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
　　在变革临近的中国，有两大精神遗产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消亡的教训，一是中国反复以暴力改朝换代的历史。人们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但它们通常被单独对待，而历史又充满歧义。现实中国既有中国历史自我复制的一面，又有复制苏联社会主义的一面。既然中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的会面和融合造就了今天，我们就应该在这两种遗产中找到衔接或者重合的地方，这样才能发现关于它们的真知。
一
　　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超额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其规模之大，堪比罗马帝国的灭亡，其速度之快，则史无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间，欧洲8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社会主义的样板、老大哥苏联自立国到结束历时69年，其他几个由苏联一手扶持、策划、制造的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罗马帝国500余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亡时期，先乱于内，最后被外部蛮族势力所摧毁，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秩序是在既没有内部战乱，也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突然瓦解的。它们被本国人民抛弃了。人民的抛弃，决定了这次范围广泛的社会转型（或者称1989年革命）的和平、迅速与彻底。人民的力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现。
　　在苏联和东欧剧变期间，人们就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讨论。那时对社会主义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只是社会主义者实践的危机，他们试图切割理想与现实、原则与事实；另外的观点认为，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总危机，不仅涉及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观点分歧不影响人们一致承认下列事实：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没有产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极权社会，它们在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财产权和市场后，制造出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剥削阶级——万能的官僚集团，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划分模糊了垄断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界限。国家管理的实质是对利益的管理。当我们从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时，独裁实质上是统治者对利益的垄断独裁权，民主实质上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来看，它归结到底是建立一个利益包容的社会，而实现了的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在沙皇官僚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走上了与理想相反的方向。相比沙皇的官僚，社会主义官僚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却变成官僚特权的制度基础。
　　享有特权是指享有众人所没有的利益优先权或独占权。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对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掌握着计划大权的官僚当然是首先满足自身的需要，在社会物质财富尚未“极大丰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官员率先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出行的坐骑、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书，一应俱全由国家配给。
　　在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社会主义者要彻底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像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一种创造的力量，可以通过财富的创造增加社会总财富，创造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让他人获益。资本和劳动既具有对抗的一面，但也有合作的一面。1914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车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为5美元——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这场劳资关系的革命为资本主义找到了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不但带来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企业削减了成本，而且通过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为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这使他们能够实现合作共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改革和调整，为实现社会成员经济平等和权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获得了政治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在解决贫穷、财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在同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主张在现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革，要求国家为大众提供更好的福利。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包容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特权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的冲突似乎更适合于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超额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为了稳定地攫取利益，官僚阶级依赖稳定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而这显然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利行为。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一方压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
　　对资产阶级来说，向无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财富的创造者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创造，他放弃部分利益，并没有放弃创造力，没有放弃未来。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对创造者而言是短视。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一部分非法垄断利益，他们就必然担心将失去更多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所以，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一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正是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成熟的官僚专制国家；沙皇俄国则是欧洲官僚专制最彻底的国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但没有逃过1917年革命的惩处。
二
　　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现在可以轻松回答下面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一次又一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这一特殊的国情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结论就在这个特殊的事实中：中国社会几千年里一直是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把所有人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与贵族统治相比，官僚统治好像更能够轻易地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其实它的稳定性很差。“太平盛世”一说恰好表明了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的稀少和短暂。和平是如此之少，人们对和平是如此之珍视，以致大多数人对现实采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王”的隐忍态度。秦朝之后的王朝，只有汉、唐、明、清等几朝历时比较长久，即便是它们，也远非平安无事，其中遭逢了各种危机和内乱，它们一到中后期便进入乱世阶段，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在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期，被史书称赞为“盛世”的，不过文景、贞观、康乾等短短几个时段而已。
　　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吸引着体制内外各种力量跃跃欲试。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一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各奔前程。在感觉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做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在苏联解体时，前共产党的官员纷纷抛弃了自己的组织，转身去抓住眼前的机会。
　　王朝秩序从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军事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军事准备情况和打击的有效性。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一个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一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
　　在理论上，传统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他们通过多次艰难的科举考试才被选拔出来。虽然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掠夺者。社会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质对秩序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员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权力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众的普遍愤怒和轻视。
　　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贵族拥有可观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一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维持秩序。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村社秩序却还往往能够保持，并为王朝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军横扫南方各省、朝廷无计可施时，湖南乡绅组织和训练起来的地方武装成为政府的有生力量，为保住满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三
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用改革凝聚共识的乐观情绪在去冬作了短暂停留后已经消散，各种观点的激烈对立重新占据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观点上的势不两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势不两立。传统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当今社会的稳定。官方权力已经深入到社会最基层，到每一个村社，乡村自治传统在基层社会所发挥的特殊的稳定功能被破坏殆尽。权力控制上的误区是，以为控制得越紧越严就越可控，事实却是权力的触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愤越多，控制越难。
　　农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发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农民大众在1990年代的“减负”反抗最先威胁到基层权力秩序。工业的快速发展，迅速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总人数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对外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思想。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资讯极为发达，信息的自由传播无可阻挡。中国正在进入现代社会。当人们普遍用现代思想衡量社会的时候，前现代的统治形式越发不可容忍。各种现代因素既导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超过历史上的时期，也使人民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人民取代军事集团成为变革的主导力量，这是当代社会转型与历代改朝换代最本质区别。这一事实对秩序重建意义非凡。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让利，不是实行“薄赋轻徭”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对奶牛的包容，而是社会平等成员、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存和合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权统治集团的出现，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保存社会正义，阻止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分裂状态。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选举，政府实行任期制，社会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仅防止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消除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鸿沟。
　　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无可否认的参与权，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为具有不可剥夺的批评权、抗议权，这是他们保证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言论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对自身利益的发言权。无论何人，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在利益和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独立的司法体系因而必不可少。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四
　　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
　　对民主、自由的过度阐释和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妨碍了普通人对民主自由的具体把握。自由在最易于理解、最普遍的意义上是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就必须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在利益的维度上，民主和自由获得了充分的逻辑自洽。
　　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就是把政治过程在本质上视为交易。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如果政府坚持索要高价，不能履约，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教授把民主定义为党派为经营选票而展开竞争的制度，将人民与政府间的约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与党派之间。这一定义虽然在范围上稍嫌狭窄，但指出了民主的最显著特征。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组成。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需的。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当利益的一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
　　改革，这个词语今天已不能表达确切意义。在既得利益者那里，中国一直都在推进改革，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称为改革，且成效显著，要是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在另外很多人看来，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改革早已停滞，当前要做的是启动改革。在后一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如要改革，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以求共同解决矛盾，化解危机。它即使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方面着手，比如实现福利均等，开展协商，开放言论，司法独立，扩大政治参与，但也必须在消除特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
　　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他们举出的例子是苏联的民主化造成解体的后果。首先，苏联作为政治秩序的解体是特权统治的解体，体现了人民的选择；其次，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的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
　　苏联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诸如党内腐败问题，民族问题，改革问题，中国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太多相似之处，才使中国朝野几十年来对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关注，但又各自解读，各说各话，以致当原苏联的人们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逐渐淡忘，中国还依保持很高的讨论热度。可悲的是，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强迫历史的客观适应自我的主观。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
　　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之果就会到来。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