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
　　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此类语汇充满“快”意，对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中华民族来说，至少已是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关键词”了。一谈经济增长，岂能不言“快”、不求“快”？几乎只有大干快上，才算是有精神，才像个搞改革开放的模样或状态。于是，一路高歌“快”进，业绩不可谓不大，变化不可谓不大，但生态破坏等问题似乎也在堆积，还有各类矛盾加剧，以致到了“十一五”，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通常所言经济发展要“又快又好”，转身换了个语序，改成“又好又快”了。更为彻底的是，还没进入“十二五”，“又好又快”也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而庄重退席。此后，代之以“平稳较快增长”之类的提法，终究都难有大“快”人心之效果。或许，不再强调“加快发展”、“快速增长”云云，正是为了强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要开足马力加速提速。
　　我以为，上届中央政府最有勇气的举措之一，就是去年年初将当年的GDP增速确定为7.5%。这种调低的根本目的，恰在于进一步调高全社会的质量效益意识，在“调结构、转方式”的意义上转入一个全新的拐点。
　　中国人已经长时间习惯于高速快速，习惯于“八九不离十”，甚至习惯于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后，哪有过主动（自愿）拉低增速的历史记录（因亚洲金融风波等特殊原因而被迫降速的个别年份除外）？统计表明，去年“破8”已成事实，执行结果是7.8%。而本届中央政府开局之年仍将GDP增长定为7.5%左右，这实际上预示着我国中长期宏观经济运行，只要不出意外（比如严重灾害或战乱后的重建等），那么，很可能将“快”永久性地消隐于有关增速的刻意表述中，也就是说，追求“快速增长”的时代将为“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所接替。宏观经济保持适度增长、平稳增长而不是快速增长，作为一种共识，正在形成；作为一种常态，已别无选择。只要我们真正向往科学发展，真心希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义无返顾地去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去适应这样一种常态。
　　如同先前一个时期“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一样，当今国际国内的现实发展环境及其内在规律，也已注定我国将长时期地面对或承受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此即所谓“趋势性放缓”，从而深刻地改变或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与主要目标的设定。这就要求我们尽快确立“去高增长”思维，破解“高增长依赖症”，转变求快不求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路径），用新的思维、新的方式去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姑且不论其他变量，仅就越来越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数（2012年约为52万亿）而言，我们也得认可增速趋缓是一种必然。今后，某些地区，比如中西部某些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依然有个“加快发展”、“快速增长”的紧迫任务，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必须强化质量与效益意识，断不能只图一“快”了之，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至于全国范围，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强调以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替代快速增长，则为大局眼光、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所维系。只要不出现雪崩式的颇具破坏性、灾难性的剧烈下滑，有点减速又何妨？历史演进到了今天，应当赋予速度以新的内涵了。当全国上下着力追求的是另一种回归理性的速度，看起来较前稍慢一点，但它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那么，恰好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用好用足整个发展长周期——也就是战略机遇期。
　　必须看到，确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5%或7.5%左右，虽相对以往不再是“快”，但也不是绝对的“慢”。这样一种增速定位，依然表明我国还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还处在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光明前景所内在决定的“准高速”或者“中高速”发展阶段。任何一种“走衰”、“唱衰”性的分析判断，以及悲观情绪，都是缺乏根据的。从速度层面看，今后一个时期要致力稳住“不快不慢”或者“不紧不慢”的增长节奏，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自觉、战略定力，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增强信心，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以及改善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状况提供必要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深化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放到实实在在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假如“快”的消退，正内含着“黑色GDP”的消退、“血色GDP”的消退、“水分GDP”的消退，意味着壮士断腕般的挤水分，意味着粗放型增长模式（路径）濒临终结，岂不快哉。剔除掉经济增长中的种种不良消极因素，就一定能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更趋优化、健康，从而给人民大众增进更多福祉。
　　从长远看，我们确应尽快学会或适应慢慢地“慢下来”，因为，30多年平均高达9.8%的增长不可能老是持续下去。随着“快”的消退，涌流出来的应当是丰沛不竭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