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东 黎晓强
　　采访正式开始前，每个人都过来与他握手并问好，而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是鲍尔森。”
　　到达中国的那个下午，他在跑步机上跑了四十分钟。曾经可以用八分钟跑完三英里的鲍尔森，现在估计：“可能需要三十分钟才能跑完。”天气好的话，他会选择去户外骑自行车，骑二十五英里。
　　曾经在自传《峭壁边缘》一书中畅谈拯救世界金融之路的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 (Henry　Paulson)4月下旬来华访问，与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沟通中国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期间，他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低沉的声音略显沙哑，他呷了几口浸冰块的零度可口可乐，准备回答问题，时而斜倚在椅子靠背上。此时正是晨间八点半，窗上映着因雾霾而显得灰蒙蒙的北京。
　　经济任务反转
　　这样的天气让他觉得担忧，他基于环保考虑建议中国高层，需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来考核中国的官员，对中国的省长和市长的工作评估不能只强调经济增长。
　　美国可能比中国更需要经济增长。2009年年初，被一场金融危机搞得精疲力竭、时常失眠的鲍尔森从美国财长的位置上退休。离开了鲍尔森的美国金融体系继续躺在“手术台”上，艰难地自我修复。而今，很多美国人仍然面临着就业问题，奥巴马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前路依旧困难重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真正让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一个持续的水平。”鲍尔森说，美国要进行很多的结构改革，要采取措施减少财政赤字。最重要的是，美国要修改目前的社保政策，作为世界上社保安全网非常发达的国家，美国现在必须控制用于社保体系的开支，让财政在这部分的花费低于美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鲍尔森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在社保方面的投资，让中国人可以更多地去消费和投资。依赖政府投资的发展道路，将难以为继。同时，他说：“现在，美国、欧洲市场经济增长比较乏力，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大大减弱，其未来转向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此前将鲍尔森卷入漩涡的那场金融危机，将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任务反转过来。鲍尔森认为，中美要发展需要更多的经济合作，但双方领导层的主要任务可能发生了调换：奥巴马需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和投资，以此来创造就业和维护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中国则需要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力上来，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政府投资和对欧元区、美国等经济体的大量出口。
　　鲍尔森对中国开出的药方是城镇化和改革。他说，中国要实现经济内生力和消费的增长，最好的办法是消除农民工进城的诸多限制，开放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新一轮的城镇化非常重要，中央政府要改革目前的市政融资体制，给地方政府下放更多的预算和税收的权力，让他们以此满足融资需求，同时允许其发行市政债券，从而增加地方政府对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视。
　　鲍尔森强调的改革，重点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与改革，这将有助于中国从一个储蓄大国转向一个投资大国。他说：“民营企业是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将为高新技术创新带来能量。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与改革可以拓宽民企的融资渠道，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以推动创新，让老百姓受惠。”
　　鲍尔森不忘向他的老朋友周小川施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银行业需要继续改革，我认为这个未来的改革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现在在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利率。”
　　五年前，在南非开普敦参加20国集团会议间隙，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鲍尔森下榻处与其共进早餐。是时，他们一起走到窗前欣赏南非夏日清晨的壮美景色。鲍尔森对这位“迷人、直率、坚定的改革者”周小川催促说，中国应该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周小川告诉我，鉴于美国市场的混乱，中国不打算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开放资本市场。但他告诉我，他坚信其他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有所进展。”
　　寄望推进BIT谈判
　　美国也需要改革，以挽救仍在持续的经济颓局。2010年，奥巴马宣布推出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同时采取措施释放美国在制造业的潜能，但至今奥巴马面临的经济形势依旧迷雾重重。
　　鲍尔森说，美国还需要其他各项经济改革，比如税收制度，美国需要增加税收收入，提高竞争力；还需要改革移民政策、教育体系，包括增加培训。他承认，眼下的美国政治体制正处在一个僵硬的状态，两党竞争比较激烈。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可以实现这些改革，可以采取措施来重振美国经济。”
　　谈话中，他毫不吝惜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赞扬。他说：“我非常有信心，而且他们已经承诺要推进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必须大力治理腐败，而王岐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我认为，王岐山是做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这个工作非常棘手也非常重要。”
　　此次中国之行，鲍尔森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会面。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鲍尔森进一步提出，当前中美双方在振兴经济、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领域面临机遇和挑战，可进一步加强合作。
　　既是朋友又是对手——这是鲍尔森眼中的王岐山。双方经历一次又一次磋商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提出了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鲍尔森略显遗憾地说：“BIT的谈判是启动了，但谈了很多轮还没有完成，我希望这个谈判能最终取得成果，因为双边投资协定对促进中美双边投资非常重要，对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非常重要。另外，BIT对于中国来讲，也意味着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增加经济投入。”
　　鲍尔森强调，中美之间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合作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这至关重要。
　　市场对中美两国一季度经济的看法反映了这两大经济体最近发生的微妙变化。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引来全球资本市场的担忧；美国一季度GDP折合年率增长2.5%，尽管增速好于去年第四季度的0.4%，但仍低于经济学家预计的3.1%，亦不足以彻底扭转就业形势。鲍尔森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中美之间确实需要协同经济政策，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希望促进经济繁荣，希望经济可持续地增长并创造就业。”
　　同时，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董事会主席，他阐述了此行的一个重要使命：“鲍尔森中心要促成更多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以促进美国就业改善、经济增长；同时，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升两国的经济活动。”
　　鲍尔森中心由鲍尔森于2011年设立于芝加哥大学。目前，鲍尔森中心正在与廊坊、保定、长沙、重庆四个试点城市的市领导合作，为其设计创新项目和计划。他们正计划在今年推出一项“中国市长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每期将为参与该项目的约二十位中国城市领导者安排为期三周的强化访问培训。
　　鲍尔森说：“我在美国不断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不要去怪其他国家。如果中国经济有问题的话，那么，美国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