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
　　江青：我非常喜欢嘉宝
　　“我非常喜欢嘉宝。”这是1972年夏天，江青对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说的。为什么呢？江青列出了三条理由：因为“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
　　江青这一评价可谓知人。在好莱坞的女星中，嘉宝气质之高贵，无人可比。气质是天生的，与血统、遗传、贫富、贵贱无关。嘉宝出身贫寒，但这并不妨碍她气质超凡。即使是扮演香艳的角色，她也不是靠性感、色相、美貌来吸引男人。如同柳如是一样，她吸引男性的，是独特的精神风采。这一风采隐现在她的眼神、举止和一颦一笑之中，无论男女都会为之倾倒。
　　她对世俗的叛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她终生不嫁，对好莱坞“伟大的情人”吉尔伯特的多次求婚毫不动心。1945年，她在世界影坛上正如日中天之际，她突然宣布息影。那时，她才36岁。在此后的45年中，她深居简出，远离媒体，逃避名利。柳如是常着儒服男装，她也喜欢穿着男服、戴着帽子散步。江青说她“有一点叛逆”，实在是客气。
　　至于嘉宝的表演，江青说她“在20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这不是过誉。嘉宝有四部电影：《安娜—克里斯蒂》、《罗曼史》、《茶花女》、《妮诺奇卡》获得奥斯卡提名。1954年，在她息影18年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她特别荣誉奖，表彰她的非凡贡献，称赞她的演技超群。
　　江青称赞嘉宝，是因为她的出身、性格和审美与嘉宝有类似之处。嘉宝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她14岁时，父亲得了肾病，因无钱医治而逝。嘉宝上戏校时，总穿一件黑天鹅绒斗篷，为的是掩饰里面那些左缝右补的衣裙。江青虽然出身于小业主，但她的母亲是二房，江青很小的时候，其母就出去分过，日子从来不宽裕。她上戏校的时候，“穷得连贴身的背心都买不起，常常空心穿旗袍。”（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93页）
　　江青从小就喜欢向秩序挑战，她六岁时，为抵制缠脚而战，成功地瞒过了母亲。五年级时，跟修身老师叫板，被学校开除。在戏校，男生都不敢在夜里进文庙，而她竟独自一人深更半夜地摘下了孔子像头上的“平天冠”。这种性格使她在上海时出尽了风头：演戏争角色，恋爱闹婚变。嘉宝只是在自己身上改变着世俗，她从来不曾伤害别人；江青则把这种改变扩展到了外部世界，为了满足自己，她从来不在乎伤害别人。
　　嘉宝的表演风格之所以得到江青的赞许，是因为，在她还叫蓝苹的时候，就养成了对“自然本色”的喜爱。她欣赏阮玲玉和王人美，因为她们自然。她讨厌陆丽霞，因为她扭捏做作。她演的娜拉，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她的表演被称为自然本色。在她为“高大全”英雄的伪崇高操劳的时候，自然本色的审美趣味仍旧隐藏在她的内心某处。革命把江青塑造成了一个优秀的两面派和杰出的实用主义者，使她能够在同一天里扮演两种完全对立的角色——在外面指导着既做作又夸张的无产阶级艺术，回到钓鱼台，就观赏资产阶级电影，沉浸于嘉宝的“不做作、不夸张”的表演艺术之中。
　　女王：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
　　《瑞典女王》摄于1933年，嘉宝在片中饰演克莉斯汀女王。估计江青在上海时看过它，且印象深刻。否则她不会对嘉宝如此了解，并且在三十多年后，还向维特克夫人推崇这部电影。
　　故事从1632年讲起，那一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战死沙场，其女克莉斯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登基。14年后，这位年仅20岁的女王做了一件扭转了欧洲历史的大事。这是一场令人感动又催人反省的戏——
　　皇宫，女王坐在宝座上，略带疲倦地扫视了大殿里的“方阵”：议员、贵族、主教和农民代表。军乐奏响，查里亲王——女王的表兄，凯旋的英雄，军队的统帅，上身着皮甲，下身是紧身裤，足蹬带着马刺的皮靴，像运动员一样，迈着矫健而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后面是一队一身铠甲的士兵。
　　女王起身，欢迎亲王归来。亲王受宠若惊，挺直腰杆，抖动着小胡子，向女王发出誓言：“敌人伤亡惨重，我军大获全胜，为了女王，为了祖国，我愿意重返沙场……”
　　大殿中，一片欢呼声。
　　枢密大臣，一位头秃齿豁的长者；贵族代表，一个瘦小枯干的绅士；大主教，一个须眉皆白的老翁；纷纷表态，请女王继承先王遗志，为了信仰，为了上帝，抓住时机，增派军队，将那些野蛮人斩尽杀绝。让他们向瑞典赔偿战争损失，赔得他们一分不剩……
　　查里亲王受到激励，又抖动起小胡子，要求女王批准他立即出征。
　　女王说话：“你们都表态了，可是，我想听听农夫怎么说，是他们冒着危险去打仗。”她把脸转向最边上的“方阵”，请前排的一位老伯说话。
　　那位老伯站了起来，小心地往前走了几步，两手堆在胸前：“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打起来了。叫我们上战场，我们就去了。”“你们再也不用去了！”女王握起拳头，用力地挥舞了一下。“生活中还有比战争更重要的事。我受够了战争，我在摇篮里，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打仗了。打够了。我要邀请各大国迅速而体面地议和。”
　　这一下可炸了窝——岂有此理，打了胜仗，反要议和？！议员、大臣、贵族、将军七嘴八舌，摆出各种理由试图说服女王，女王舌战群英——
　　主教：“那些异教徒已经在我们手心里，要让他们跪下求饶！”
　　女王：“大主教，难道要把不同信仰的人全部杀掉吗？你野心太大了！”
　　大臣：“如果敌人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呢？”
　　女王：“那就提出他们能够接受的条件。”
　　贵族：“您一定要为先王报仇！”
　　女王：“别提报仇了，要让先王得到公正的评价。”
　　将军：“我们的官兵不能白死，要让他们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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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皱眉，站起，扫视大殿，大呼小叫停止了，人们起立，看着女王。“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再也不想打仗了。战利品、荣誉、战旗和军号，这些发光的词藻的后面是什么呢？是死亡和毁灭。是成千上万的残废者。胜利的瑞典在被蹂躏的欧洲像死海中的一个岛屿。告诉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百姓们得到安全与快乐，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生活的艺术！”
　　女王沙哑的嗓音在大殿中回荡。
　　顾彬：《狼图腾》让中国丢脸
　　瑞典王宫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地带，占地面积不大，就是加上它前后的马路，也不及一个太和殿。李泽厚说，西方的教堂、宫殿之所以往高了去，是因为人家心中有个上帝；中国的皇宫、庙宇之所以像摊煎饼似的向平面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想从中“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美的历程》77页）。换句话说，中国人只想着现世。
　　想着现世，是不是就更好斗，更尚武，更渴望大一统？我不知道。但是，在瑞典的经历使我得知，克莉斯汀女王的和平主义、人道精神是很难被国人接受的，即使他们移民到了这个北欧福地。
　　十几年前，我到隆德大学做客座，认识了若干移民当地的华人。这些人，无论是来自北京，还是来自天津、沈阳，无论毕业于清华，还是毕业于复旦，一提起“台独”来，个个禳袖奋襟，怒目切齿。
　　——“要叫我，早就派解放军过去，把他们全灭了。”
　　——“派什么军队呀，送他们一百枚远程导弹就解决问题。”
　　——“擒贼先擒王，先把李登辉、陈阿扁灭了！”
　　一位计算机女工程师的发言最惊人：“我儿子还小，要是再大点儿，我就送他去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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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劲头一点也不亚于克莉斯汀座下的将军和大臣。我问他们：“你打了导弹之后，不派人去吗？人家跟你打游击，你能把宝岛变成焦土？把两千万台湾同胞全杀了吗？”
　　“你就眼看着他们分裂中国吗？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了！”这些归化瑞典的前中国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前几年，出了一本畅销书《狼图腾》，评论家称其为千古奇书，震撼世界。好事者则要为作者姜戎申请诺贝尔奖。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诺奖评委马悦然不理不睬，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话了：“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它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
　　中国记者请他解释。顾彬的说法让国人大吃一惊：“《狼图腾》的问题在于语言、形式、思维意识。它总是在重复纳粹主义式的‘血’、‘土地’、‘强者’之类的概念。如果书中的主张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并受到欢迎，那么这是中国人不光彩的一面。”
　　浸泡在爱国主义中的中国文人不干了，他们纷纷在媒体上讨伐这位不知趣的老外。顾彬的话让人深省：“我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大的德国人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应该知道，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国历史有着沉重、严肃的反省、深思和自我批判。我们对一些词非常敏感。比如说，纳粹分子主张的‘血’、‘土地’、‘强者’等。甚至‘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等词至今仍很难被接受。”
　　顾彬的心与克莉斯汀女王是相通的。
　　女王：我告诉你怎么打铁了吗？
　　国王也有人权问题。国王代表国家，所以，其人权又与主权、与国家、与民族难分难解。克莉斯汀爱上了西班牙特使，一位长着热烈多情的黑眼睛，蓄着小黑胡，富于异国情调的西班牙贵族。女王与他在雪地里邂逅，在旅店里重逢，特使那特有的诗人气质征服了这位打算做个“单身汉”的女王。
　　堂堂瑞典女王竟与小小的西班牙特使谈情说爱？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至贵族重臣，下至草民百姓，一致要求女王嫁给查里亲王，以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
　　重臣们开会，一致要求特使离开瑞典。“百姓的愿望”成了他们最好的借口。
　　女王怒了：“为什么？我过问过百姓的私生活吗？我命令他们该爱谁吗？我幸福了，就少为他们出力了吗？”
　　女王双手握拳，怒视着臣僚们：“还叫我统治者，这种称呼简直愚蠢得出奇！连我最个人的事都由别人说了算，这是什么统治者？我有我的自由，不能让国家剥夺。对你们不讲道理的强制，对宫廷中阴谋策划的强制，我绝不屈服！”
　　警卫司令跑进来报告：“皇宫外面围满了百姓，他们来势汹汹，嚷嚷着要见陛下。”
　　女王向大门走去。
　　警卫司令：“卫兵们已经准备好了，枪都装上了子弹，开枪吗？”
　　“不！”女王头也不回。
　　“那就把领头闹事的抓起来？”
　　“不！”女王斩钉截铁。
　　“那……”
　　“让他们进来！我不怕我的百姓。”女王昂首挺胸向外走。
　　大臣们怕出事，竭力劝阻，女王请他们闭嘴，谁也不许跟着。她一个人走出大殿，命令警卫司令：把卫兵们统统撤下，马上打开皇宫大门。
　　门开了，成百上千的百姓高举着火把，叫喊着，呼啸着，像一群疯子涌进大门，冲向王宫，跨上台阶。女王站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雕像一般，静静地注视着汹涌的人潮。百姓在距离女王七八级台阶的地方停住了。
　　女王摘下皮帽：“怎么？百姓们。这是善意的拜访吗？怎么没人说话？”
　　人群里发出吼声：“叫西班牙人滚回去！”
　　女王朝最前面的一个壮汉点头：“你，我的好百姓，过来。”
　　那汉子向前迈了两个台阶。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铁匠。”
　　“你是一个好铁匠吗？”
　　“是的，我的父亲就是铁匠，我父亲的父亲也是铁匠。”
　　“如果我到你的铁匠铺里，说我不喜欢你干的活儿。告诉你应该怎么打铁，怎么加料，行吗？”
　　铁匠无语。
　　女王：“我的事情是管理国家，我有办法管好它。你的事情是干好你的活儿，这都是祖传的。我的父亲就是国王，父亲的父亲也是国王。我的父亲为瑞典而死，我为瑞典而生。我的好百姓，回去干你们的事吧，我的事让我来做。”
　　铁匠如梦方醒，转过身，举起双臂高喊：女王万岁！
　　人群响应：女王万岁！女王万岁！
　　聚在一起的群众是最简单、最愚蠢、最情绪化，因此，也是最容易被挑动被改变的两脚动物。女王的几句话，顷刻之间改变了情势，疯子还是疯子，只不过从疯狂地反对西班牙特使，变成了疯狂地热爱自己的女王。
　　克莉斯汀，轻松又调皮地扬了扬眉毛，转身走回大殿，那些跟她的父亲同龄的将军、议员、贵族和大臣们还没回过味来，一场由暴民引起的排外主义的动乱就这样结束了，实在让这些“爱国主义”者于心不甘——他们想假手于民，逼迫女王就范。
　　人权胜利了，国家让了步。但这只是假象。瑞典国财务大臣与西班牙特使决斗，特使伤重而亡，国家借助财政大臣的手，向人们证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幸福——哪怕你是一国之主。克莉斯汀女王的爱情之花刚刚开放就凋零了。发誓绝不屈服的女王，孤独地站在船边，茫然地看着大海——就像她无法战胜大海一样，她也无法征服命运。
　　江青：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嘉宝是表演艺术家，江青是政治投机家。艺术家不懂政治，但有正义感，所以，嘉宝说，她要杀死希特勒。投机家懂得艺术，但不懂廉耻。所以，江青自封为“文艺旗手”。
　　这部影片唤起了江青什么情感，给予了她何种感受，我们无从知道，或许克莉斯汀的个性引起了她的共鸣，或许女王浪漫的爱情让她的心动，或许权力的威力让她心仪，或许女王魅力令她倾倒……
　　但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讲究实用，所有的激进派都是多面人，江青向维特克解释说，嘉宝的影片之所以不宜公映，是因为公众会对它进行政治批判。而这对嘉宝不公平。维特克夫人没有反问江青：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政治批判？是谁把这种思维方式注入到国人的思想之中？为什么只有她，才有权力观赏《瑞典女王》？
　　心理学说，心智不健全者有多种表现，没有内疚感是其一，没有自知之明是其二。这两条江青都占了，所以，她会理直气壮地为嘉宝抱不平：“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会大言不惭地拜托维特克：“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