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
　　接近年底，稍显冷清的IPO市场并没有改变今年保荐代表人市场的热闹非凡。11月开始后仅8天的时间，就有26家上市公司更换了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下称“保代”）。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离开了原来工作的证券公司，投身入保代“转会”的洪流中。
　　这与这个寒冬，诸多券商投行部门开始出现裁员和降低保代补贴的趋势紧密相关。12月1日，又一次保荐代表人考试的时点。对于许多投行人来说，这个关乎他们每月收入是否能增加一个零的考试又来了。或者说，通过这次的保代考试，他们就能保住现在的工作。
　　某种意义上说，保代市场是个江湖，从2004年推行保荐制度以来，诞生了2250位保代，证监会网站上还在册的保代有2226位。伴随着发行制度的变迁，有的人成为金领中的金领，有的人连项目都还没有做过，据统计，目前有501位保代自注册以来还没有负责过任何项目，占全部保代人数的23%。
　　保代的机遇
　　2004年2月1日，《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施行，标志着保荐制度的正式施行，并延续至今。在今天，保荐人的数量达到了2250人，他们中间，50后仅有一位，60后282位，70后1566位，80后401位，老一辈投行人士或已转做管理岗位，或已被考试的门槛淘汰。
　　在这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不一样的故事。在证监会的保荐人名单中，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有老师、妇产科医生、律师、审计员、超市员工、记者；他们的学历不一，从博士、MBA到大专、中专。这个资格考试让他们有机会和曾经的特权机构员工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投行在与其他金融行业竞争时，才真正具备了相应优势。
　　1991年至2000年在上海港医院妇产科当了10年医生的齐鲁证券保荐人郑齐华，2004年3月的第一次保代考试，报名人数为3500人，证监会设置了“在投行部门工作过三年，并且至少做过一个项目的主承销发行人”的限制，3500人中有1549人符合条件，通过考试的人数为614人，其中5个人被查出提交文件不合格或投行经历作伪被取消成绩，609人成为第一批保荐代表人。
　　时至今日，这609人中的许多人成为证券业的高管，他们对保荐人制度，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南方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相当于高薪养廉的机制，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质量，留住了投行的人才。
　　在保荐制度实行之前，千元月薪，依靠项目奖金的模式使得投行人才大量向基金公司等领域流失。保荐制度实行之后，使得各类型人才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许多投行人士都认为，保荐制度彻底将中国的投资银行业从围绕政府权力和审批权力扭转至个人价值。当然，这其中有着很多的反面案例。在谢风华案沸沸扬扬时，一位老投行人士嘲笑谢风华的行径，“有的保荐人通过突击入股赚了几个亿，然后就病休了，谢风华竟然还靠二级市场操作赚钱。”
　　光大证券的保荐人宋财，正在保荐的项目是星河亮点，他40岁的时候取得了保荐人资格，这位大专学历，有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投行人，给他的同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宋财能力挺强的，之前做过很多年的审计工作，每一步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他的同事告诉记者。“保荐制度是一个多劳多得的制度，但赚钱并没有那么容易。”齐鲁证券一位保荐人告诉记者，区别于外界的揣测，除了像中金、中信等大投行的高薪体制，一般券商的保荐人现在月薪并不高，主要收入来源是签字费40万至80万元，项目奖金发放虽多，但是都是拆分发放，时间跨度长达数年，“如果你没有保代资格，每个月可能只有几千元工资，行情不好的时候，年终甚至都没有奖金。”
　　保荐制前的混乱
　　对于年轻一些的保荐代表人们而言，保荐制度之前的发行制度简直匪夷所思。在1990年至1999年，国家体改委等单位会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将上市额度分配给各省市及部委，再由其将额度分配给下属企业，这些企业被确定之后，各省市和部委会将他们选定的预选企业送给证监会审核，其后的步骤是证监会的初审和发审委审核。
　　在这个被称为额度分配审批制的时代，投行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在四川长虹发行的模式是自主发行，仅由上海万国证券推荐。
　　广发证券原投行部的一位人士谈起当时投行做项目的模式，提到了一家湖南的企业，“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看到这家企业的感觉，太烂了，我们就是帮他们改财务数据，坏的包装成好的。然后就是为了额度和不懂证券业务的主管部门领导喝酒，天天喝到吐，醒了还是喝。”受不了这种工作模式和低收入的这位高管，选择了进入二级市场做投资。
　　1999年7月，正式施行的《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这拉开了以通道制为特征的核准制度的大幕，用投行人士的话说，ST大潮来了。这个阶段，投行业务的老大非国泰君安莫属，不到5年时间保荐40余家企业上市，远超其他券商，承销保荐收入超过了过去近10年的总和。如果翻阅现今保荐人的名单，许多有着国泰君安投行背景的人士都在各家券商担任高管。
　　2001年3月，证监会正式实施以“通道制”为核心的核准制，规定每家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券商一次只能推荐一定数量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所推荐的企业每核准一家才能再上报一家，通道数量由证监会根据各家券商的实力和以往业绩确定。实际上，企业能否上市的决定权，从政府下放到了券商。
　　“以前是我们出去请客，1999年到2003年，变成人家请我们了。”民生证券副总裁杨卫东说。以当时处在第一集团的光大证券为例，有8个上市通道，投行部每天门庭若市，想上市的企业多如牛毛，唯一的办法就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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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制度的争议
　　2011年3月16日，深交所上市敲钟仪式，国信证券保荐的美亚柏科和维尔利上市。当天，在深交所胜利会师的国信证券投行部员工们在庆祝酒会上觥筹交错，除了谈论各自的项目，他们还谈起了自己的老同事——谢风华，这位因内幕交易暴露而出逃新西兰的保荐人，曾经是国信证券投行部的小台柱。但是这只是保代江湖里的一个插曲。席间，一位保荐人接到了平安证券的挖角电话，双方在电话里谈论着“转会费”。
　　不久后，深圳投行界地震。被下属们描述为工作狂，数次因为工作晕倒的薛荣年，离开了工作10年的平安证券，带着麾下大部人马转投华林证券。在此之后，华林证券拥有39名保荐人，一跃成为市场中的一匹黑马。
　　在薛荣年主导平安证券投行部的时候，保荐人的收入真正开始令各行业眼红，个别保代数千万的年收入远超一般行业的高管水平。付出与回报对等的概念，被平安证券及国信证券重新定义。2004年保荐制刚开始实施时，只能站在中金、中信这两位老大哥身后默默观看的国信证券和平安证券早已今非昔比，现在站在身后默默观看的，变成了曾经的老大哥中金、中信。
　　在许多人眼中，保代两个字和高收入、投行腐败、抽血二级市场、财务造假、过劳死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但2004年至今，IPO企业超过千家，而ST及*ST公司的数量则只有10家，远远少于保荐制度实行之前。
　　而随着这些年，大城市的项目越来越少，很多保代面对的是诸多偏远地区的小项目。“在做项目时，一方面要不断用专业知识去教育那些上市公司的高管，让他知道我们在辅导期做的诸多事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忍受动不动就要在山沟沟里的小宾馆呆上几十天，除了白天辛苦之外还要忍受巨大的寂寞。”一位年轻的女保代抱怨说，“事实上，我们这些资历尚欠的年轻人只能去承受这种辛苦，而那些业绩出色资历老的保代很多时候只需要签个字就能轻松把大把奖金收入囊中。当然项目成功上市的那一刻还是很开心的。”
　　制度变革红利
　　翻阅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简历，上世纪90年代额度分配审批制实行的时候，正是郭树清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间。也许，早在那个时候，郭树清就注意到了审批制的弊端，在就任证监会主席后，他的一系列措施中，发审制度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在记者接触的投行人士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保荐制完美无缺，只是认为当前阶段较为适合。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市场热议的发审制度应向注册制转变，目前还有三大条件并不具备。法制环境及经济发展现状不允许；投资者不成熟；监管职责难以过渡。薛荣年曾在郭树清发问“IPO不审行不行”之后表示，“IPO要不要审核？犹如电影院门口要不要有人检票一样。如果电影院门口没有人检票，肯定会有很多不买票的人进去看电影；IPO不审，同样一定会有很多不符合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进入。”
　　在双签、配售比例等一系列针对发审制度的改革后，前述南方一家券商的投行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发行制度已经实质上向备案制靠拢，“国外的备案制也不是完全不审核，如果证监会能在增加透明度及简化上市程序上继续努力的话，IPO市场只有越来越好。现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使得投行部门的人员与公司的谈判能力大幅提升，这是责任与回报共赢的良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