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怡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就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总体部署以及相关经济改革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专访。
　　经济观察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突破和理论创新是什么？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向今天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观察报：那应该如何切实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辜胜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顺畅、边界不清晰，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而市场权力受到限制是制约市场作用发挥的根本因素。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还权于社会和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不正当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都交给市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让企业和个人成为微观决策的主体。
　　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改革。要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
　　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做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经济观察报：此次大会在所有制问题上有何新意？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辜胜阻：在所有制问题上，全会将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并列、相提并论，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既要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是要要构筑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当前民企和国企在使用生产要素时的不公平现象明显。十八大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下一步国企改革有四个重点：一是要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在有进有退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要对垄断行业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三是要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四是要解决内部利润控制，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
　　经济观察报：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如何解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
　　辜胜阻：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成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以强力推动改革。
　　为此，全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认为，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
　　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有“三个突破”。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经济观察报：此次大会对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哪些突破？说到城镇化，土地问题是绕不开的。如何看待此次会议对土地制度改革做出的部署？
　　辜胜阻：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这说明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逐步走上“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路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全会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此，全会提出，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着眼于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意味着农民可以在住房保障、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多个社会保障领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保护,从而将其现有的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
　　全会还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在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要给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土地产权设计，要在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三个权利分离情况下来保障各个主体之间的权益。对于农民承包土地来说，关键是要在保留承包权的基础上流转经营权、用好抵押权。对于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可考虑分区域进行，在城市化和城市化扩展地区，可先实行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的制度改革。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有研究显示，土地流转将给中国8亿农民人均增加6万至10万元的资产总量，并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消费增长、农业发展及加速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农村宅基地改革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改革可能导致一部分农民失去最后的生活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应坚持农民受益最大化的原则，完善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转机制。土地流转要在农业用途范围内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展开，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应逐步推进农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本镇、本县范围，甚至更大范围交易，在更加完善的市场中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应当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更多的法律法规服务、合同服务、仲裁服务、土地价值评估服务，完善土地交易平台。
　　同时，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防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而随意侵占和损害农民权益。要探索建立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进城落户人口规模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利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