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少时看电影《青春之歌》，印象最深的是扮演林道静的演员谢芳眉目清秀，老是围个红色围脖，带有五四女青年特有的洒脱俊劲，估计那年代不知吸引了多少男士的艳羡眼神，林道静丈夫余永泽由名演员于是之扮演，扮相猥琐冷漠，与她的形象形成了极大反差。电影中更突出的当然是英雄卢嘉川，由小生康泰饰演。现在回想起来，导演的偏爱太过明显，聚光灯打出的光线就像舞台剧，总是恰到好处地映照出谢芳的俊俏可人，衬出了躲在影子里的于是之那张脸更如僵尸般阴郁。于是之是话剧皇帝，他的表演把余永泽的自私冷酷拿捏得人见人恨。有一场戏说的是卢嘉川被追捕，走投无路，躲到林道静家，遭余永泽慢待冷遇，无奈跑到大街上让特务逮去，结局当然是美人伤心离去，丈夫的冷漠成全了一段革命的恋情。
　　如果以现在看来，余永泽是胡适之的弟子，标准的宅男，人老实好读书，林道静应该庆幸这场婚姻算是赌对了，嫁了个生活小康还算体贴的丈夫。但余永泽只做学问不想革命，被当作是胡适附体，肯定要归类成落后分子，当年胡博士有句名言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那个年代是要被骂成懦夫的，他们觉得光当宅男，未免窝囊，太没激情。
　　有意思的是，前几天于是之逝世，有一篇回忆他晚年的文章，说于是之曾谈到当年塑造的余永泽形象并不成功，这引起我的好奇。文章分析比较了小说和电影对余永泽的塑造，发现两者确有距离，小说中的余先生远没这般猥琐小气，余永泽与卢嘉川在家中遭遇时也并没有表现出有赶走他的意思，电影里的对话却凸显余的漠然无情，话赶话地把卢给逼走了。于是之的意思大致是觉得这段表演有些过火，有过度解释的嫌疑。其实于大师大可不必如此自责，那时代按政治标准突出英雄，拼命丑化配角一直是一切艺术作品的通则。观众也习惯采取一种极端的人性思维，觉得林小姐就应该移情别恋，嫁给浪漫革命英雄。
　　可是换个思路又觉得，于大师的晚年自省是有来头的，这几年风向转了，余永泽的老师胡适之火了，当今虽有自由主义和新左在文坛打架不停，大家忽然还是觉得谈主义空洞，讲问题时髦，于是胡博士与一帮光论“问题”的学者被从尘封的记忆中开棺挖出，将金身再塑，变成了学术庙堂里的大神罗汉供人膜拜。所谓“民国范儿”，大体都是余永泽的模样，长衫拖地，满口学问，谦和儒雅，没了呆傻匠气。历史圣殿里那隐在缥缈帐幔背后的这幅图像和已经登堂入室的革命者肖像恰巧挂在了两头，圣殿中间却空出一面墙壁。就如光谱的两边，黑白分明，光芒耀眼，中间却无人关注，那么，光谱的中间地带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看了太多的革命电影，我们似乎已经很习惯，人人都活像打了鸡血的激情斗士，才是正常的活法，仿佛英雄就是这样的人群组装而成，静谧沉默的人生被贬低成懦夫的苟且，是不值得度过的。人性的光谱就这样缩编成了单调的两极，那属于最大多数也最复杂最有趣的中间百态被遗漏得一干二净。
　　想到于是之的晚年醒悟，倒是提醒我们，即使是把人使劲往坏了写，也要注意他在场时的基本人性逻辑，于是之在电影中还是演出了余永泽身上的那股民国范儿，不那么张扬激进的主义，沉潜入自身的学问，也不时打点自私的小算盘，相信言语的价值不亚于行动。这批人其实构成了民国初年甚至后来一段历史中文人的主要风景。
　　读二十世纪的文人史，有时觉得他们有傲骨，有时又觉得他们太装，一到关键时刻不是自恋不停就是绷不住架子破罐破摔趋炎附势。
　　不过仔细一想，这也许正是人性的常态，那种慷慨为主义赴死的情形，也是个别的例子。那些忍辱存活平庸度世的人物，才是多面和复杂的，与英雄闪亮出场张扬出的一派崇高相比，未必就显得没有普通人的尊严。
　　处在光谱中间的鲜活人物被忽略，是因为他们不符合被剪裁好的时尚标准，就拿对日战争中的群像谱系来说，大家关注的不是抗日英雄，如谢晋元、张自忠，就是那几个日伪汉奸，像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他们构成谱系的两极，其实同样有趣的是那些身份模糊，观点暧昧的人群。
　　从当代人的眼光看，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一目了然，界线分明。关键在于个人介入的形式是否只有激情行动与卖身投靠这两极选择？最近读到傅葆石的著作，就多少回答了我的疑问。这本书研究日据时期被称作“孤岛”上海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在一般人眼里，只要是留在上海日据区，即使不属附逆变节之辈，也是一帮动摇的不抗日分子，应该划归人性光谱的阴暗一极。实际上，沉默的隐忍也许是个更加困难绝决的选择。就如王统照所说，上海已成“牢城”“死城”，如果只采取“以暴易暴”的复仇抗争，表面热闹却未必有效，一切民族主义的行动都如“冤鬼的争斗”，是浅层次的救赎，达不到内心的升华，只有个人内在生命的修养比抗议的个别行动姿态更能持久。
　　“孤岛”中的知识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生活节奏，面对日人的侵略也有特别的抗议姿态，大多数有模仿清初遗民的痕迹，如有口号明说要“为良心，为民族，做一个隐士”，同时也难免招来激进分子“扫除遗民气”的谩骂。“孤岛”作家作品中多有隐士和妓女，个个有情有义，清初隐士以逃居佛门，避免入仕作为抵抗姿态，妓女则与抗清名士的缠绵情感折射守节的理想。王统照小说《华鹤亭》写朱老仙之死就活像一个清初守节士人的翻版，他先以诗词自娱避世，当有留学背景的儿子当上了伪官，朱老仙毅然选择了自杀。在另一篇小说《双清》中，歌女也爱上了一个革命者，可这位革命青年又背叛了她，不由让人想起《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侯朝宗。在这篇小说里，歌女变成了“孤岛”文人的化身，忍辱坚定，那持久坚韧的守节力也并不容易。
　　“孤岛”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批身份模糊，观点犹疑，在两边投机捞好处的人，书中曾提及一个名叫蔡钓徒的报人某一天被发现脑袋挂在法租界法院附近的电线杆上，引起成千上万人的围观。乍一看此情景，难免让人肃然起敬，以为是某个抗日志士被惨杀。可是再查核蔡钓徒的身份，发现原来是个报界流氓，他主持的《社会夜报》常常信口开河，上海人叫它“野鸡报”，蔡钓徒整天和歹徒混在一起，《社会夜报》每晚都刊登耸动视听的虚构新闻博人眼球，一会儿说上海名流私通敌人，一会儿又说日军大败，真实与杜撰混杂难辨。据熟悉上海掌故的陈存仁医生回忆，蔡钓徒是个“两面光”的投机家，一方面从日本人那儿拿到大笔津贴，在租界上叫卖的报纸上面的红标题都是骂日本人的，另外再印一批报纸也是用红色标题，却大捧日军，每天派人送往虹口报销，一次蔡钓徒到妓院玩得昏天黑地，忘了给虹口送报，日本人等不及，从租界买了几份回来，事情终于露馅。日人找了一批流氓，用车把蔡钓徒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挖了一个深坑，流氓们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身子，等他断了气，把头割下来浸在浴缸中，到血液流净之后，面孔又白又胖地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蔡钓徒的言行无疑属于人性光谱的中间地带，这类人恐怕与那些孤独的隐士、过着凡庸生活的平民占去了“孤岛”人群的大多数。如果按照严苛的守节标准，他们身上似乎都有瑕疵。说到此，我想到还应该有一个标准谁来定、守节为谁守的问题需要澄清。
　　当年乾隆皇帝命史馆设《贰臣传》，就是专门记录一生服务两朝的那些高官事迹，等于预先给他们加盖了一道道德审判的皇印，只要一入此传，不管你曾为清朝卖了多少命，都成无法洗刷的污点。乾隆爷反而大夸那些誓死和清廷血拼到底的敌人如南明扬州督师史可法，甚至褒扬与金人势不两立的岳飞元帅，又是立庙又是祭祀，令降清之人好不心寒，觉得自己流血流汗为大清卖命，到头来还不如那帮反清逆子留个清名在世。
　　乾隆爷的意思很明白，你要是做了官就是皇帝的人，不忠就是不义，你是明朝的人，就应该殉死前朝，哪怕你是我的对手，给我造成了那么大的麻烦，说起来道理却是一样，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当家皇帝绝对效忠的程度。所以拼死抵抗的史可法被捧上天，开门纳降又密谋反清的钱谦益则被看作首鼠两端，在历史的污名册里呆着一点也不冤枉。可见，在乾隆爷的脑子里也有一个两极的人性光谱，那就是“忠”还是不“忠”，臣子们脑袋上都贴了标签。可是如果我们也把这紧箍咒真当个桂冠洋洋得意地想戴在自己头上，或者爱屋及乌，自作多情，拿着这顶帽子四处找人，强行试用，老觉得拒戴此冠者必是恶人，则大可不必。在我看来，满大街还是少点戴这类帽子的人，这生活才显得正常、多样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