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
薛兆丰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zxue@nsd.pku.edu.cn
　　上周三清晨，收到阿尔钦（Armen　Alchian）教授的女儿艾琳（Arline　Hoel）的电邮，说老人家于美国西岸时间2013年2月19日清晨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98岁；其家人将安排活动，纪念老人家的精彩人生。就这样，我的生活里，少了一个16年来时常挂念的人。
　　悼念文章接踵而至。中文网络上首先转发的是张五常教授多年前写的万言长文“艾智仁”（阿尔钦的张五常译法），跃然纸上的是桀骜不羁的张五常如何被功力深厚的阿尔钦降伏的故事；《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主编汉德森（David　Henderso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哈耶克（F.　A.　Hayek）在1975年曾经说过：“有两位经济学家，其作品重要而应该获得诺奖，但因工作量不够而没有获奖，那就是科斯（Ronald　Coase）和阿尔钦。”而我的老师罗利（Charles　Rowley）则按捺不住激动，连发两篇短评，直斥诺奖委员会不识泰山。
　　两个月前去世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教授，也曾经在课堂上回忆，1986年他到瑞典领取诺奖时，参加一个照例由诺奖委员会主席专设的晚宴，席间照例讨论两个话题，一是当年获奖的主题，二是来年获奖的人选，而那晚他们讨论的就是科斯和阿尔钦。布坎南当时想，阿尔钦的贡献在产权理论，科斯在交易费用，两人分享诺奖，是完美搭配。结果，科斯在五年后获奖，阿尔钦则擦身而过。布坎南郑重其事地向同学们解释，以他的猜测，问题出在阿尔钦总是宣称他多么喜欢高尔夫上——生性刻板的瑞典人无法理解这种美式自嘲，见他玩心太重，便没有颁奖。
　　这成了一个现象：为了表达对阿尔钦的敬意，师友们要么连年祝愿他获奖，要么编造他落选的琐碎理由。不了解阿尔钦的读者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位怎样的学者？以我的亲身感受，他是一位用机智幽默来制造快乐的朋友，用优雅素养来包裹尖锐批评的智者，用日常语言来消除学术神秘的教师，和用纯真发问来重塑经济学根基的天才。
　　阿尔钦是亚美尼亚人后裔，1914年4月12日生于美国加州。他在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族群中长大。他考取了斯坦福大学，但由于奖学金不足，只好退回学费低廉的州立大学就读。那次他哭了。两年后，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在1942年完成博士论文。据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回忆，他到斯坦福大学入学时，阿尔钦已经毕业离开，但新生们仍然视阿尔钦为系里机敏过人的传奇人物。
　　二战结束后，阿尔钦成为兰德公司首位常驻经济学家，并初次显露了经济学的功力。当时在兰德公司里，人们正在猜测氢弹的原料究竟是什么。阿尔钦找人查阅了五种稀有金属制造商的股票价格，发现只有一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4个月内，从2美元飙到了13美元。阿尔钦即写了一篇题为“股市露天机（TheStockMar-ketSpeaks）”的文章，在兰德公司内部流传，但两天后即被上级没收；而两个月后氢弹试爆，他的猜测得到印证，那家公司的股价也站稳了。
　　首次为阿尔钦带来国际声誉、并为经济学科学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的，是在他1950年发表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lu-tion,andEconomicTheory）”一文。该文的背景很简单：当时有两位大经济学家 （Richard　Lester和 Fritz　Machlup）在争论，企业家究竟有没有在计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阿尔钦回答：计算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主宰企业家存活的客观规律；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在逻辑上不可能求得最大化；人们只是在争取存活；即使（或虽然）人人都是傻瓜，物竞天择的规律也仍然时刻在发挥作用。
　　阿尔钦推翻了学界对“成本”的成见。在兰德公司考察飞机制造的成本和产出过程中，阿尔钦敏锐地发现，厂商在作出投资决定时，对长期生产总量——而非单位时间内的生产率——的估算是举足轻重的。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一篇重要得会改变微观经济学对厂商生产成本的知识基础——的论文“成本与产出（CostsandOutputs）”。这篇文章被美国顶级学报《美国经济评论（AER）》接受。但此时，他的学友要为其老师海利（Bernard　Haley）出一本纪念文集。阿尔钦竟然大方地婉拒了顶级学报，把这篇重要的文章放到了罕有人留意的纪念文集里。在学术影响和尊师重道之间，阿尔钦选择了后者。
　　阿尔钦还澄清了“歧视”的意义。他和卡索尔（Reuben　Kessel）在1965年发表“竞争、垄断和对金钱的追求（Competition,Monopoly,and thePursuitofMoney）”一文，揭示了这样的含义：选择意味着歧视，歧视意味着选择，选择和歧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认钱”的社会，会增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一个“认人”的社会，基于个性特征（如肤色、性别、信仰、行政级别等）的歧视就势必更加严重。因此，恰恰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或鼓励追求金钱的资本主义，才使得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性格怪诞、笃信异教、坚持己见、或有各种污点和前科的人——更容易生存下来，而这才增进了自由。
　　阿尔钦对“产权”概念的阐释，至今没有人能超越。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的“产权”条目，就由他老人家执笔，经多次再版后也依旧保留。阿尔钦解释的不仅是私有产权，而是多种产权。最精彩的，是他以一条曲线将人类各种典型所有制串起来的解说。听过或读过的人没有不拍案叫绝的。由此生发，阿尔钦关于“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侵犯产权”的观点，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多数位高权重的法官的知识盲点。
　　阿尔钦对企业的解释远胜科斯。阿尔钦和徳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1972年对企业性质所在的解释（“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Pro-duction,InformationCostsandEco-nomicOrganization）”），是对科斯1934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TheNatureoftheFirm）”的正面否定。科斯说，企业之所以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阿尔钦和徳姆塞茨却说，经济组织的美妙之处，正如男女结合可以产子，并非简单的节省交易费用，而是可以无中生有。阿尔钦曾经对我说过，因为科斯是他的朋友，他不替这个观点做广告，但孰优孰次，细心的读者一望而知。
　　阿尔钦阐发了“人际依赖”的深义，勾勒了企业治理和财务安排的规律。例如，既然专业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那为什么报社需要拥有自己的印刷厂、石油公司要有自己的运输船队？阿尔钦与克莱恩（Benjamin　Klein）和克洛佛（Robert　Crawford）的论文“垂直整合、可划拨租和竞争性的缔约过程（VerticalIntegration,AppropriableRents,andtheCom-petitiveContractingProcess）”一文作了解释，并回答了企业内部“什么人来当老板”的一般性问题。又例如，炼钢厂可以大规模举债，并聘用专业人士来经营，而制药厂却往往只靠自有资金，并由所有者亲自经营。这是为什么？他与伍德华德（Susan　Woodward）在1988年合写的论文“企业已死：企业万岁（TheFirmisDead:LongLivetheFirm）”解释了这个现象。
　　重要的是，由此看去，人世间的诸多合约安排和社会建制，便不再是随机选择或历史偶然，而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竞争结果。阿尔钦和其他学者，共同催生了“产业组织”这门经济学分支，它剖析了企业的内部结构，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打开了一扇窗户。正因如此，阿尔钦也被公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阿尔钦改写了“失业”的概念。他不认同货币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失业”的解释，并得到弗里德曼夫人（Rose　Friedman）的支持。他在1969年发表“信息成本，定价与资源闲置（InformationCosts,PricingandResourceUnemployment）”一文，确立了“失业都是在适度控制信息成本条件下的自愿的选择”的思想，令汗牛充栋的以“非自愿失业”为出发点的宏观经济研究，顷刻间变成了沙堆上的城堡。
　　阿尔钦非常重视教学，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女儿艾琳清楚记得，阿尔钦曾经利用当时刚刚面世的录音机，揣摩自己上课的语速和效果。我的老师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和她是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一起上阿尔钦的课，一起组织学习小组。当年，威廉斯是个不懂经济学、要用最低工资法来帮穷人的青年。阿尔钦回到家里说：“我要是改变了他，我就能赢得全世界。”今天，威廉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辛迪加专栏作家，一篇篇文章改变了无数读者看世界的角度。
　　不得不提的是，阿尔钦和艾伦（William　Allen）写的《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Economics）》（多年来，其中有些版本改名为《普适经济学（Uni-versalEconomics）》或《交易与生产（Exchange&Production）》。我另一位老师里维（David　Levy）回忆：芝加哥大学博士考试，是在一堆公开的题库里挑选出来的，老师并不介意学生事前已经知道题目，因为那些是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至于参考书，就包括了《大学经济学》的习题集，它能训练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到晚年，阿尔钦除了打高尔夫，就以修订这部著作为业，留精华，去糟粕，加了减，减了加，草稿在四十多章到六十多章之间波动。
　　上周日（24日）《洛杉矶时报》刊登长篇讣文，对阿尔钦的生平和贡献作了恰如其分的述评。事实上，他的学术贡献涉及进化、产权、成本、依赖关系、产业组织、乃至失业和通货膨胀，遍布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乃至行为经济学，文集达厚厚两大卷。哈耶克说他工作量不足，显然不实。特别地，该文用了长达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阿尔钦的《大学经济学》课本本身，和他长期给法学教授和联邦法官授课，对法律经济学运动，对美国的判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话说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我学着制作个人网站，想把心目中的学术英雄摆到网上。寻遍网络，找不到阿尔钦的照片，而只有他的电邮地址。我去信索取，他很快就把照片寄来。我回信致谢：“我一收到你的信，就给女朋友打电话分享惊喜了；礼尚往来，附上我的照片。”阿尔钦回复：“谢谢！寄你女朋友的照片来更好。”
　　在他的鼓励下，我逐章译完了他尚在改写的《大学经济学》的文稿。有几年，我常常在晚上睡觉前给他去信，求教一些文稿细节的问题，而次日醒来，就已经收到地球另一端的回答或新稿。以这种方式求学，真是奇妙而珍贵。遗憾的是，此书因各种细节一拖再拖，至今未能付梓，而中译出版也只得顺延。尽管如是，凡修过我的“经济学原理”或“法律经济学”的同学都知道，阿尔钦的思想贯穿课程的始末。
　　与阿尔钦见的最后一面，是在2007年8月末，我到他家拜访。告辞时，93岁高龄的老人家显然已经累了。我劝他留步，他坚持要送：“我得确认你走了。”幽默不改，众人大笑。汽车缓缓加速，我回头望去，加州的落日余晖洒在他脸上，他依然站在那里，徐徐挥舞着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