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冲
　　十米跳台，眩晕恐高。
　　这可能就是普通人面对跳水时的心态。虽然跳水一向是中国奥运军团的夺金优势项目，被称为“梦之队”，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中国跳水队又勇夺6枚金牌，但，“参与跳水运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跳水队，理应成为一个真正的跳水大国，但实际上，我国跳水运动的普及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前中国跳水队副总教练、清华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于芬说。
　　这一方面缘于跳水运动的高难度。首先得会游泳，还得平衡能力强，跳板可晃悠得厉害，更不能恐高，否则站在十米高的跳台上本就已经双腿发软，不敢往下看，还怎么转体、翻腾、入水？先不谈压水花的技术，从十米高台以那么高的冲击力跳入池中，如何保护好自己，不撞到池底就已经万幸了。游泳运动员孙杨夺得奥运冠军后，就有一位杭州小伙学习孙杨鱼跃入水的动作，结果撞到泳池底部而受伤。要知道，从泳池边跳下和从跳台跳下根本就是不同等级的事情，前者最多几十公分的落差。除了这些人为的难度外，这项运动的普及还受到硬件条件的限制——得有跳台、跳板才行。
　　不过，在于芬看来，这些都是误解。她曾在美国辛辛那提考察过当地群众性跳水运动的开展，在一家名为“妈妈与我”的连锁运动俱乐部里，练跳水的小孩多达几千人。“硬件条件如今更不成问题，国内连很多小城市都修建了带有跳水台的游泳场馆。”
　　于芬认为，跳水绝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一个小众体育项目，它完全可以走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跳水对普通参与者的吸引力既来自体育运动的共性，如给参与者带来的运动快感和乐趣、有一定的挑战性、提高参与者的运动机能等，还来自这个运动项目的个性。”于芬拿出上过跳水课的大学生写给她的信，“每一位大学生都对第一次从高台上跳入水中的体验记忆犹新，那种战胜内心恐惧的成就感，是大学生们很难通过其他社会生活方式获得的。”
　　于芬从200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面向普通大学生的跳水课，“大学生选修跳水课的热情之高，超出了我的想象。”于芬介绍说，“从最早每学期开设一个班，而后扩增到两个班、三个班直至现在的四个班，仍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今年5月，清华大学举行学校跳水比赛，吸引了200多位学生参加，而每年举办的一些全国性跳水比赛也未必能有这么多参赛选手。
　　在美国遍地开花的体操俱乐部里也有类似的例子，美籍华裔体操教练乔良介绍说：“全美有几千家体操俱乐部，练体操的青少年可能有上百万人。”在他赴美发展之前也从未想过体操可以从一项专属于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竞技运动，演变为一项高度普及的大众运动。“中国的优势项目如果仅仅是体现在竞技成绩上，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打造出强大的中国军团，这支队伍原本可以在青少年体育、群众健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这些社会效益却被忽视了。”于芬说，“体育并非只是为了金牌。体育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身体的塑形以及运动机能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体育运动对人格的培养，诸如培养人的勇气、毅力、信心和团队精神等。”
　　乔良介绍，如今很多美国女孩子为了塑造身形都在业余时间练习体操。即使放到竞技体育的范围内讨论，中国优势项目的生存空间也因为脱离了社会的大环境而显得太过狭小，尤其对体操和跳水这种优势项目来说，普及性严重不足已成为这些项目能否持续发展的致命软肋。一旦中国竞技体育屡遭诟病的“金牌战略”被废止，没有群众基础做依托的运动项目，即使过去再辉煌，其生命力也将变得十分脆弱。
　　反观美国，高度普及的体操运动不仅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体操运动爱好者，也奠定了美国竞技体操，尤其是女子项目长盛不衰的基础。跳水也是如此，“跳水俱乐部那么多，很多普及工作就在这些俱乐部里解决了。此外，各级别的比赛也非常多，从小区的、大区的到全国的，还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比赛……这给那些有兴趣往更高水平发展的孩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这种普及是一种社会化的大普及。而在我们国内，首先是跳水运动的覆盖面很窄，只在专业队和体校层面。其次，全国每年只有那么几项比赛，还对运动员设定了注册身份上的各种限制，我们的跳水是自己把自己划定在了一个小群体里。”
　　其实，优异的奥运成绩、庞大的明星阵容，理应成为我国普及和推广体操或跳水运动的强大推动力。“既然中国在这些项目上能够长时间保持世界领先，说明我们具备完善的训练方法。如果国家对资源配置、政策制订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能够给予更大支持，这些项目的普及开展，一定会为我国继续保持优势做更充分的铺垫。”于芬说，“但普及的前提是要给体育一个新的定位。如何让这些目前所谓的小众项目、不易推广的项目，被大众人群接受，感受到它的教育价值，或者是对人们的工作生活起到有益作用？这是关键，既能让这些无法实行职业化的项目走向市场，更是一项运动长远发展所必须。一个运动项目如果仅有几个人玩，它就变得畸形了；而当一个运动项目走向了大众，它的整个视野才会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