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琦子
　　菲律宾无疑是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的焦点。
　　11月12日，菲律宾谈判官员Yeb　Sano在全体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台风“海燕”给菲律宾造成的破坏。截至11月14日，“海燕”已造成菲律宾2357人死亡，超过3800人受伤，1100多万人受到此次台风影响，约67万人无家可归，许多村落被夷为平地。恶劣的天气状况令救援物资难以及时运达。演讲的最后，Yeb　Sano宣布自愿开始禁食，直到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各方就建立损失损害补偿机制达成一致，提供明确的资金承诺并加以履行。
　　此时的菲律宾，仅仅是气候变化后果的一张剪影。
　　碳排放困境
　　英国智库ODI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每年对化石燃料的补贴超过5000亿美元，远高于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仅在2012年，全球最大的200家能源公司用于勘探和开发新化石能源储备的花费达674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的投资只有270亿美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1月5日发布的《2013年碳排放缺口报告》披露，在本世纪内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形势非常严峻，需要在2020年将碳排放控制在440亿吨之内，而2010年实际排放量是501亿吨。即使各国严格遵守各自的减排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将比所要求的目标高出80亿吨到120亿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Christiana　Figueres表示，显然，各国目前承诺的减排量并不能达到防止全球气温上升超过前工业化时代2摄氏度所需的水平。至今，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大约0.8摄氏度。
　　如果这一鸿沟在2020年无法显著缩减，将对能源效率和碳捕捉技术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份UNEP的报告显示，如果这一目标无法达成，到2070年，非洲为治理环境问题付出的代价将高达每年3500亿美元，而如果达成，环境治理成本将为每年1500亿美元。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电力和能源依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尼日利亚央行行长Mallam　Sanusi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尼日利亚迫切需要电力和基础设施投资，60%的尼日利亚人仍处于贫困状态，每天生活成本不足1美元，这是尼日利亚首要解决的问题。“尼日利亚也希望发展太阳能、风能，因为在尼日利亚这些资源很丰富，但许多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投资化石能源。”
　　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月1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这次大会有三项核心议题：争取落实此前多次气候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气候基金承诺；二是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损害机制问题；三是为2015年将要签署的全球气候新协议搭建框架和奠定基础。
　　绿色融资
融资无疑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目前，如何将融资扭转向更可持续的方向？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Achim　Steiner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有三种方式可以将融资方向转向更加绿色环保的领域，而不是维持上个世纪的经济模式。首先是纠正市场扭曲。“如果我们继续给上个世纪的科技进行补贴，那么清洁科技缺乏投资就不会令人惊讶。”Steiner说，“对化石能源的巨额补贴已经成了IMF、世界银行、OECD关注的重要话题，我们都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扭曲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其次是政府可以促进和加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2006年到2012年，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已经增加到1.3万亿美元。这是长期能源政策的结果。市场也相信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结构的一部分。“第三点是我们要看得更深更远，把金融市场看成一个整体，才能明白为了能提供更多绿色融资产品需要做些什么。”
　　有观点质疑，绿色能源目前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并且可再生能源只占能源结构的一小部分，这样很难对金融机构形成激励。对此，Steiner表示，我们要看到新能源的增长趋势。“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回报率在迅速发生改变。我所在的机构UNEP，总部所在的大楼就是靠太阳能光伏系统支撑的。在采用这套系统18年后，我们已经完全收回投资，并且每年制造出的电能还有18万美元的盈利。”谈到融资，Steiner补充道：“问题是融资并没有跟上经济模式的改变，主要的融资还是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现在化石能源在勘探、提炼等流程中都享受补贴，包括税收优惠。但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另一种模式将更有利。如果补贴、财政框架、税收、关税都进行调整创造对可再生能源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将使投资更加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一点需要政策制定者做出努力。”
　　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有所行动。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介绍，银监会从2007年开始启动和构建绿色监管体系，颁布了很多政策法规和指导意见。“我们首创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也可以据此计算信贷量、减排量。我们还完善了绿色信贷体系，把绿色信贷指标纳入银行考核范围。”中国银监会本月4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国内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4.9万亿元。
　　能做的还有很多
　　虽然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一直在增加，各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做出了努力，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今年已经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只剩下欧盟和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不断萎缩的核心。而欧盟市场上二氧化碳价格的崩溃已经削弱了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欧盟对新能源的补贴已经大不如前，煤炭使用量又开始大幅上升。就在华沙气候大会召开之际，波兰政府还计划举办一场高级别的煤炭行业大会，主要议题是探讨煤炭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在Steiner眼中，大规模使用煤炭虽然便宜，但代价巨大。“企业都希望使用便宜的能源，赚些快钱，不用为环境的破坏付出任何代价。这不符合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法律、标准、规定，还有健康标准。以中国为例，中国当下煤很便宜，但许多中国人日渐感受到为了这条便宜的发展之路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清理污染变成了社会需要承担的代价，而利润却被使用化石能源的企业拿走了。”
　　法国兴业银行新兴市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主任Denis　Childs认为，很多企业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时做的很不好，对能源效率的重视远远不够。“许多企业，包括跨国企业认为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就是建希望小学，或者捐点钱，因为这是最容易的事情。而在中国其实非常需要的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
　　根据UNEP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各国必须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投资激励以及改革化石能源补贴方面做足功夫。具体说来，需要有定义明确的目标和指令、充足的资金支持、对参与者的经济激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将计划切实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