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
　　向来不爱读传记。
　　每一个人，无论伟岸或猥琐，崇高或卑劣，成功或沦落，都有着极其复杂的面相。且不论其脑袋中运转的事物难以计数，即便是琐屑事物，记载下来，也为数庞大。即便是丘吉尔自传那样庞大的体例，怕也难以穷尽，又如何能够了解进而判断他的一生？
　　我们几乎都是在对于蒋介石的仇恨之中长大的，这当然要归功于教科书不遗余力地抹黑和掩盖。这是意识形态化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好在教科书并不是所有的一切。我们或者可以假设有些人可能终身所接受到的历史教育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人群的可悲就已经是注定的了。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便是对照阅读。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台湾国民党高层对大陆的持续访问，两岸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在对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描摹上，有了相当大的逆转。2012年图书市场上蓦然出现了许多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却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恰如教科书中对于蒋介石有着牢不可破的定论一样，即便这些年来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有所松动，但是对于蒋介石的贬损却未有稍改。故而三位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家，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所共同著作的一本作品《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中的一段话就让我颇为感慨：“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固然国人数年来掀起了一股装腔作势的“民国热”，以及在民主压力之下对于蒋介石有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向往之心，但客观评价蒋介石其人其事，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重山。
　　在阅读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时候，我曾经颇为惊异他对于蒋介石毫不留情的评价，亦即，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美国、与中共、与其他社会力量重新建立中国的时候，是负有无法推搪的责任的。在蒋介石的思维之中，“朕即天下”的观念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前提，无论是共产党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无论是任何一个党派、军阀的势力也好，只有他自己牢固地占据权力的巅峰，才是中国解放和现代化的希望。
　　蒋介石即便在其后顺从宋美龄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也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个信仰，但在他的内心之中，儒家思想的浸润也是挥之不去的根本要义。《天下得失》中所解读的蒋介石，显然儒家的自我修养在蒋介石一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仁者爱人的思维却并非蒋介石惟一的思想来源。孙中山所肇始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个体生涯之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杨天石的作品《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曾经记载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出使苏联意图联苏北伐失败的经历，为未来蒋介石坚定的民族主义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儒家思想、半吊子的民族主义加上蒋介石本身性格中坚忍的个性，使蒋成为了一个“残暴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做出牺牲。这也使得他在围剿中共、前期绥靖日本和炸开花园口的极其庞大的心理因素。即便在退守台湾时期，皇权般的绝对权力与施政的惯性使他仍旧采用了高压的手段未曾手软。
　　在多个对于蒋介石日记进行解读的版本之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是如何有效地推行民主自由的记载。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只是蒋介石权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便他相信民主是一种可能性，那也在遥远的未来，并不是立即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当下选择。然而，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那么客观的半个蒋介石而已。
　　我所阅读过的蒋介石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仍旧不过是驻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的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很高，在台版译本的后记中他这么写道：“在蒋的主政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首富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他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
　　这多少刷新了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而大陆的另外一个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中，有段类似的评价：“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
　　我们常以为蒋介石北伐、清党、东北易帜直至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在其生涯中也是不光彩的一面，但是显然，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见，仍有巨大差异。陶涵认为，蒋介石一生之中，统一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北伐固然期间有着党争、政争等多重因素，而直至抗日前夕，国民党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并非只是一纸黑墨而已。那时的蒋介石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在各个军阀之间寻找平衡之道，减少战乱对于民众的损害，艰难建设国家整体，绝非旁人可以想见的困难与挫折。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一部极其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并非如同陶涵的书那样具有对于公众的可读性，但杨天石先生所做的乃是苦功夫，是对于蒋介石日记的深度研读以及比照各类资料所得出的成果。他认为，蒋介石的长达57年，如今保存达53年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自用，而非示人，因此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由此，也可以见到，蒋介石那些修身养性、儒家自省、宽仁律己的思维，绝非造作而已。
　　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摆在一起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极其复杂乃至矛盾的蒋介石。一方面，他的统治几乎依赖在对于权力以及传统帝王思想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要打造一个现代国家；一方面，他内心中暴虐残忍，圣人不仁；另一方面，他又笃信宗教，学儒爱才。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蒋介石？如何阅读蒋介石？
　　于是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无法还原，在解读、再解读，对解读的解读之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历史本原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们却一再必须去重构一个已经湮灭的世界，以求对今日的世界有所裨益。
　　尽管虚无宿命的历史观仍然是我的看法之一，但是惟一可以鼓舞我积极的地方在于，当我们把这些关于蒋介石的事实堆放在眼前的时候，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便得以呈现。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是单一与分明的。恰恰因为蒋介石乃是一个终身都在矛盾冲突之中生存，并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他天使与魔鬼并备的性格，我们才得以明白现代中国的辗转与多变，确然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所交织而成的图景。
　　历史的功用并不是简单地判断黑白，而是我们需要从历史与它的人物之间去寻找世界发展的线索，从而可以为今天我们所建造或遵从的未来历史提供镜鉴。
　　至少，阅读如此庞大数量的蒋介石，乃是我们忘却蒋介石的一种方法。惟有跨越过对于现代中国如此矛盾而深重的遗产，现代中国才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真实的蒋介石，仍旧是那么困顿而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