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
　　作家陈村3月31日上午在微博上发布了他的老友、《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上海病逝的消息，这是个在普通人眼里有些遥远的讣闻，但对于1999年及以后升入中学的人来说，是有些震惊的。如果你中学时有一点点热爱文学，在写语文课的周记之余还悄悄写点小东西，赵长天起码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与一期一会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上海市巨鹿路675号、青松城、市三女中等字眼连在一起，拼贴出许多人关乎文学的青春记忆。
　　上个世纪末，中学里的流行读物出现了不少新鲜角色，都和网络有关。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初读有点意思，但文学性弱，也谈不上有文笔。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在极少数女生中流传，因笔法阴郁、涉及部分性描写，且都是上海女作家，害怕被家长以为是与卫慧、棉棉等类似的读物不敢公然地拿到学校里看。
　　也是1999年底，《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优秀作品集》在新华书店上架了，书价很高，学校里还是有不少人悄悄地买回家了，是用零用钱，因为泛滥着高三压抑情绪、有早恋倾向的文章在大多数父母和老师的眼里压根称不上是作文，改观是在他们得知第一届的一等奖获得者被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一流院校免试录取时才发生的。
　　这套作文书带来的震撼与十几岁初读盗版的《百年孤独》的震撼是不同的，后者是用你认识的字创造了一个你从未想象过的世界，似乎打通了一些隐蔽的窗口，有陌生的光束照进来，让文字通过神奇的排列组合，有了新的可能性，但它是极其高大、遥远的。前者却离你的笔更近，它告诉你可以这样写，即便你的语文老师给你画一个叉，你仍然可以这样写，随心所欲，吐槽高三生活也好，抒发对某人的暧昧情绪也罢，将压抑多年的孤独感宣泄出来没问题——写得出《百年孤独》来就越发好了，这些文字统统可以寄到上海市巨鹿路675号，附上一张报名表，一封挂号信而已，也许会收到一张复赛通知，也许没有，但那又怎样呢？在这之前，还有任何一个比赛允许你写这些离经叛道的玩意儿吗？不存在。我们都知道，中学里的作文比赛都不是开放平台报名的，语文老师拥有推选的权力。
　　有意思的是，先前《萌芽》要改善发行量只有1万册的不妙状况时，也曾采取过由语文老师推荐作文选登的办法，但很快反馈就来了，读者们并不喜欢这种“体制内”的作文。赵长天改变了风向，决定做一个“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作文比赛，最开始可能没想到，它会成为许多年轻作家的起步。
　　事情是很微妙的。你真诚地做一件事，就会收到真诚的回馈。首届比赛是悄无声息就开始了，那时候我所在的合肥市还没多少人看《萌芽》，只有邮局出售，相信全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如此，所以第一届参赛的人数不多，但却出现了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批稿件。且不去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19岁的宋静茹在《孩子》里写到“背着古怪的背包穿梭于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像头鹿一样优雅，像只老鼠一样匆忙，笑得一脸寂寞。我漠视生活，痛恨政治，嘲笑社会，远远地避开人群，唯一相信爱情却没有爱情，用我自己的方式告别平凡却并不出色”。19岁的徐敏霞写道：“房子买下来了，我和妈妈热情高涨，我们在为自己的家忙碌。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哪怕我们想在家具上刻下我们的名字……迁入新居的那一天，无人为我们的杰作喝彩。”15岁的丁妍写了篇《东京爱情故事》，里头提到她喜欢蓝蓓丝的洗发水，水果味道很好闻……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句子当年第一次被写进中学生作文里，像“水果味的蓝蓓丝洗发水”、“在家具上刻下我们的名字”这样的细节被许多人记了十几年——在这之前，作文里很少出现真实有趣的细节，只有枯燥的定式的起承转合，作文与试卷上的考题一样无须才情只要方法。
　　办完第一届比赛《萌芽》的销量就开始飙升，几年内稳定在25万，之后破50万，每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销量超过30万册，赵长天用一个比赛拯救了这本1956年就创刊的纯文学杂志。仔细想想，他也是在给自己和同事找“事”——与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约稿不同，举办大规模的比赛实在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不止是共足量巨大，比赛不需要报名费，还会为外地来沪参加复赛的同学报销硬座火车票。到2012年为止新概念吸引了超过65万人次参赛，近300名获奖者取得高考加分资格，后来取消了高考加分这一项，反而让文学比赛更加纯粹了。
　　然而，对参赛稿件主题千篇一律又成“老概念”的批评一直在，有不少人认为新概念三个字在某种意义上与青春文学一味追求辞藻华丽、无病呻吟的特征紧密相连，这些批评都是良性的。只是在文学萧条的年代，在中学作文教育无趣、僵化的现状下，给想写东西的年轻人一个获得肯定的机会太重要了。所以在悼念微博里，青年作家们都在反复表达一个意思：“改变我们命运的人去世了。没有赵老师，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能做这件事的。”
　　再者说，文学这件事不是一次比赛可以决定的，青春文学的种种毛病也许会随着作者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消褪，大部分参加比赛的人最终也并没有吃作家这碗饭，读作品的学生会有自己的判断，取与不取全在自己，赵长天等编辑们谋求的是一个丢弃桎梏的平台。
　　陈村一直感慨赵长天就是“传说中的典型的上海人，低调，靠得住”。在提携后辈这件事上，不管是给不相识的小辈提建议，还是写书评，赵老师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认真的，善意的，谦和的。作家夜X说了一句话，“就看他在体制内二十年没有升迁，大概也能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曾经参加过第四届新概念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去读中文系，没有成为作家，但高三时接到复赛通知的心情一直记得。那封挂号信躺在父亲办公室的文件堆里，差一点点就过期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全国的参赛人数在3.5万人，接到复赛通知的是197人”的消息时，是比考试时得作文满分还要高兴的。
　　3月的最后一天，因为看到赵长天离世的消息，和许多人一样想起这段往事。15年来，一共有70多万人投稿参加比赛，近3000人接到复赛通知，在上海2月初微寒的下午，从高三的课堂里逃脱出来，坐在市三女中的七一楼里，写三个小时的最不像作文的作文。我们不会忘记这件事，以及创造这件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