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兵
　　二战后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兴起，如何使低收入国家的国民财富和社会发展尽快赶上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成为一批经济学者思考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则在追赶梯队中加入了新的成员。
　　然而，正如事实所显示的，尽管各种流派的经济思想，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原因何在？林毅夫教授的新著《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以下简称“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他将这种思路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1）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总预算、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这种要素禀赋结构是随着发展水平而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应不同。同时，特定的产业结构要求特定的基础设施（包括硬性的和软性的）来促进其运行。（2）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阶段是一个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简单的两分法并不适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必然与高收入国家相同。（3）在每一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政府必须进行对市场机制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的改善，并对外部性进行补偿，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
　　在此基础上，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这“两轨”，给出了政策实践的六个具体步骤（即本书所称的“两轨六步法”）：选择正确的目标-消除约束-吸引全球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私营企业扩大规模-依靠工业园区的力量创造奇迹-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参考。
　　在给出了一个一般性框架后，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更特别指出了转型经济所面临的特殊双重挑战：“即设计并实施一个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解决之前章节中所讨论的协调性和外部性问题，同时还需要进行承担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艰难的结构改革”。并建议转型国家实行“渐进的、务实的双轨制方法”：即对无自生能力的部门暂时保护以维持稳定；同时放开私营部门，允许FDI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以改善资源配置，获取后发优势，同时改善经济的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在笔者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之“新”首先在于其摒弃了一个单一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性，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增长路径内生化了，即一国在特定阶段所适合的发展战略是内生于其比较优势的，而比较优势又内生于该阶段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不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无法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最终不可持续。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固然需要强调，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过，政府的作用不是如计划经济或传统发展经济学所要求的直接对经济进行干预，而是“因势利导”，即“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由此可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而是通过对各种软件及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市场更快、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减少市场失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