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为官山西真心不易。
　　山西安全事故频发，省长市长们常常因事故去职贬谪，已不是新鲜事儿。一度有“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的坊间戏言。不过，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为官山西之难，最难是做出显绩。
　　为什么？
　　山西一煤独大的产业机构积重难返，因袭了几十年，在煤层上构筑的经济模式、政坛生态、乃至社会风气，莫不与此有关。所谓资源诅咒，已然深入肌理，侵入骨髓。在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GDP考核对应着资源开发的力度与深度。有水快流，多挖快送，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体系中，这是最具有正能量的标本：一个地方默默地为国家、为中央政府贡献自身，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所以，山西的官员很悲情，比奉献，谁比得过山西？可惜的是，这样的价值观时过境迁，在外界看来，山西土豪遍地，个个在围墙内数票子。因应时事剧变，山西要想跟上节奏，转型乃是必然。转型就是改变，无论是中央，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但变化真那么容易吗？
　　相对于发展不足的西部省份，山西的经济基础，变起来殊为不易。这就像在空地上盖楼，后发优势明显，一盖就能标新立异。但山西这栋老式大楼，结构既定，承重墙不能动，零敲碎打修修补补，一时难以呈现新面貌。在大同、阳泉、太原，即便是从城市的表观上，也处处能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深刻烙印。
　　可以说，在积重难返的产业结构中，创新与突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显现。对于山西的官员来说，注定还要悲情下去，默默奉献了几十年，转型同样也要默默奋斗几十年。
　　2010年，袁纯清到任山西，在调研了一圈后，推出了“右玉精神”这个典型，如今看来颇具深意。右玉县地处晋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接壤内蒙古，近代生态环境恶劣。成立60年来，右玉县历届主政者坚持植树造林，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创造了奇迹。
　　其实，奇迹的背后，何尝不是被逼上路，上了路，还要坚持。我所读出的“右玉精神”内核，是前后相继，萧规曹随。前任植树，后任没拔掉，也没别出心裁换树，不求显绩，不求闻达，一路植下去。
　　这在政治生态中确实弥足珍贵。为官山西，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大方针既定，都少有创新空间，至多是创新执政手段，厘清轻重缓急。如今山西要转型，山西的官员，注定要在转型的路径下，默默铺垫数十年，才可能换来新气象。
　　如此情势下，再来看耿彦波这个官场明星，颇为复杂。
　　曾经将大同翻了个“底儿朝天”的耿彦波，想将城墙内的居民全部迁出，全面恢复古城，为转型打开一片天地。但一朝身去，尚未完全复古的“平城”和百亿城市负债，就引来激辩。疑问就在于：对于一个城市，一任主官的力量，能否改变其根本格局。即便是跟随他左右的官员，当古城拆空到一半时，冷寂的古城，就让人心生疑惑，一座仿古的空城，真能让古城复古，换来再生的机遇？
　　当然，耿彦波之于大同，自然是大有显绩。他的一段文字刻在了大同东城墙门洞上：天下大同，北方锁钥。屏家国而拱神京、襟长城而镇雁关……古城修复，城墙为表，千秋盛事，功在不朽。
　　改变一个城市的坐标和航向，决非一日之功，再造城市是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坚持，守成之吏并非无为，而是积累和延续，这考验着一任官员的官品，亦检视其追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