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乡
　　“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
　　这是台湾海基会创会董事长辜振甫1998年在上海与汪道涵会晤时，在豫园留下的诗句。今年4月29日，在台北举行的“辜汪会谈20周年纪念茶会”上，辜振甫遗孀辜严倬云引用这个诗句，鼓励和感谢海基会同仁。
　　上海是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辜振甫的第二次会谈地点。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此前5年的1993年4月27日至29日。那是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首次最高层次会谈，地点选择在第三地——新加坡。
　　两人的首次会谈并非一帆风顺，这从第一、第二次汪辜会谈间隔了5年时间亦可窥见一斑。辜振甫“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的诗句，的确有感而发。
　　在今年4月29日海基会举办的纪念活动中，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均出席并讲话。马英九称，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汪辜会谈这个“动人的故事”，称这次会谈开启了以谈判化解敌意、以协商取代对抗的两岸新局。汪道涵的长子汪致重也出席了纪念活动。
　　4月26日，大陆也举办了“汪辜会谈”2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汪辜会谈”彰显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基础的重要地位，其揭示的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促进合作的精神，依然启迪着两岸关系的现实和未来。
　　20年一路走来，两岸最终握手言和，仍需借助汪辜会谈奠定的协商机制。历尽劫波，国共兄弟在20年前斗智斗勇的三昼夜，终于促成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动人故事。
　　谁坐主宾的位置？谁先致辞？
　　谁先敬酒？
　　距离汪辜会谈还有一周时间，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于4月19日带领先遣人员抵达新加坡。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发出邀约，希望能在会谈期间的4月28日，以晚宴形式款待汪道涵与辜振甫。
　　李光耀是东道主，他深获中国海峡两岸的信任。之所以避开大陆或台湾的任一地点，是为了化解必然存在的“主客之别”。从礼节出发，李光耀宴请汪道涵与辜振甫一行，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宴请也同样存在“主客”与“陪客”的差别。
　　台湾海基会秘书长邱进益表达了拒绝。据1993年4月20日《中国时报》报道，邱进益表示，李光耀当然是一片好意，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有更多的考虑，因为在餐会上，谁坐主宾的位置？谁先致辞？谁先敬酒？都有主、陪之别。我们如果稍有不慎，一定会引起争议，辜振甫及海基会也会受到批评，所以还是婉谢的好。不过我们对李光耀的盛情仍然十分感谢。
　　邱进益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和大陆舆论一律不同，台湾岛内已因汪辜会谈，掀起政治海啸，在野的民进党，正处处见缝插针，为难执政的国民党。
　　为了在协商谈判中不被“矮化”，海基会煞费苦心。据邱进益近年回忆，当时的一些安排现在看不可思议，却是会谈之必要。邱进益曾提议让辜振甫、汪道涵在正式走上谈判桌前，先见个面。因中国人讲求辈分，原则上应先由辜振甫过去拜会汪道涵，但因顾虑台湾舆论，经与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商量后，决定以变通方案，由唐树备代表汪道涵到海基会休息室邀请辜振甫，并陪同辜振甫前往汪道涵的休息室，汪道涵出门迎接，两人握手、在室内简单寒暄，然后进入会场。
　　会谈座位的安排，也是另一个费脑筋的问题。攻防战主要围绕是采用长桌还是马蹄形座位形式展开。据《联合报》1993年4月13日报道分析，海协会之所以要求座位排成马蹄形，“可能是有意打破双方对等商谈的意味，甚至以马蹄形座位象征‘内部事务’的会议”。
　　在此之前，两岸的商谈既有过马蹄形座位的时候，也有过长桌形式。1991年11月，海基会与大陆公安部在北京商谈过两岸共同防制海上犯罪议题，采用的是马蹄形座位形式。而在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等场合，则是长桌面对面形式。
　　最后海协会做出让步，同意以长条形谈判桌进行会谈。在一些不涉及政治原则性的问题上，大陆基本上会迁就台湾。
　　李登辉成了“儿总统”？
　　在两岸谈判上，民进党也不甘置身事外。他们提出组建观察团随行，以实施监督。在最初要求“立委”随行遭拒后，他们又提出派三名学者与会。
　　民进党的这一要求，在台湾反应不一。如国民党籍“立委”黄主文就表示，对辜汪会谈进行全民监督，透过在野党执行，有利于增加民众的信任感。民进党去新加坡表达政治立场，无可厚非，也能让国际和中共了解台湾多元化特质，及台湾前途非单一党派所能决定。但朝野间的歧见不应带到国际上去，在新加坡动见观瞻，不要影响台湾形象。
　　黄主文的观点，基本代表了中间选民对民进党要求派观察团利弊的态度。
　　就民进党推派“立委”或学者参与汪辜会谈一事，执政党一直没有松口。部分国民党籍“立委”表示不能接受，而“立法院长”刘松盘则“答应将代为尽速反映民进党的立场”。
　　在邱进益婉谢李光耀晚宴前后，台湾“陆委会”主委黄昆辉也发表声明，表示辜汪会谈属于事务性会谈，不涉及敏感性政治议题，而且两岸两会已经约定，会谈以两会会务人员为主，因此倾向于不开放给学者参与。
　　这个决定，引发民进党强烈反弹。当时在“立法院”任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的是施明德，党团干事长为陈水扁，他们对此非常不满。据《中国时报》报道，施明德说，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让步，退到“立委”不参加会谈观察的底线，改为推派学者以海基会顾问形式参与会谈。“立法院院长”刘松藩甚至连将来会谈时的座位安排等细节都讲好了——这个顾问将排在海基会董事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之后的第四号位置。想不到执政党事后又反悔了，显然是一个不够格的对手，未来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施明德将不准学者参与会谈，归之于大陆的反对。他表示，如果连代表团成员都要北京同意，那李登辉岂不是“儿总统”，政府岂不是“儿政府”了？如果连代表团自主性都没有，如何维护台湾人的利益？
　　因为决策权并不在“立法院长”刘松藩手上，所以从常理推断，他不可能事先给施明德等人承诺，最多只是代为传话和协调。所以施明德的表述，应有夸大成分。
　　民进党的咄咄逼人有其传统，但决策权毕竟在国民党手中。时为“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的高孔廉表示，是否让学者参与会谈，是基于专业考虑，现在经评估认为没有必要。当初提到的学者是指真正的学者专家，至于民进党推派代表参加会谈之事，“陆委会”从来没有考虑过。
　　由于不能以团员名义参与汪辜会谈，施明德决定组团去新加坡谈判会场外抗议。
　　辜振甫被扣上“台奸”帽子
　　施明德领队的“民进党‘国会’反对国共统一会谈宣达团”，在汪辜会谈前抵达新加坡，传达台独理念。在民进党内部，事实上对此并无共识，有人认为这可能会给外界造成民进党反对两岸事务和平解决的印象，因此持反对意见。民进党新潮流系大佬、有“台独理论家”之称的林浊水显得更为自信。他表示，这都什么时代了，台湾岂是随随便便几个人就能出卖得了的，只要两岸坐下来谈，主体性就会显现，没什么不好的。（参见《中国时报》1993年4月26日报道）
　　但林浊水1993年4月23日又在“立法院”突破三分钟发言时限，用了十多分钟时间批判国民党“出尔反尔”，不同意学者出席辜汪会谈。他要求海基会先遣人员马上撤离，终止辜汪会谈。
　　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在行前受到民进党猛烈攻击。4月24日，原定辜振甫和“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将赴“立法院”报告汪辜会谈相关事宜，也被迫取消。
　　辜振甫被部分民进党“立委”扣上“台奸”的帽子，他们提及他的父亲辜显荣。辜显荣在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出城延请日军进入台北城，被认为是与日军合作第一人，因此被骂为“汉奸”。民进党人并将此作为辜振甫的“原罪”，意即他将延续乃父路径，出卖台湾利益。
　　这样的攻讦，对辜振甫打击不可谓不大。但他还是如期前往新加坡，参与缔结了历史性的四个两岸协议。
　　而施明德等人在出行之前，也表示会尊重新加坡的法律和国际礼仪。事实上，会场外的抗议，的确是平和收场的。只是在会谈前一晚，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的欢迎酒会上，施明德领队的宣达团团员突然在会场附近打出“反对国共统一会谈”标语，来自台湾的“爱国阵线”人员许承宗和部分新加坡华人，则呼喊着“打倒台独”等口号，与他们发生肢体推搡。民进党籍“立委”沈富雄，更骂现场新加坡华人为“中国的走狗”。会场的另一端，则有宣达团成员在做台独的演讲。他们很快被新加坡警方请出现场。
　　当辜振甫从晚宴现场离开时，记者追问他的感想。他说：这种情形，我哪有什么心情，哪有什么感想？！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的黄昆辉则专门在台湾就此做出回应：民进党这种做法贻笑大方，给人极为不好的印象，但此事不会对辜汪会谈造成影响。
“三通”是经济议题还是政治话题？
　　在汪辜会谈正式开启之后，两岸又因“三通”问题，展开攻防战。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4月27日开始的会谈第一次会议中，公开将两岸“三通”（通邮、通商与通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他建议两岸可以先从“货运的海上定点直航”开始谈起。他还提及劳务合作问题。
　　辜振甫并未在发言中回应这个问题。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对记者说，目前谈论“三通”的时机还没到，不在授权范围内。
　　很快，台湾方面的指示就到了。海基会秘书长邱进益发表声明说，关于“三通”和劳务合作，已经超过了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共识，是相当高的政治性话题。
　　两岸三通是政治性话题吗？现在看来显然不是——两岸大三通已经在2008年起步，但5年后的今天，双方都认为政治性协商尚未开始。
　　但在当时，汪道涵称“三通”是经济性议题时，台湾“陆委会”很严肃地表示这“有违事实”。2005年开启两岸新纪元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彼时是“行政院院长”，也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称：我方不可能去谈“三通”这些问题。颇为有趣的是，邱进益当时还强调，有关三通的障碍并不在台湾这一边。
　　两岸在其他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分歧。譬如就青少年互访、著作权保护和新闻记者互访等问题，汪道涵认为阻碍交流扩大的主因在台湾这边。台湾“陆委会”对此并不认同，指责大陆只允许中小学生访台，对大学生则进行禁止，台湾大学生前往大陆时，也不许可与大陆大学生接触。台湾和大陆还互相指责对方仿冒自己的商品。在记者互访问题上，海协会批评台湾手续太慢，台湾“陆委会”则指控大陆限制访台记者身份。(参见《中国时报》1993年4月28日报道)
　　当时的“陆委会”副主委兼新闻发言人是高孔廉，他指责海协会执意掺杂政治议题的做法，对未来会谈有负面影响。在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高孔廉担任海基会秘书长，两岸的大三通和其他交流领域的进步，都是在他和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等人的努力下推动的。时移势转，有些当初不能谈判或谈不拢的老大难问题，也早已不再是问题。
　　当然，现在仍困扰两岸的一些议题，当时也曾以各种方式浮出水面。譬如，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现在也是马英九不敢轻易触碰的议题，在1993年，民进党籍“立委”陈水扁就曾质询连战，要他回应关于两岸可能签署“和平协议”的传言。连战当时的回答是：台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大陆政策即以积极促进两岸交流与了解着手，希望能化解敌意，如果中共能排除在台海动用武力，并承认我方为对等政治实体，则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实在是多此一举。（《中央日报》1993年4月28日）
　　20年前的台湾，对“和平协议”与“三通”的兴趣，远远不及要求大陆对台商进行投资保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断透过舆论放话。
海基会唱白脸，“陆委会”唱黑脸
　　从台湾方面实际谈判技巧上看，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一直扮演白脸，基本上和言软语，不说伤人话。而“陆委会”则无此顾忌，相当于黑脸，在幕后操盘，且不断施加压力，对大陆进行批评。
　　汪辜会谈进行的1993年，正是台资企业入驻大陆的高峰期。按照台湾的统计，台商在大陆投资者有几千家，投资金额在50亿美元之上。大陆给予了他们有别于内地企业的优惠政策，但同时也因法制不健全，而出现台商权益受侵犯的事件。在汪辜会谈期间，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高孔廉就呼吁大陆拿出诚意，确保台商正当权益，两岸签署台商投资保障协定。
　　但在大陆看来，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台湾应放宽大陆产品输入台湾的限制，开发劳务市场，同时至少准许大陆经贸人士赴台考察，包括进一步允许大陆企业投资台湾。从对等原则看，这些要求显然是合理的。但高孔廉对此不以为然，仅强调以这些为附带条件，是中共蔑视台商权益的体现。
　　《中国时报》甚至刊发社论，认为台商投资保障协定是谈判中最重要的项目。社论在论及大陆何以不能满足这些看上去合理的要求时，是这样解释的：“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中共迄今尚未承认我方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亦未公开宣布放弃武力，甚至原传汪道涵有意在新加坡会谈中正式宣布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亦遭唐树备（海协会秘书长）否认。在此情况下，我方系处于较为不利的状态，如完全以对等的条件回报大陆，其后遗症实不可想象。”
　　这个说法倒也符合台湾的政治现实。台湾当局害怕的是，经济门户向大陆放开之后，首先在岛内就将引发政治风暴。民进党无时无刻不在借题发挥。在汪辜正式会谈之前，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江鹏坚曾表示，中共是企图以保障台商投资权益为饵，采取“诱敌深入”的首破，迫使我方放弃本位，处理此次会谈中有关的两岸事务，不必因急于解决问题而误入陷阱。（《中国时报》1993年4月27日报道）
　　在最后签署的协议中，并没有包括单方面惠及台湾的“台商投资保障协定”。两岸协商谈判才刚刚开始，虽然大陆在非政治原则问题上愿意让步，但在台湾就互惠全无退让反倒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不考虑一开始就将这张牌打出。一直到2012年，当两岸两会谈判的主角已由汪道涵、辜振甫转换为陈云林、江丙坤，且“陈江会”已经进行到第八次时，“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才正式签署——和单纯保障台商权益不同，这个协议“保障海峡两岸投资人权益，促进相互投资，创造公平投资环境，增进两岸经济繁荣”。但在两岸投资问题上，仍然难以达到完全的对等，台湾对大陆的限制，远远超过大陆对台湾的限制。
　　海基会自承谈判不如海协会
　　汪道涵和辜振甫的签约仪式，选在4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原定在新加坡东方大饭店会议厅举行，后为避免民进党宣达团的干扰，28日临时决定仍在协商谈判的海皇大厦四楼会议室举行——这里有新加坡的警力，能提供更好的防护。
　　这一次汪辜会谈的成果是签署了四项协议，包括《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这次谈判结束后，海基会秘书长邱进益曾对媒体表示，这次谈判他三面受敌，谈的怎么样都有人不满意，根本就是当炮灰。他批评台湾方面政策摇摆，让谈判的人无所适从。
　　“你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从北京交手到新加坡，有没有觉得他的态度愈来愈强硬？”《中国时报》在专访中这样提问。
　　邱进益回答说：也不是强硬的问题，他有他的目的。他在北京造成的印象，和他在新加坡想造成的印象不同，所以整个设计也不同。在北京的时候，唐树备要告诉大陆人民，台湾有个这么高层的人来了，而且那是个会前会，开不成就没有新加坡的会了……所以千方百计让邱进益等人觉得舒服。可是到了第三国时，他们老大心态就摆出来了，“不能输给你”，在国际上要让人家了解他才是中国，他们对统一交流有诸多要求，是台湾在反对抗拒。唐树备要向国际媒体造成两岸双方已经坐下来谈问题的印象，所以在整个会谈中，他的谈话都不涉及政治，但在会外，却一天到晚政治放话，给人家一种我们有政治对话的印象。
　　“坦白说，他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邱进益说，“就我的感觉，唐树备在谈判过程中没什么变，他对外放话时就不同了。记者只看到他的放话，所以觉得他变得强硬。”
　　从邱进益当时的评论可以看出，整个汪辜会谈，真正掌握议题走向的，实际是海协会——虽然表面上，海协会对海基会做很多让步。邱进益建议，未来海基会应该成立专门的谈判队伍，否则将来的谈判中会愈来愈不如对方。
　　但将来的谈判一下子就被推到了5年之后。在第二次汪辜会谈在1998年召开之前，两岸发生了很多事，第二次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都已开始，又不得不中途停止。浙江千岛湖台湾游客被杀事件后，台湾一手促成两岸两会商谈的领导人李登辉，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而大陆也开始强硬地以军演来回应。1996年“大选”时，李登辉高票当选，大陆也随即软化态度，1998年第二次汪辜会谈开始。但李登辉随后抛出“两国论”，让新局再成泡影。
　　这下一次的两岸两会协商，就要等到10年之后了。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破冰之旅还只是前戏，因为彼时的执政者是民进党。一定要等马英九在2008年打了翻身仗，海协会和海基会才水到渠成重启谈判。而此时，汪道涵和辜振甫都已去世三年。
　　虽然和平协议还没签署，但两岸的敌意已渐消。在海基会台北举办的20周年纪念活动上，汪道涵之子汪致重说，辜、汪两位老人常住人们心中，是因为他们在复杂的环境和压力之下，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人民。纪念汪辜会谈，令后人有更加明确的责任感，要用大格局对待两岸面临的问题，探索两岸共荣之路，令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美好强大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