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和
　　适逢三联书店创建八十周年，为弘扬传统，接续文脉，三联策划出版了一套《三联经典文库》，里面选用了父亲1936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一书。三联的书影非常漂亮，可惜书影背面刊登的此书提要和作者简介都有错误（初版年代和作者曾用名）。可见，这些经典作品由于历史久远，想要如实地传承和接续下去并不容易。
一
　　前几年，我也做了一件传承父亲文脉的工作。那是2005年年底，中国金融出版社找到我，说希望能出版父亲的多卷本文集。我一一向吴敬琏老师、父亲的学术秘书吴凯泰老师、父亲曾经的秘书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还有我的老朋友秦海等汇报了此事，他们一致赞同为父亲编辑出版一套较为完整的文集。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近6年的《薛暮桥文集》的收集、甄选、编辑和出版工作。
　　在接受这个邀约之前，我其实只对父亲改革开放后的文章有所了解。于是，我先带着出版社的副总编王璐和责任编辑王效端到吴凯泰老师家去请教。吴凯泰老师从1977年开始跟随父亲做调研、写文章、编书稿，对父亲的理论甚至文字非常熟悉。他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把父亲的著述情况向我们做了全面介绍，还把自己保存的父亲的几篇文章提供给我，而这几篇正是我家里没有的。
　　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去收集齐全父亲的著述。我想我的知识储备太少，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编选工作恐怕难以进行。此前我已经耳闻吴敬琏老师的学生范世涛对中国经济学史素有研究，于是便请他给予帮助。他很高兴地加入进来，给我的第一个帮助就是让我知道了孔夫子旧书网。果然，借助这个平台，我把父亲的书基本收集齐全了，有的书还买了不同的版本。
　　解决了著作和论文集的收集问题还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更困难的是，父亲还有大量的文章散见于各个报刊，没有收入到论文集中，怎么寻找到这些文章呢？
　　我先请王效端去国家图书馆寻找。王效端在国图复印了很多文章，但她告诉我，还有七篇文章国图不提供，因为是“善本”。我只能去求助老朋友秦海，他慷慨地施予援手。他找到国图的陈副馆长，陈馆长先请研究员李凡做一份馆藏薛暮桥著述的目录。李凡用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27页包括所有书目和423篇论文的《薛暮桥著述目录》。从这份《目录》我终于大致了解了父亲一生著述有多么丰富。之后，陈馆长又特批把那七篇“善本”制成光盘给我们。陈馆长说，这是按“党政军”特例办理的。我虽然不懂什么是“党政军”特例，但明白这是破了例的。
　　从国图提供的信息中我们还知道，父亲的有些文章保存于地方图书馆，有些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是一个我们只听过而没有到过的地方，要怎么和他们联系呢？
　　一次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社买书，看见杨继绳老师，就请教他在写书时是如何寻找资料的。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自己是怎么在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查找资料的。王效端此前也曾咨询过中央档案馆，得到的答复是不接待他们出版社这样级别的单位。杨老师证实了这个说法，说必须是省部级单位开介绍信，中央档案馆才接待。
　　这又是一个难题。我想来想去只能求助于国家发改委（父亲在90年代初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国家计委），他们破例为我这个不是发改委的人开了介绍信。2007年年初，我向中央档案馆提交了查找薛暮桥六篇文章的申请。大概两个月后，档案馆来电说六篇文章都找到了。我现场一一查阅了这六篇文章，并申请复印带走。在工作人员把我的申请送去批准后不久，一位显然是领导的老者手持一本厚厚的16开硬皮书来到我面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已经退休的沈馆长，负责审批档案复印。他问我：你是薛暮桥的什么人？我如实相告。他又问：薛暮桥是我党的大经济学家，你为什么只找这六篇文章？我说，从国图的索引上看到这六篇文章在你们这里，所以就申请这六篇。他翻开手里的硬皮书说，我们馆里还有几篇薛老的文章，你要不要？我接过他手里的书，原来是档案馆的篇名索引，在“薛暮桥”名下还有几篇文章。我太高兴了，忙说：我要！我要！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我去了中央档案馆三次，查找回来父亲的九篇文章，颇有收获。
　　与此同时，我们还到上海图书馆、《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和《红旗》杂志等单位进行了查找，均有收获；我对从父亲办公室搬回的档案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清理，发现了多篇有价值的文章。
　　不过，就目前掌握的信息看，还有重要的缺失。比如有10篇文章，题目在国图的索引里有，但找不到文章内容。有的文章找到了，但不能确认作者就是父亲，我只好从略处理。除此之外，父亲还有53本工作笔记（1948年－1983年）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关内容整理任务繁重，也未收入本套文集。
　　在搜寻期间，我自认为做到了“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没有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傅斯年语）。好在一开始，中国金融出版社就确定编的是《薛暮桥文集》而不是《薛暮桥全集》，这样，将来还可以汇集新收集到的文献，出版《薛暮桥文集补遗》。
二
　　在收集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版本的选择确定问题。
　　父亲对理论的研究孜孜不倦，这反映在他对自己著作的态度上。撰写完一本书出版后，他过几年就会做一些修订，出版修订本。比如，1939年为解决新四军培训干部的教材问题，他撰写了《经济学》一书，到了1941年，该书修订版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由新知书店在桂林出版；又比如，《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1958年曾以《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为名由学习出版社内部发行，1959年才以《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1964年和1978年又两次出版修订版。
　　在版本繁多的情况下，《薛暮桥文集》以什么为原则来选择版本呢？
　　关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我只选了《政治经济学》。但范世涛提出异议，他说，“我建议把《经济学》一书也收入文集，并放在《政治经济学》一书前面。据再版后记，此书再版时删节的篇幅将近一半，而新增的历史材料为吕振羽、刘力行提供，并经孙冶方校阅，自然权威；但也因为修订幅度已经超过一半，可以称为新书了，所以建议收入。第三版又有两处‘重要修订’，则第三版和第一版样貌差别就更大了。另外，《经济学》一名显然系国共合作时的产物，而《政治经济学》的名字则是面向解放区的产物，读者对象也是不同的。还有一层考虑：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是一个关于经济学体系的思考序列，不能把头去掉，取中间的一段。”他的意见在学理上非常站得住脚，所以，《经济学》也补充进去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起初选用的是1983年版本。范世涛说，1979年版“代表了勇气和那个时代的最新认识”。其间，吴敬琏老师也几次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用哪个版本。吴老师说，父亲几次和他说过，1983年版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不满意。我在父亲相关的信上也看到他写过：1983年版本“没有什么进步”。最终我们选用了1979年版本，同时把1982年版跋、1983年版的序言（陆定一）、1983年版前言和1986年日译本跋，以及为此书的写作过程给董辅礽的信一并作为附录排在正文后。
三
　　范世涛曾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薛老绝对是个畅销书的作者。我听了一愣，但仔细一想，范世涛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自己一接触孔夫子网后就有感觉。敲入“薛暮桥”三个字，搜索的结果有近30页、数百种之多。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为5万册，不到两个月就告罄。不久经时任中宣部顾问的陆定一推荐，此书成为干部必读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在短短几年，此书总销量超过1000万册。
　　在文集的整个编辑过程，吴敬琏老师一直十分关心，多次过问进展情况。大体编完之后，我请吴老师写序，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我想他那么忙，这篇序言或许会在他曾经为父亲写的纪念文章基础上修改完成，篇幅不会很长。没想到吴老师非常认真，不仅重读了父亲的很多文章，而且数易其稿，完成了一篇情深意长的长序，对父亲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论。
　　因为《文集》是重排本，自始至终我们都遵循尊重历史原貌、整旧如旧的原则，在内容上，我们对有“左”倾错误的文章也未做避讳，它反映了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认识水平；在形式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其文风和遣词用句与现在有所不同，除个别明显错误和生僻用词外，我们均未作改动。我们希望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时代和真实的文字。
　　父亲曾经说过：“实际上我的许多言论，都是我国这一代许多经济研究工作者集体研究的产物。而且理论研究总是百家争鸣，我的著作许多部分只是一家之言。但我自信，由于我处于较为方便的地位，我的思想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份有用处的参考资料。”他希望像孙冶方那样，在他的身后不开追悼会，开一次他的学术讨论会，根据时代背景来评论他的经济思想的发展。
　　当然，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但即使这样，我也坚信，这些著述的历史文献价值绝不会褪色。父亲在近现代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中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他一生中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后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后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实施，1978年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施，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套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里，他既有坚持，又有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表面上看这是变，究其深层，是不懈地探索，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他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