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教学生涯
　　我今年刚退休。回想30多年的教师生涯，有很多感慨。
　　我是80年代初登上大学讲台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年代。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桥头堡不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而在文学。历史转型大幕拉开之初，一批作家凭着敏锐的感知先行一步，大胆闯入一个又一个政治、历史禁区，接二连三地用作品提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个大背景，给我的当代文学课堂带来了旋风式的推动力。那时，整个知识界的氛围是解放思想，推陈出新。谁在课堂敢于质疑教条，引进新说，谁就受学生的欢迎。在这方面，我比那些“文革”前毕业的中年教师，包袱少，闯劲大，容易与时代精神同步。
　　初上讲台几乎和朦胧诗的争议同步。那时，一旦读到好的诗，不等文坛有评论，我已经拿到课上。比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等。我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多，太能产生共鸣。不管理解得深浅，拿来一读，课堂上便兴奋不已。还有小说、戏剧，出来一部轰动的作品，师生都会共同沉浸在阅读的亢奋之中，课上课下有着共同的话题。即便争论，也是那么平等、亲切而有兴致。学生赵勇，在作业中评论《黑骏马》，我感觉他有独到的见解，建议他给报刊投稿，还写了推荐信。他虽没用此信，在一家刊物也命中了。从此，他自信发表文章并不神秘，也体会到创见的乐趣。他后来对我说，这次投稿决定了他的一生取向。他现在是北师大教授，在文坛相当活跃。
　　当时，我工资菲薄，养家糊口所剩无几，却是一生中自费买书最多的一段时期。比如新出的《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等，新书在图书馆、资料室上架太晚，且未必有。读这类书，我如饥似渴，不光是为了给教学充电，更是让精神世界获得一次洗礼。那确实是一生中教学相长最愉快、最充实的时光。
　　90年代中期，我有几年离开了讲堂，到90年代末进入了另一所大学教书。就学校本身的层次而言，新的学校地处北京，又是提前录取，相对来说，生源质量应当更高。但我重返校园以后，却感到了迷茫。大学应当是追求新知、探索科学的园地，实际上精神性的追求渐行渐远。实用理性已居于主导地位，价值理性被挤到边缘。周围虽不乏坚守80年代精神的同事，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校园的风气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当权力和金钱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目标时，连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否必要都成了问题。我所在的中文系，新生较少是第一志愿，多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而来。如还想重温80年代的旧梦，面对的是巨大的错位。在某些学生的眼里，我甚至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
　　有一次我将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拿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一个学生说：“我知道王小波这篇文章的意思，他想说人在社会中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那些总想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应该少一些。其实，不受限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这些没有用。最近我读了戴煌的《九死一生》，戴煌的倒霉是他自己找的，他不说那些话，不提那些意见，也不会有那样的下场。”这位学生还不满20岁，戴煌是他的祖辈，王小波是他的父辈。上两代人给他们留下这样的人生教训，真让我无言以对。我和戴煌先生很熟。50年代，他未满而立之年，已是新华社驻越南的首席记者，胡志明待他为上宾。回国后组织上又送他学外语，进一步深造。放到今天，要让多少青年羡慕不已。但他面对初露端倪的腐败不愿意闭上自己的眼睛，直言批评神化与特权，以言获罪，险些丢了性命。如果仅仅权衡个人得失，的确太吃亏了。但如果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明哲保身，甘愿臣服于神谕与特权，我们与王小波说的大多数的猪又有多少区别？我们今天比四五十年前多了一点表达权，正是一批又一批戴煌式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结果。我不能要求青年学生都像戴煌那样奋不顾身，但是希望人们对那种人生追求保持必要的敬意并不过分。当学生时就已将混世视为最佳的人生哲学，那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我没有责怪学生的意思，学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看法，是因为生活中谎言确实能带来实惠，面具还是安全的必需品。80年代学生嫌老师保守，现在学生嫌老师激进，我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
　　由于文学创作主流的精神日趋矮化，与之对应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已经没有能力切入当今的转型困境，时代精神的凝聚点早已转移到了别的学科。如何让自己的讲坛保持活力？我思考再三，决定跳出原来熟悉的专业范围，参考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立足于公民教育，开设一门名为“大学人文”的选修课。人文虽然也沾了一个文字，内涵却比文学广阔太多，几乎涉及当代生活的一切价值焦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个人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怎样定位？我们被遮蔽了哪些历史，我们要重建什么记忆？我有重点地选择这些问题与学生切磋。还注意到媒介的变化，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和文字，影像和声音同样有鲜活的信息，甚至可以提供更饱满的思想和情感。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卡玛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瓦依达的《卡廷惨案》等影片是我经常选择放映的片子，成为我和学生讨论那些更复杂、更深厚的问题的入口。当学生明白了这门课的真正内涵后，选修的越来越多，让我着实高兴了一番。学生在作业中反馈：“大学人文”这门课，“犹如推开了一扇从未推开过的窗户，使我呼吸到了一股从未呼吸过的空气，感触很多。让我体会到民主自由才是公民生活安宁和谐的起点。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也许要几代人努力，但如果需要，我愿意随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奉献自己的青春。”有同学说：“老师说‘要活得明白’，使我们开始审视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这门课还使我们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看待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还有人说：“这门课教会了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轻易否定，不盲目跟从。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不能算是精英教育，它的门槛儿在降低，它更需要一种人文的滋养，去抵消功利世俗与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门课我一直讲到退休，越到后来，选修的学生越少了。现在，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他们，谋生和发展的难题很实，公民社会的理想很虚。就算我努着劲儿把课堂营造成理想国，一下课他们还要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钱理群先生最近悲哀地预言：“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如果真是这样，我能在高校生涯的最后一程逆流而上，和风车搏斗一回，倒成了一种幸运！
　　凝望夕阳
　　1992年，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教授那里做访问学者。谢老师的教学方式是以当代文学热点研究为题，两周开一次研讨会，每次由一个学生就热点现象产生的原因、背景主讲，其他人参加讨论。谢老师的一段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要珍惜学校里仅有的一块清静，不放弃思考，交流信息，出些成果。”90年代初，整体文化氛围相当压抑，北京的氛围又和我原来所在的太原差距很大。我的孩子作为知青子女已到北京上学，我也决定到北京闯一闯。那年我刚过不惑，还有着人生的冲动。到了北京即使不能当大学老师，就不能做些其他文化工作？
　　1993年，我先在一家经济类杂志当编辑。我搞的经济学家系列专访受到湖北的《今日名流》杂志关注，他们希望我在京城给他们采访名流。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认识的唐达成先生，应当算是名流。我和唐达成先生认识较早，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就到太原钢铁公司一处低矮的小房子里拜访过他。那时他还负着1957年沉重的十字架。80年代中期，他走上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又提前退位。脱了乌纱帽，谈话就比较放松，唐先生说自己一直充当“觉新”式的角色。他不但是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见证人，还是50年代文坛风雨的见证人。我当时不知杂志的水深水浅，脑子里只想着如何交待《今日名流》，所以这次采访比较浮泛，不够深入。
　　写完唐先生，杂志约我继续写。再找谁？又想到邵燕祥先生。80年代中，我曾在《诗刊》短期工作，与邵先生有过交往。我之所以想写他，与其说是这点因缘，不如说是读了他的长篇回忆《沉船》，思想受到震动。他对当代历史有深刻反省，对自己灵魂进行了透彻的考问。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升华，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人格范例。
　　写过这两篇，我发现他们1957有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斗争中落难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万人，他们当时有什么具体的遭遇？今天还在思考什么？我正好读了意大利女记者奥列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心想，能不能也尝试一下类似的采访，如“右派系列采访”？
　　这是一道难题。采访的对象本身就是作家学者，是大手笔，让他们认可并不容易。温济泽先生在和我谈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时，谈到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1957年见到他时颇为骄横。仅仅因为他对周扬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成了右派的罪状。我觉得这一内容很重要，就写进了访谈录中。但是，温老阅审时，毫不含糊地删去了。因为温老对周扬的晚年给予了肯定和同情。而我内心总有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不愿仅仅限于当下的价值判断。
　　曾彦修先生我访问了两次，长达十几个小时。初稿也被老先生删去了很多。因为涉及还活着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见。后来，《百年潮》杂志想刊用，我征求曾老的意见，他仍然不同意发表，竟还给我寄来一笔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歉意，用作买书吧。我哭笑不得，只好寄还给他。
　　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给媒体开专栏，不接受采访，不接受约稿。我请他破例，谈了一次。写出稿子，他说：谢谢你，留作我日后写自传参考吧。后来他也确实给《百年潮》写了一篇《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后有所体会：以李先生对文意分寸的把握，对字句的讲究，他当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笔。但是他也许未曾想到，交谈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会较多地留在访谈中，比起他自己斟酌过的文字，别有一种味道。大约两年后，他才勉强同意发表我给他整理的自述，并说，清样我不看了，否则我会改变主意。这反而让我对这篇稿子小心了再小心，因为它是被采访者唯一没有审订过的稿子。
　　采访朱正先生，不能不谈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本书的手稿我看了，认为这是国内研究反右斗争的最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采访他时，这本书就是拿不到通行证。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一个请求：在那本书出版以前不要发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当我知道确实开印了，当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时问世，倒是好事。”为此我的采访文章放了很久。后来，一家杂志索稿，征得他同意，只好把谈到这本书的一节删去发表。
　　写戴煌的文章，一时发表不出来，竟也是与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有关。而这些作品正是表现作者思想、人格最好的依据。
　　在采访的人中，唯独冯亦代先生不愿谈反右时的那段经历。他谈话的兴奋点，在他的翻译生涯和写作，在他为左翼文化运动做的工作。我尊重他的意愿。谁知他病了一场后对人说，最大的遗憾是有一篇文章没写，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我后来把这些文字集成一本小书——《凝望夕阳》。他们多数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是早年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早年的人生选择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的钟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时说：“挨整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们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乾先生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软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晚年的反思却越来越有力度。
　　90年代中期，我又到创刊不久的《百年潮》杂志当了两年编辑，和郑惠、杨天石、杨奎松、韩刚、徐庆全等史学工作者共事，无形中对我的学科意识和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虽然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史学和文史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文学注重的是审美，是感觉；史学注重的是史实，是实证。当文学创作与公共领域渐行渐远的时候，作为保存记忆，恢复真相的史学，却大步走向了时代精神的前沿。我原来做的人物专访只是一种新闻报导的体裁，开始还想带一点文学的笔意。编辑史学刊物使我意识到史学的力量，采访也可以运用口述史学的方式，挖掘和呈现历史当事人原汁原味的记忆，本身就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后来，我又回到大学教授中文，虽然专业还是当代文学，但切入学术研究的方式已经从美学转向了史学。谢泳建议，丁玲创办文学研究所至今还没有人系统研究。于是，我采访了十几位文学研究所的老人。以口述历史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复原丁玲主办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全过程，探讨它的兴衰与共和国文学体制的形成的关系，写成了《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研究的重心从文本转向人本，从作品转向体制。
　　口述历史
　　接着，我又采访了何方、贺延光、李大同、灰娃等人，又应一家期刊的邀请，主持口述历史栏目，采访了周启博、黄且圆、杨银禄、纪坡民等历史知情者，相关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何方先生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80岁以后改行党史研究。我认识他时，他的《党史笔记》尚未杀青。我读到其中的部分章节，感到他是一个少有的高人。他既是党史上重要活动的参与者，又是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对历史，对人物，对事件，对理论，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像何先生这样的老人，实在不多。于是我和他商议，能不能做他的口述自传？被他应允。何老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长于理性反思，长于分析概括。这一特点使他的自传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给人以醍醐灌顶的启发。但是他对某些生活细节往往并不经意，在口述时，我不断地随机追问，尽可能使他的经历细节化、生活化，直到追问得再也想不出什么故事来。《党史笔记》付梓以后，何老腾出手来修改自传，他又以更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口述稿基础上重写一遍，最后形成《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
　　我感觉，在中国从事口述史学，有很多现实意义。
　　其一是弥补历史记载的空白，还原历史的真相。中国的当代史，被遗忘和遮蔽的环节很多，加上档案开放程度很低，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就显得尤为珍贵。许多人年事已高，口述历史有时是和死神赛跑。我约项南、谢韬口述，他们表示同意，但还没有进行，他们就与世长辞。对郑惠的采访是在医院中进行的，只谈了三次，许多重要的事情还没说，他也走了。
　　其二是口述史的细节比文献史更生动，更丰富。在历史叙述中，如果缺少鲜活的细节，可能就失去了血肉，无法亲近读者。这方面正是口述历史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
　　其三是口述史侧重个案，比群体概括更接近历史真相。历史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史有助于恢复具体个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把个人消化在模糊的群体之中。比如我采访的李大同，1966年7月参加红卫兵，但他反对血统论，反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文革”初他向父亲提了十个问题，怀疑这场运动，反映到上面引起关注。他是一个具体的红卫兵成员，又是一个独立思考者。通过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化地一锅煮。
　　其四，口述历史是不是可信？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可信程度，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口述史与回忆录相比，口述史更有接近真实的可能。口述史不仅提供史料，本身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
　　保存记忆，挖掘真相，穿越遮蔽，解构谎言，不但给人以精神的充实，也对社会的公正、民族的尊严有所禆益。我还想一点一滴地做下去。
　　(作者系学者,口述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