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昱
　　改革，我们一直在路上。中国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是收获了改革红利。有三次改革成为塑造中国模式的最大动力：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二是上世纪90年代，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由此收获了全球化红利。
　　不过，在将中国经济推向“黄金十年”的鼎盛后，改革驱动有所式微，表现为：第一，由于强制性计划生育加之成本推进型的通胀的到来，人口红利基本消失。第二，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因为欧美世界普遍陷入经济危机而消失。第三，由于房价发展到了高位，为了保护实体经济、减少金融风险的限制房价的宏观调控措施，土地财政红利也丧失。第四，经济领域内既得利益犬牙交错，特权与责任分离，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被限制，社会整体上失去了活力，创新红利衰竭。
　　中国经济需要重新定位。继续深化改革已成社会的普遍共识。十八大提出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以及此后释放的各种积极讯号，已经创造了一种引人期待的气氛。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至理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与中国改革初期不同，改革的内外环境以及自身定位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首先，通过改革坚守经济增长的成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全球化支撑下的工业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急剧扩张的速度受到遏制，服务业的比重逐步提高。这远非产业结构的腾笼换鸟，更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布局。制造业易于标准化，更容易从国外学习到先进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较快，而服务业差异化程度较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对较慢。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无形中借助了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金融融资、市场销售和法律支持等服务。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相关制度的缺陷，如金融业相对落后、法律保护力度不强、政府干预较多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并制约服务业的发展。
　　如果政府听之任之，那么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加剧：制造业面对的总体需求下降，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并引发制造业的失业增加。由于银行业主要为制造业提供融资，随着制造业投资和利润下降，会导致银行业出现收缩信贷和去杠杆化的过程，结果是经济出现螺旋型的向下调整，甚至走向通货紧缩。如果单纯采取松财政、松货币的刺激政策，尽管在短期内效果可能较好，但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在中长期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引爆金融危机。
　　其次，通过改革激发未来经济活力。在尽可能避免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的前提下，未来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激发潜在的增长动力以尽可能延长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时间。不同于10年前的开局，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一个高度成熟的GDP举国体制，路径依赖的固化程度和影响远远高于以往。如果重复走上“投资＋货币”的老路子，不但进一步加深结构性矛盾，也不利于稳定经济预期，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这也是此前“四万亿”带来的教训。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主要靠投资拉动，但无疑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是非常明显的，这并非完全是由于基数的原因，相当程度上来源于财富分配机制出现的问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4的中型以上后发达国家，能够在人均GDP超过世界人均GDP的一半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于中国而言前途尤其严峻。
　　面对这些新问题，理论者、经济从业者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细致检讨，从各自的角度对问题存在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给出了自己的思路。《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约请了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高尚全、陈锡文、周瑞金等老牌专家学者，以探讨中国改革红利问题为主题，谈设想、提建议。该书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派观点：一个是政府派观点，主张强化政府干预；另一个是市场派观点，强调加强市场机制建设。
　　在政府派看来，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政府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致政策设计有漏洞，或者现有政策落实执行不力。如宋晓梧，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政府派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而对于市场派，如厉以宁、吴敬琏等，现存问题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人为干预既不能解决现有问题，还可能产生新问题。诚然，在结构改革尚在中途的时期，增强竞争性应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支点。一个投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会比一个主导着有限市场的国企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会比只由几个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发展得更快。价格下降、持续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良好的营销都会吸引人们做出更多消费。这有利于成功的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基石。更激烈的竞争还可以促进产品创新。如果以提升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作为改革出发点，消费者能立竿见影地从中获益，而这又将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改革感到信任和支持。
　　如高尚全所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有关争执从来没有停歇过。从此意义而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重新站到十字路口。
（作者系工商银行研究中心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