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
　　这一家子三姓四口人，家主邱兰姑娘，儿子张富贵是与前夫生的，前夫病死后招赘了费平，生了个女儿费玉凤。
　　麻脸儿男与烂眼猫女
　　费平是个麻子，解放初已经小五十了。旧时的中国农村不很懂得人格尊严，往往将人的身体缺陷当作名字的不可分割部分连在一起叫，费平就被乡亲们叫做“费平麻子”了。“麻子”粗分有白麻子和黑麻子两个品种。白麻子与肤色的反差较小，相对好看一些。费平是黑麻子，麻豆深凹且稠密，焦黄的猫形脸庞上星罗棋布地布满了黑色的坑，直布到耳朵后，人长得丑陋就不必说了，且丑陋之中又有一种凶恶相。
　　人啊！真是不可貌相的。其实费平叔的脾气顶顶好，一点也不凶。凡兰姑娘不在现场时，乡亲们喊“费平麻子”喊了一条声，他满自在地笑嘻嘻地顺口答应着，从不置闲气。
　　费平叔以拉黄包车为业，春夏秋三季总穿一件被汗水浸得斑驳发黄的白平布的无袖有兜的对襟开衫，腰间勒一根用黄麻自搓的绳子，穿一双黄麻底草鞋，车垫子下却备着一双八成新的青布鞋和一件半新的兰平布的褂子，甚至还有一顶藏青色的直贡呢瓜皮帽。这些“高档”行头平日里当然是舍不得穿戴的，只有在拉上有身份的客人或是拉新娘子时，费平叔都会自觉地穿戴得干净整齐，为主家增加一点喜庆气氛，也巴望着能额外得到一份赏钱。
　　旧时农村没有什么“小费”、“红包”的说法，赏钱就是赏钱，给多给少是一回事，给不给关乎到喜事在身的主家的脸面，也就基本上没有不给的，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但是客气话还是必须的，车夫说一声先生（或太太）你太客气了，对方则回一声“应该的，应该的”。不是虚伪与客套，而是规矩。
　　费平叔的人物形象与职业使我老拿他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相比较。当然“骆驼祥子”也有老的时候，但读者们的印象往往就锁定在祥子与虎妞好的那一段年轻时光里。那么年轻健壮的祥子，臂和胸都有隆起的肌肉，这才有将洋车拉得飞快的场面，这才吃得了拉洋车的这份劳苦。而我记忆中的费平叔就一直是瘦肉骨感型，腿长长的，一点也不粗壮；手臂是长长的，却越发细了；个头儿高，脑袋却小，胸也是扁平的。费平叔拉黄包车时的姿势也很可笑，像高跳步般的跳着奔跑着，就像秋天里的蕃瓜叶面上一只羸弱的老螳螂在跳。
　　费平叔既不是拉车的身材，更过了拉车的年纪。出上一趟车回来，坐在那儿喘粗气，半天也缓不过来。没有力气拉的什么黄包车啊？因何不种地呢？土改时他家的成份也是正儿八经的贫农，也分了不少地，可就是不好好种。他也确实种不好，再说种地与拉黄包车的收入也根本没法比。
　　于是，兰姑娘与费平一度就动脑筋想将地租出去。想租地的人有的是，薛家埭上所有的农户都是好庄稼把式，全都觉得地不够种，发华叔与让其老爹与他们联系好多日子了，巴望着西街头像兰姑娘、大金叔、李楞子这些半调子的农民将土地出租给他们种呢。“那可不行！”矮脚大头鬼村长常新万郑重其事地说：“费平麻子，你要将地出租就是犯了政策犯了罪，你可别牵连上我这个当小村长的。”
　　兰姑娘问：“罪有多大？”
　　新万说：“起码也得蹲个三年、五年吧！”
　　费平叔吐吐舌头说：“这么厉害？不至于吧！照你这么说就只能让地荒着？”
　　新万说：“荒着好，荒着好，荒着大家都安生，好！”
　　兰姑娘是个袖珍小女人，个子矮小得过了分，她要是和费平叔站一起，一个就是根号3，一个就是根号2。兰姑娘脸模子长得还可以，五官也端正，皮肤也挺白，可就是长年害眼病，怕光怕风，眼睛始终睁不大，眸子总是红红的，乡人们都叫她“烂眼猫儿”。那可只敢在背后叫，谁要一不小心当面溜了嘴，不管是谁，兰姑娘开口就骂：“烂，烂，烂你妈的逼。”
　　兰姑娘对他男人直呼为“麻子”，在与老姐儿们聊天时则称“我家麻子”，这是她专用的爱称。她绝不允许乡人们叫“费平麻子”，偶尔有后生家当她的面这样叫了，她会冲上来大喊：“麻子也是你叫的，再叫撕烂你的嘴。”倒是费平在一旁说：“叫就叫吧，我本来就是麻子么。”兰姑娘说：“那也不许，你有没有名字啊！你给我自己端尊重了。”
　　兰姑娘，这个自身就有身体缺陷的女人很懂得维护自己与她男人的人格尊严啊！这样的女人在乡间是并不多见的。
　　这不，我在下文中也正儿八经用他们的大名了。
　　长相善良的兰姑娘嘴巴子真很凶啊！嘴巴子很凶的兰姑娘其实也仍然是善良的。只要在与她谈得来的邻居聊天时，或是在看见所喜爱的邻居家的小孩时，她就总会露出灿烂的笑靥，那一对猩红的小眸子，闪烁着无限善良的星光。
　　兰姑娘与前夫生的儿子张富贵，刚一解放就参了军，又赶上了抗美援朝，就当了志愿军入了朝，着实打过几场大战。富贵打仗很勇敢，拼过刺刀的主，杀过几个美国鬼子和李承晚伪军，还活捉过俘虏，于是立功受奖。部队上连续几年都有奖状、喜报、慰问信之类的寄回家里来。
　　部队上的这些荣誉证书总是通过乡政府转交的，目的是要造成“一人光荣，全家光荣”的声势。所以兰姑娘在乡里很风光，费平叔当然跟着沾光。又是贫农，又是军属，又是战斗英雄的二老，这两口子确实觉得自己在乡亲们面前很拉风。他们家那斑驳破旧的门板上一年365天都贴着“光荣人家”的红条子，有很多条，前年的、大前年的，去年的、今年的，年年都被刻意保留着。俩夫妻也常常在乡里的各种拥军优属活动中出头露脸，披红戴花，每次都被邀请上台讲讲话。讲话的总是男人，女人在旁边鼓着劲。费平叔的讲话开头总是“老三句”：“我不会说话，张富贵不是我养的，可我是他爹。”
　　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群众就开始笑了，领导拿起话筒向群众做一番解释。领导说费平同志是个老实同志，不会玩虚花头。于是又有人喊口号，“向军烈属学习！”“向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母亲学习！”
　　接着，费平又说：“张富贵是我看着从小长大的，一小儿就是个杀胚，饭量大，力气大，不怕死！”台上台下又是一片笑。请诸位读者别误会了，这里的“杀胚”不是贬义词，是夸奖他打小儿就勇敢。
　　费平叔接着说：“这一回我家张富贵是薛仁贵征东，白袍小将啊，我都不敢再当他爹了。”
　　兰姑娘一旁插话：“我是他娘，你就是他爹！有什么不敢当的。”
　　会场上笑得人仰马翻，拥军优属的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出来了。乡领导们见事明，所以每次这类活动都阵阵不离穆桂英。
　　破窑里烧出的好砖头
　　费平与兰姑娘的亲生女儿玉凤，是我最熟悉的儿时伙伴，比我大两岁，又是小学同班同学。那时的小凤儿个头儿就已经比我高半个头，扎两条羊角辫子，跟费平叔一个模子的猫脸，但没有麻子，油光水滑，水灵灵的大眼睛。
　　也不知从何时起，小凤儿的胸脯就鼓起来了，走起路来一阵风，声音银铃一般，望着男孩子时永远是一副兴奋的神情，永远是一串“嘎嘎嘎”的痴笑，笑过一阵，伸了舌头做个鬼脸儿。没心没肺，似乎从来也不考虑什么话该讲不该讲，也不知道羞怯与拘束。两口子对这个惟一的亲生女儿好吃好穿地养着，视若掌上明珠，呵护备至，无限自豪。“你们凤儿长得真好看！”邻人走过门前常会有心无心地奉承兰姑娘。“可不，这闺女也不知道随了谁，我和我家麻子都没有这样好看的。”兰姑娘立刻笑眯了眼睛回应道。
　　邻人说：“取了你们俩个人的优点。”
　　兰姑娘说：“你也看出来了！就是说唷！破窑里烧出好砖头来了，为我和我家麻子翻本呢！谁想得到呢！”兰姑娘毫不掩饰那副老母鸡生蛋后的夸张、得意的神情。
　　西街头是出产名言的地方，兰姑娘的这句“破窑里烧出的好砖头”流传最广，联系到爹是麻脸儿，娘是烂眼猫，这句话也很贴切的了。
　　小凤儿上学放学的路上，不断有邻人指着说：“瞧！这不就是费平麻子家破窑里烧出来的好砖头嘛！”有人认为凤儿长得确实水灵，有人认为也就一般，谁家女孩子年轻时不水灵呢？
　　尽管富贵给他们带来那么多的光荣，但在他们的心中却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破窑里烧出来的好砖头”那样令他们幸福与自豪，他们的心中其实早已没有张富贵，只有费玉凤。
　　小凤儿人挺聪明的，但不用功。早熟的身体和小家子女子的轻浮气质，使她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就开始受到年轻男教师和大龄男生们的骚扰，别人骚扰她，她也骚扰别人。比如说吧，那些下作的男生总装着不小心似地蹭她的胸，她居然不躲闪，立即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摸人家的裤裆；男生骂下流话，她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下流话。我有时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了就骂她：“你要不要脸？”她对我的话从不回击，但很在意，有时竟然眼泪汪汪的，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说白了，小凤儿和我小时候的交往多，我们之间也确实有过那么一点点特殊的感情，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青梅竹马”了。
　　六年中，我们沿着同一条路一起上学放学。我的书当然读得比她好很多，她常问我的问题抄我的作业。无数个融融的冬日，我们在她家的前屋一起踢毽子，在外祖母家的场院打弹子、甩铜板。也曾一起踩着雪地，跃过小溪去挑荠菜。夏夜的蛙声蝉鸣中，我们摩肩贴背地坐在孙大爷家场院听说书。蚊子叮上了脸、脖子、或手臂、腿，自己没看见，身旁的她或他看见了，一个大巴掌拍下去，然后兴奋地把手掌摊着给你看，掌心里一只黑色的大蚊子的残骸和一滩鲜红的血，相视笑一笑，心里就很温馨。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下午，壮着胆子到袁和尚家斜对面的乱坟场去捉萤火虫、捉蟋蟀、拔茅针。“茅针”这玩意儿是什么？我到现在仍然说不明白，将它啜在嘴里只有很淡很淡的甜味儿，就像我的童年生活一样。
　　有时玩着玩着就变了天，黄昏且阴雨的乱坟场，极恐怖极刺激，说不定脚下会不经意地踢出一根白骨来，也可能突然间发现不远处有一条青蛇正蜿蜒地游弋，间或又从蒿草丛中窜过一只野兔或是田鼠，一道白光倏忽间就消失了，都引起我们一阵“鬼来了”的恐惧，于是，拼命地奔跑。直跑到那三角地袁和尚的窝棚前才停下脚来。每每在这时候，袁和尚早就闻声而出，站在他家的茅屋前迎候着尖叫着的我们说：“孩子，别怕，哪有什么鬼呀！人还怕不过来呢，怕什么鬼！”平常的一个人，淡淡的一句话，我们就仿佛从鬼界回到了人间。尽管袁和尚自身的形象也如同无常鬼一般的，长长细细的身躯上顶着一个鸭蛋型的光脑袋，穿一袭遮着脚面的破长衫，袁和尚家的窗户透出的一豆灯火也如同鬼火一般半明半昏，然而我们的心却安定了，无常般的袁和尚就好像是阴阳两界的一个门卫。于是，我们在他家的窝棚里喘上一口气，喝上一口他端上来的粗茶，这才缓缓地牵手回家——
　　虽说小凤儿是我惟一的“青梅竹马”，但我们却从来没有玩过什么“过家家”。惟一的暧昧发生在我在她家踢毽子的时候。我是踢毽子的能手，我在踢，小凤儿在旁边给我数着数，兰姑娘在一旁看着。有一次我一下子踢到242个才飞了，息下来，喘着气，兰姑娘拿了一条白毛巾上来擦拭我额头上的汗，说道：“乖乖隆的东，瞧这孩子能的，我家凤儿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我一笑，脸一下子就红了，没有回答。我瞧见兰姑娘的猩红眸子里又一次闪动着无限灿烂的星光，令我惊奇，令我感动。小凤儿却一点也不害臊，这小不要脸的居然摇着我的手说：“你说要不要啊？”我甩开她的手骂：“你是个痴的。”说完就一溜烟地跑了。从此，她娘和她的话就记在我的心里了，虽然我并不知道它的真正涵义，却肯定是极大的好心和善意。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正规初中，离开家乡上学去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玩过。后来，偶尔在街面上碰见过几次，也不说话，远远地隔着对看几眼。大家都大人了，全没了儿时的感觉，却打听着彼此的消息。
　　小凤儿正规中学是考不取的，辍学了两年，第三年考取了另外一个小镇上的一所农中。凤儿这样的女孩，虽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却太娇生惯养，很单纯，好吃懒做，也不懂得世道人心。不久就传闻她让农中校长给勾搭上了，肚子弄大了。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有人就说啦：我早说过，废品（费平）窑子能烧出什么好砖头？这姑娘一小儿就骨头轻，这回现大发了吧！
　　学当然是上不成的了，小凤儿稀里糊涂地就早早结了婚，早早抱上了孩子。
　　费平与兰姑娘于是有了一个当校长的女婿。那校长女婿比凤儿的年龄大了一轮多，且也长着麻杆似的身材，马脸，暴牙，还是二婚。费平夫妇无限悲愤女儿“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恨透了这个王八蛋杂种操的毁了他家女儿的好前程。兰姑娘以泪洗面，眼睛越发红了，说是好不容易“破窑里烧出的好砖头”，可砌了猪圈了。虽然百般阻拦，无奈生米煮成了熟饭。费平跺脚大骂女婿“痨病鬼儿”、“大烟鬼儿”、“吊死鬼儿”——校长女婿毕竟是有知识的人，知道好歹，得了便宜就不卖乖了，笑骂由之。多少回厚着脸皮，提了好酒好烟好果子来，也进不了门，回回把东西放在门外就走了。
　　这样坚持了数年，直至外孙女能叫姥姥了，终于让他进了门。虽让他进了门，却仍是不给好脸色，寻找各种机会损他，搞得那个校长女婿在丈人丈母娘面前一直跟孙子似的。邻里水琴奶奶、曾家老太太全都劝他们想开一点，饭都煮糊了，还能怎么样？善待姑爷才是为自家女儿好。费平咧着嘴笑道：“烟照抽，酒照喝，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兰姑娘则说：“不怕，他要对咱闺女不好，我一剪刀剪了他屌子。”邻居们全大笑。等姑娘说：“兰姑娘，真看不出你的本事，连女婿的屌子也敢剪？”李楞子说你把你女婿的屌子剪了，你女婿就只能当太监，你女儿也就只能当“菜户”了。什么叫“菜户”？费平与兰姑娘不懂，追前追后问。看过“魏忠贤”的李楞子懂，但他就是不说。
　　张富贵复员后
“抗美援朝”结束后几年，张富贵就复员了。
　　富贵刚复员回来时在乡里着实风光了好长一阵子。潘书记亲自出面主持“最可爱的人”的报告会，乡干部们轮番请他吃酒席，小学校里更是不断地请他做报告，少先队员给他献上红领巾，戴上大红花。那可是战斗英雄啊！附近几个乡都找不到第二个呢！当然是三兴圩镇的大光荣啊！
　　当年一般军人的复员费也不过三、五百，可富贵的复员费听说过了千（具体的数目真不知道）。乡领导又帮助给富贵找了个俊俏媳妇成了家，又安排他当了民兵营营长，工资28块5毛，富贵就嫌低了，老大不高兴。
　　陈乡长开导他：“你看人家潘书记，老革命了，解放前就在这一带打游击，工资也才40块出头。我当乡长，工资也只比你多五、六块，你拿28块5毛也不算低了，你不还有复员费吗？老弟，不错啦！比我们强啊！”
　　富贵说：“错什么错？强什么强？敢情你们定工资时将我复员费也考虑了，那是老子拿命换来的，怎么能考虑在内。你也眼红啦？”
　　富贵向陈乡长要求重新定工资。陈乡长说：“我跟潘书记研究研究。”富贵跟潘书记提这事，潘书记说：“这不可能，人家乡的民兵营长都是这工资。”富贵说：“人家乡的民兵营长也是战斗英雄吗？”潘书记说：“这你不是已拿了复员费了吗？”富贵一听又拿复员费说事，就光火：“全他妈逼盯着我的复员费呢！”潘书记拔脚就走人，心想这个张富贵真是个十三点！骂人竟然骂到老子头上了。富贵的工资最终也没加得成。
　　富贵搞民兵训练确实是一把好手，也认真，要求严格得过了头，老拿正规部队的军训要求说事儿。时间一长，所有的民兵都有了意见。民兵也没有钱拿，不过是记个工分。这事儿，本来也就是各乡各镇的面子活儿，应个景儿的，哪能像富贵那样当真事儿。但大家都不敢说呀！有的人迫于他是战斗英雄，有的则慑于他的大块头。
　　但总也有人不怕的，潘书记的侄儿潘小三就是。富贵喊“卧倒！”潘小三刚穿了一件麻纱布的香港衫，就不肯卧，富贵走上前去就是一脚，正踢在他的卵子上，第二天就已肿得像猪卵泡。这下就闯了大祸，潘小三与几个挨过打、挨过踢的民兵联名告到县上的民兵师，告赢了，师上说张富贵是军阀作风。后来又有人反映富贵当着妇女的面撒尿之类的烂事，于是就将他的民兵营长给撸了，28块5毛也黄汤了。
　　富贵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生意，日子没过上两年，这个家就散架了。新媳妇的肚子没有膨起来，刚进门时一个雪白粉嫩的美人儿，几年下来竟被折腾得黄皮寡瘦，像得了痨病似的。媳妇儿贪图坑他的钱接济娘家兄弟上学，也就忍了。当复员费很快就被坐吃山空时，媳妇忽然一天就失踪了。费平和兰姑娘派人去找了几回，娘家把人藏了起来，却反咬一口向费家要人。那媳妇的娘家离镇子十多里地，也不能天天去要人，一年半载，心也就淡了。传说那媳妇后来跟了个小白脸的浙江人跑了。
　　富贵穷了，名声也坏了，再也没有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这样一个缺斤少两带钩子的呆子，此后的富贵一直当光棍了。
　　富贵除了没有生活能力而外，也没有社交能力，不会拍马屁，不会拉关系，自从民兵营长被罢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起初，在县复转军人安置办的压力下，乡里、村里的干部还隔三差五地来嘘寒问暖的，富贵从不给人递上一根烟，也不给人泡上一杯茶，最多就让个坐。不会说“谢谢领导关心”之类起码的客气话，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讲上甘岭，说什么老子是枪林弹雨过来的；动不动就骂骂溜溜的，说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日子一长，他将所有的干部全都得罪了，所有的干部也全都将他冷落了。潘书记自己就有话撂在那儿：像张富贵这号人，放在旧社会不是土匪也是贼胚，屙屎也要离他三尺远。
　　富贵最后的下场是给老虎灶挑水，计件工资，挑一担水两分钱。这个工作只要力气大，挺适合他。当富贵肩挑着一对杉木大水桶，露出一身剽悍的腱子肉，吆喝地走在大街上时，那是任何人都得给他让道的，即使是潘书记对面走过来他也不买账。潘书记招呼说：“富贵挑水呢？”他鼻子一哼，全不理睬。潘书记倒闹个老大没趣，赶紧给他让道。两人刚一擦肩而过，富贵回头就骂“狗日的”。潘书记当然是听到了的，虽然抱定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从此更不关心了，即使当街走过也是避开的。于是乡人们都说潘书记这么大的官在全乡就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张富贵。这话传到富贵耳朵里，富贵当然很得意，可传到潘书记的耳朵里呢？心里就更不得劲了。于是连同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后慰问军烈属，潘书记再也不在张富贵家露面了。每年的拥军优属活动就再也不邀请费平与兰姑娘了。下面的人见书记是这个态度，谁还把这个过气了的战斗英雄放在心上。
　　每天，太阳还没落山，富贵就收工了去小酒馆喝酒。总是一个人喝，从来不请人，也从来不被人请。在这个充满势利的小镇上，富贵没有一个朋友，没人看得起他，他也看不起别人。一碟子兰花豆，一盘子猪头肉，半斤装的土烧，就把这个汉子一天的劳动所得花得精精光光，人也就醉得摇摇晃晃。
　　醉醺醺的富贵扛着一条桑木扁担行进在街上，自己给自己喊着口令“一、二、一”、“立正”、“稍息”、“正步走”，一付军人的标准步伐就在碎石街面上嘎嘎地响起。一会儿，又扯起嗓子唱起“我是一个兵”，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声如水牛壮如猪。忽然又大喊一声：“卧倒，匍匐前进，”那笨重的身躯就义无反顾地往大街上一甩，摸爬滚打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引得围观的人群响起一片起哄的叫好声。这叫好声对富贵而言就是“加油”，是党和人民的鼓励，更激发了他的表演欲。表演着，却又从裤兜里掏出半小瓶烧酒来，咕咚，咕咚，仰着脖子往下灌。当瓶子里再也倒不出一滴酒时，就将瓶子往街面上使劲一甩，大声喊道：“美国鬼子，看我手榴弹！”随着一声响，富贵哈哈大笑起来。
　　有时，他就这样借着酒劲在街面上睡了过去。