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外交领域是造就文人雅士的摇篮，也是文人雅士们驰骋的乐土。道理不难理解，外交官们身处与母国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强烈的反差产生对比，兴感的材料俯拾即是，只要手不太拙，都能写出情趣、教益兼备的文字。而如果再有一支生花妙笔，外交经历就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了。
　　许多人用外交经历冶炼出了文字的瑰宝。眼前能想到的，就有黄遵宪。这位晚清中国驻日使馆的参赞，凭借其对日本的深湛研究与细微的观察，撰写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二书，被誉为中国关于日本的两部空前的著作，其中对日本现代化的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至今读来仍有启迪。民国外交官顾维钧、蒋廷黻、李铁铮等撰写的游记、回忆录文字，不但有史料价值，也是上好的文章。
　　域外有外交经历的作家、诗人更是不胜枚举。获得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聂鲁达即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终其一生，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都是其驻外期间的作品。至于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他们的外交官经历，对于他们写出数量可观的以国际政治为背景的精彩小说，显然居功至伟。
　　当代中国的外交英豪们仍在努力赓续外交领域源远流长的文脉。证据之一，是外交部有诗词协会，这在一般部委中是极少见到的。证据之二，是外交部机关工委与外交部诗词协会于2011年底创办了《外交诗刊》，创刊号达242页之谱，作者队伍不但包括离退休的外交官，也有正在挑大梁的中年骨干，更有刚刚加入外交行列的新兵，真正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创刊号上出现的诗词作者共有116人，可谓壮观，让人不禁为外交部文风之盛而欣慰。在笔者看来，一个爱好文字的机构让人感到亲切而不疏离。
　　创刊号的《外交诗刊》，主题是“喜迎建党90周年暨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诗词楹联征集大赛集锦”。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海龙在序言中对创刊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既是一本优美抒情的诗刊，也是一幅我们外交事业的动人画卷，更是一首我们外交人员的心灵之歌。”此言不虚，展读《外交诗刊》创刊号，委实是一次奇异的阅读体验。
　　创刊号的第一单元是特邀作品，诗词作者均为离退休老同志。诗词的主题集中于对中共90年历史的深情讴歌与对改革开放成就的由衷赞美。其中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两首，一首题目为《中国崛起稳定中》的七言长诗，单看诗题，虽由常见字词构成，但组合方式诡谲，给人以奇崛之感。这种奇崛之感并不止于诗的题目，而是流贯整首诗。比如诗的起首第一句，劈头便是一个反问句：“谁把中华民族撑？”然后汪洋直下，由鸦片战争咏到中共建政、改革开放，中间大量使用反问句式与排比句式，仿佛在与看不见的对手慷慨激辩，气势磅礴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诗的最后八句，可以管窥全诗的风格，摘录如下：“英明毕竟是英明，救星毕竟是救星。国家面貌变化猛，小康社会基础封。开出一个未见景，挣得一个万国称。东方飞起中华龙，中国崛起稳定中。”味道不错吧，看官？
　　特邀单元中另一首诗，也是歌颂建党90周年的，笔者之所以对其印象深刻，是因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经济总量居第二，人均只在百名边。不足日本十之一，粗放失衡事万千。”在高亢的颂歌声中，这种反思的句子显得格外突出。
　　获奖单元与作品赏析单元的诗词作品，作者多为现职外交人员。这两个单元，占了创刊号的大部分篇幅，也是“心灵之歌”最嘹亮、最感人的部分。获得特等奖的《外交官的家》是首自由体诗，身为非洲司的这位外交官在诗中写道：“我的家/在那本红皮护照里/一纸签证伴我浪迹天涯……/我的家/在电话那端的牵挂/亲爱的请原谅我不能回家/异地相守，共寄婵娟将泪咽下/忠孝难全，还请照顾年迈爸妈……”捧读这样的真情文字，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嘴角噙着泪花的男人的形象。常人眼里风光无限的外交官，内心却蕴藏着如此凄恻的一角，让人对外交职业有了另一种观感。在另一首题为《我骄傲，我是一名外交官》的诗中，作者也写道：“亲情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一根琴弦。”这位女性外交官在诗中讲述了驻外期间女儿生病时打来电话后自己心碎的感受，读来令人鼻酸。人们只看到了外交职业光鲜的一面，其背后的付出与牺牲却鲜为人知，感人肺腑。诗中交代，作者后来从外交一线转到离退休干部局工作，并从离退休老干部对自己工作的评价中获得很大的精神满足：“你们不是我们的儿女但胜似儿女，离退休干部局就是我们3200名老同志温暖的家。”诗中传递的外交部仅离退休老干部就有3200名这一数字，让人不禁想象外交部规模之大。
　　外交官的笔下，当然不会仅是儿女情长，而应流淌着时代的风烟。《外交诗刊》中不乏这样的篇什。亚非司的一位外交官在《祥云相伴万事吉》中记叙了利比亚事件中撤侨的经过，“三万同胞离险境，完璧无暇人欢喜”，喜悦自豪之情，煞是感染人。同是亚非司的另一位外交官在《肩扛国徽的人》中，讲述了外交官们近几十年来在中东多国的历险故事，其惊险悬疑，读来令人脊背发凉。最近几年，中国周边颇不宁静，恰好应该是边海司的外交官们用武之时。《外交诗刊》多有边海司的外交官的作品，共同的主题都是宣示“使西万余里，天涯各一方。胸怀报国愿，热血洒外洋”的决心。展读之下，心中不禁呼喊：加油，外交官们！《外交诗刊》中也偶现抒发个人心境之作。非洲司的一位年轻外交官的《七律·出国常驻感言》就属此类。诗曰：“二十出头驻科国，万分警惕勿出错。耳边时闻领导嘱，心头常挂同志托。弹性外交断后路，中非友谊结硕果。今日痛饮践行酒，惜别之泪纷纷落。”一个谨小慎微又少年老成的年轻外交官形象，跃然纸上。
　　阅读当代外交官们的诗词，很自然地导致去温故先贤们的文字。从书架中找出有关郭嵩焘、黄遵宪的书，很快，便沉浸在另一种境界与格调之中。
　　作为晚清中国的外交官，郭嵩焘与黄遵宪是当时中国最了解世界的人。二人都能诗，但都以诗为“余事”，推动中国变法图强、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才是他们的抱负。为此，让中国人了解、认识真实的世界，成为他们在外交任上的急务。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赴任时已近六十岁了，然而在伦敦，他了解、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热情，只能用如饥似渴去形容。他去议会旁听议员辩论，看到行政、立法分立的好处，“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进而认识到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到女子学校参观，看到课堂满悬挂图，皆地理、植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簿记各科教学内容，不禁慨叹：“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除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各种学会、各处科学实验表演，都是郭嵩焘热心之所。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他还在伦敦参观了爱迪生表演刚刚发明的留声机。“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此类认识，今天看来，无疑也是深刻的。然而，老大帝国里那些腐朽、狭隘的官僚们却拒绝任何新鲜的空气。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遭毁禁，他本人谤满天下，晚境落寞。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短视，发誓出使期间戒诗的郭嵩焘归国后曾做过一首诗：“挐舟出海浪滔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满篇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的无可奈何与不甘心。然而，郭嵩焘是自信的。临终前不久，他自题小像诗有句云：“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今天，时间奖励了这种无畏的勇气。
　　同郭嵩焘一样，黄遵宪不仅是外交家、诗人，更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先后出使日本、美国等国家。出使日本期间，明治维新刚刚发动不久，黄遵宪从近处深入观察、研究这一变革，写成《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详细记述明治维新的过程及给日本带来的新气象，成为第一个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学西方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的人。戊戌变法前夜，光绪皇帝接连要了两部《日本国志》以作变法参考。驻美期间，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观察，他建立了“太平世必在民主”的信念。1884年美国总统选举，黄遵宪写长诗记叙这一过程。诗中首先肯定民主的成果：“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蓰。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同时，对选举制度下两党的互相攻讦也颇有微词。
　　黄遵宪还是一位新政实践家。归国后，他在湖南参与变法实验。警察局制度就是他在湖南省率先建立起来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一制度因“有奇效”而得以保留。遗憾的是，私欲太深的统治集团轻而易举地葬送了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机会。戊戌喋血后，黄遵宪回到老家，构筑“人境庐”，开始了“蛰居吟咏”的生活。然而，他念念未忘政治与国族前途，写下了“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偿”、“四亿万人黄种贵，二千馀岁黑甜浓”这样沉痛而精警的诗句。很快，庚子年的烽烟就让戊戌年的倒行逆施得到了报偿。
　　时移世易。今日外交官，身逢中国崛起时代，没有遭逢郭嵩焘、黄遵宪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没有了忧愤，没有了焦虑。然而，中国似乎进入了自满的年代。而自满缘于对真实世界的无知或选择性失明。有责任感的外交官，应该追慕先贤，像郭嵩焘、黄遵宪那样，真诚、细致地记录、描摹这个世界，把他国的先进经验介绍回来。这一使命，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