的改观
　　此轮调查表明，从2011年9月到2012年6月，企业运营状况指数出现了两头低、中间高的状况。其中5月和6月的数据为50.1%和55.9%，与3月的70.9%　有较大差距，显示企业4、5两个月的运营状况恶化较快，但6月状况出现改善。企业的利润指数也从今年3月的71.1%　下降到5月的45.9%，6月又上升至53.4%。意味着企业经历了一段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不佳时期后，在最近出现了较为乐观的情绪。
　　除了利润，企业的销售、进口和出口指数都在4、5两个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6月份销售和出口指数都有所回升，而进口指数则继续下降到50%以下。其中销售和利润的指数在去年12月和今年5月两度出现低谷，而且利润指数的跌幅总是超过销售指数的跌幅。因此综合说来，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着成本强劲上升、销售相对平缓、产品价格提升乏力的局面，企业利润受到挤压，但挤压程度在6月已经有所减小。
　　根据报告，造成企业在4、5月运营困难的普遍原因主要有两个。
　　原因之一是成本上行幅度超过价格上涨幅度。表现在指数中，就是企业用工成本和总成本两大前瞻指数在前六轮调查（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中全部超过90%。与此同时，消费品价格指数和中间品价格指数变化较大。两者在2011年12月同时跌破50%。在2012年5月，中间品价格指数大跌至34.5%，消费品价格指数跌至51.9%，表明无论是面向消费者的企业还是面向生产者的企业，其产品价格的上行趋势都显著小于成本端的上行趋势。企业很难通过涨价的方式向外转移全部成本压力。
　　李伟教授认为，“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成本上涨）反映出国家宏观经济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成本上涨中很大一部分是工资上涨，而工资上涨正是中国工业在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后迟早会发生的，也是矫正我国收入分配中劳工收入过低、资本收入过高的结构性转型的开端。成本上涨中另外一部分则来源于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它导致工商业租金上扬，对企业发展和将来的创业者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李伟教授将工资上涨和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解读为“中国在转型期间必须经历的阵痛”。但他认为成本上涨也有人民币升值缓慢的原因。在实际出口成本上涨而人民币升值缓慢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成为必然之选。但后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让物价上涨，就是让全社会生产成本上涨。受害的不光是出口型企业，也包括非出口型企业。”
　　原因之二为融资压力。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在2011年9月和12月达到低点：29.1%　和29.2%。进入2012年后，该指数迅速上扬，3月时超过50%。但4月和5月又开始下降。这与宏观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动基本一致。2011年下半年，反通胀政策已经持续数月，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因此企业融资压力日益上升。进入2012年后，出于防止经济下滑的考虑，政府开始微调宏观政策，人民币新增贷款在3月份达到了1.01万亿，但4月份降至6800亿元。与此对应，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在3月到达了51.4%，4月跌至49.1%，5月大跌至42.9%。
　　企业经营状况在6月份出现好转，指数从5月的50.1%上涨至55.9%；利润指数从45.9%升至53.4%，投资指数由56%上升至72.7%，其他诸如出口指数和招工指数都出现了上涨。与此对应，企业总成本指数从90%下滑至84.6%；融资环境指数从42.9%上升至54.4%，而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至57.4%，说明总成本的下降、融资环境的改善和产品价格的上升正在明显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遭受了4月和5月的经营困境，但企业的投资和用工状态一直良好，显示出较为乐观的前景预期。其中投资指数在2012年6月之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即使是5月份下跌，也仍在50%以上，显示企业总体上仍然有很高的热情。用工指数虽然波动较大，但一直保持在50%以上，尤其是6月指数增至75.8%，显示企业在经历一段幅度较小的犹豫期后，仍有动力增加人手。
　　解题：混业经营下的转型
　　尽管6月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投资指数和招工指数都得到明显改善，但用工成本指数仍然高达94.5%，企业总成本指数也仍在84.6%的高位，说明当前的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端的影响有限，企业始终都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再结合企业在4月和5月的经营困境，李伟教授给企业开出了两个“药方”：第一是“挖潜”，第二是创新。“每次到经济低谷的时候，企业都会考虑哪些业务应缩紧或退出，哪些不宜继续往前发展。通过‘挖潜’、创新提高行业竞争力。”
　　“挖潜”指的是挖掘潜力，包括压缩成本，节约原材料和人工。“比如说以前餐厅门口要两个人来欢迎，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甚至不要人也可以。”
　　但是，“挖潜”不是盲目节省，而是说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在主业上创新，实现升级发展。比如说餐饮企业可以考虑集中精力“把饭菜做好，把服务做好”。
　　李伟教授认为，时下全球的经济颓势、人民币升值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会倒逼中国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正是上文中提到的企业业务专注度偏低暴露出了它们目前面临的转型难题：方向不明。在长江商学院进行的调查中，有一项是询问被调查企业的“主业”。但这个问题意外地难倒了不少企业。造成企业家无法回答此问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大都是混业经营。有企业家跟项目组说，自己的企业每一种业务的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比都不到30%，怎么确定哪个才是主业？
　　在李伟教授看来，企业主业不明的主因之一是身处新兴市场这个大环境。“美国的企业大多比较专业，不需要多元化。而中国（企业）多元化是因为诱惑太多。一会儿这个行业是热点，一会儿政府政策又变化了。”
　　此外，中国企业的内功修炼不到位也使得它们在发展方向上“多头出击”。李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中国企业面前是“美女太多，看花了眼”，正处于一个“花心”的状态。比如说政府说光伏行业是个不错的行业，企业就一窝蜂去搞光伏了，但是最后发现跟着政府走不一定好。企业就要吸取教训。李伟说，“（中国企业）会慢慢走过来的，这是一个过程。”
　　与此相反，在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搜集到的案例中，转型升级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专注于主业。其中既有诸如联想这样的大企业，也有美特斯邦威和良子足疗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后两者对于中国民企的示范性作用更强。它们的成功经验在于：专注。比如，美特斯邦威的老板周成建就曾坦言，尽管企业经营模式已经从代加工发展到做自己的品牌，但自己“15年前是一个裁缝，现在仍然是一个裁缝”。而良子足疗从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做好“足疗”这一个主要业务。
　　除了“挖潜”和创新，李伟教授也建议位于沿海的企业迁到内地，因为在日益上涨的生产成本中，土地和厂房租金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谈到企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李伟将其总结为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当好“裁判员”和做好扶持工作。他强调政府应该负责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做“里子”工程，而非“面子”工程。“做好监管，其他的都交给企业去做。”
　　未来：中期波动较大，
　　长期发展前景良好
　　6月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的主因之一是央行最近两次降息、“降准”，把社会融资规模从5月份的1.1万亿元提升至6月份的1.78万亿元，改善了企业的融资困境。但李伟教授认为帮助企业脱困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不希望一些企业倒，但有些企业该倒就应该倒，救这些企业，它们就变成了僵尸化的企业：本来死了，靠吸血继续活下去。我担心，经过2008年4万亿（的救助模式后），导致该倒的不倒，该做坏账处理的没有处理。”他说，刺激政策要把握好分寸，并不是要保所有企业都不倒。要放开手，让他们去接受市场的检验，这样才能保持和提高大多数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
　　尽管中期的优胜劣汰会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波动较大，但长期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前景依然良好。
　　首先，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5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中至少30%的人口应该会在未来转移到城市。城镇化会带给企业高速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与长江商学院韩国籍教授赵东成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次，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的清晰化也会带来一批“富农”进城。这一方面会拉动城市基建和消费，另一方面会使得土地集中到专业的农户和农场手里。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将会成为可能。这也将是一部分企业的机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需要18亿亩、也就是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土地‘红线’。”除了土地产权清晰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城乡二元“户口”的实质性消失也将助力经济发展。
　　最后是解决资本的“双轨制”。“国外的资本可以进入中国，国内的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却不能自由流出。”这导致投资实业的收益在调整风险后高于投资存银行或者投资股市的收益。消费者理财渠道狭窄、收益低，中小企业融资难且贵。李伟认为，如果土地产权、城乡户口和资本的“双轨制”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资源能够被有效配置，人才创新意识能够被激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继续持续20　到30年是可能的，也是为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所必要的，中国企业也会因此得到做强做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